陶瓷兔子

初二那年，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离开生活了13年的南方小城，转学到西安。

变化来得太突然，只有一所普通中学愿意接收我。我的班主任从近视镜上方的空隙中瞅我：“你就是那个从黄冈中学转过来的女娃？”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她笑了一下：“给你个班长，你来试试吧。”

我妈觉得老师很照顾我，我能更好地融入新集体。我妈还挑了一包最贵的糖，叮嘱我一定记得分给大家。我被我妈的乐观所感染，也开始兴奋地规划起新生活。

可我们忘了同一件事——树敌莫过于捧杀。当我给大家发糖的时候，一个女孩将我给她的糖拨到一边，半是挑衅半是轻蔑地说了句什么。我初来乍到，陕西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只好硬着头皮用普通话回问：“你刚才说什么？”

“连话都听不懂，还当班长呢，丢不丢人？”这次她换了普通话大声说出来，跟她关系好的几个人立刻发出起哄的嘲笑。事后，我同桌悄悄告诉我，那个女孩就是之前的班长，干得好好的，老师却连招呼都没打就换了人，这才拿我出气。

开学第一天，我就已经树敌，而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个开端。

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总习惯使用方言，我因为听不懂，只好在课上低着头看书做题。两个礼拜之后，她把我叫进办公室责问：“上课为什么不听讲？你是对我有意见？”我小心翼翼、表达了自己听不懂方言的事实，可换回的不过是一句：“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别人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别以为自己是好学校转过来的就矫情！”

我沒法儿辩解，只好花更多时间预习、复习，可对一个刚满14岁的小孩来讲，靠自学能理解的内容毕竟有限。我一向引以为傲的数学成绩开始不受控制地下滑。

数学课上，班主任在黑板上出题让我和另一个同学上去解答。那个同学在我身边运笔如飞，我却一点头绪也没有。背后同学们的视线像是个放大镜，而我就是那只被聚焦对准阳光的蚂蚁，只觉灼热，却半分动弹不得。

下一秒，我就被班主任揪着校服拉到了讲台前。她一手拉着我，一手用板擦敲着我的肩膀，“好学生，这就是黄冈转来的好学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你怎么配当班长？”

板擦敲得不重，但每敲一下，都会有五颜六色的粉笔灰扬起来，落在我的头发和校服上。因为我的出现而被剥夺了职位的前班长，在下面附和着班主任大声起哄。我落下泪来，却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嫌弃：“我说错了吗？你还有脸哭！别以为你是名校来的就了不起。反正我讲课你也不听，以后上数学课就给我站到走廊里去。”

我的自尊像是一颗掉在地上的紫葡萄，被她毫不留情地踩出黏腻的汁水。我对学校的厌恶感很快从数学蔓延到其他科目，各科成绩一跌再跌，而我也成为班主任每次班会上都会拿来批评的典型。前班长笼络了一群亲信，整天对我冷嘲热讽。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那时又没有手机，每天晚上都是哭着入睡。学校的顶楼都上了锁，我就在放学的时候仔细观察校门口的车流，思考着冲进去就能一了百了。现在想来有多幼稚，那时候就有多想死。就在我第N次站在路口看着车流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喊我，我回头看到体育老师老张。

老张快50岁了，身板像座铁塔，总是不苟言笑，上课除了不得不开口的指导，一句话也不多讲。

他叫着我的名字，而我像是有好几百年都没听到过有人叫我的名字了——同学中没人理我，老师们说起我都直接用“黄冈来的”指代。可我不叫“黄冈来的”啊，我也有名有姓。

粗线条的老张大概不明白，他不过是叫了我一声，我为什么就站在马路牙子上哭成了泪人。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看着我一边哭一边跑远了，自己也就回了学校。第二天上数学课，我又像往常那样被罚站在走廊上，老张慢悠悠地踱过来，示意我跟他走。

数学课常是早上的第一节，操场上还没有班级来上体育课，整个操场空空如也，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和远处教学楼里依稀的书声琅琅。

“跑跑吧。”老张说。不等我回答，他就在我前面自顾自地跑起来，速度不快，在等我追上去的样子。可当我追上他的时候，他又总是一句话不说。

老张以“培养体育特长生”为借口，帮我逃过了丢人现眼的罚站，他很少开口说话，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沉默着在操场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老张开始给我带书，一开始是门口报刊亭里《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然后是《哈利·波特》，再是《飘》和《百年孤独》。我不知道那些书我看懂了多少，可它们像一架通往光明的天梯，一点点引领我走出眼下的泥沼。我幻想自己是《基度山伯爵》里的唐泰斯，咬牙想着如何报复班主任和那些诋毁我的人。

我的基本功不差，在摆脱了情绪的困扰之后，成绩迎头赶上并不难。连着两次月考，我都考了第一名，联考的时候更是甩了第二名30多分。校領导安排我在升旗仪式上讲话，我走下来的时候迎上班主任尴尬又虚伪的笑容，她说：“我一开始就说你有出息，毕竟是黄冈来的，还是不一样。”

那是我曾经无比渴望的肯定与赞扬，可现在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在学校不跟任何人说话，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与难过。秋微有句话说得多好啊：“孤僻和孤独是不一样的，孤独是没人能理解你，孤僻却是因为有更厉害的人能理解自己。有些人生活在孤僻里，却一点也不孤独。”

再后来，我成了我们学校那年唯一考上省重点高中的学生。我拿着通知书去找老张报喜，但他不在。我这才意识到我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地址、QQ号，什么都没有。

新来的老师告诉我，老张离开这里去上海陪女儿了，本来前一年就说要走的，都已经给学校递交了申请，却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再也没见过老张，再也没有。无论我怎样在同学聚会上抓着每个人打听，无论我在当年大火的校内网上发起了多少次寻人启事，他就像一滴水珠融进大海，万人如海一身藏。

因而我也从没有机会对他郑重地说声“谢谢”，或者跟他确认当年留下是否因为我。我甚至开始一点点地忘记他的长相和神情，记忆中唯一鲜明的，是我们一前一后在操场上默不作声地绕圈，是他面无表情地把一本本书塞给我。

那是我对老张所有的记忆，也是我对中学时代最好的记忆。那个为我推开一扇门的人，已经转身走掉了，而我将会沿着他打开的那条路，永远步履不停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