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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宗教信仰

2019-11-16鲁瑞生

青年时代 2019年26期
关键词:藏传佛教宗教信仰道教

鲁瑞生

摘 要:连城鲁土司自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投降明朝以来,相传19代,总共561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鲁土司家族利用宗教,从思想上控制辖区民众,使鲁氏家族的世袭特权在当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處属于天命神授;为了崇佛,鲁土司家族出巨资在连城及永登范围内修建了很多藏传佛教寺院,保存至今的有连城妙因寺、显教寺、海德寺、红城感恩寺。鲁氏家族虽为蒙元旧吏,对藏传佛教极为崇信,但藏传佛教并不是鲁氏家族的唯一信仰,道教在鲁氏家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连城鲁土司;宗教信仰;藏传佛教;道教

土司制度是我国元、明、清王朝在边疆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具体说是各封建王朝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实际上在元之前,各封建王朝就对边疆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授其首领以世职,使之荫袭,对王朝有纳赋、服役的义务,其部族实行自治,如汉、魏的归义王、侯,唐朝的“羁縻”州郡等。到了宋朝,仍然采用“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即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封以官位,授以名号”,通过土官管辖当地人民。

明建立后,继承了这一政治制度,对蒙藏各族的归附者,多以原官授职,以本族首领统治本民族,给以符印,父子世袭,称为土司,并确立了承袭、等级、考核、贡赋、征发等具体办法。这些土司在辖区内统揽大权,有的土司还担任了流官,但其土司的身份不变,辖区由其子孙管辖。

清初,清政府想方设法招抚各地土司,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由于西北土司没有发生过叛乱,且在镇压人民反抗上有功,再加上较西南土司势力较小,所以清朝不仅保留了土司,还设置了一些新土司。因此,清朝西北土司的数目,不仅不比明朝少,反比其更多。史料记载,在甘肃有大小土司四十二个,其中在今永登县境内就有土司十二个,以连城鲁土司为最著名。

鲁氏家族为蒙元旧吏,且久居西土,对藏传佛教极为崇信。他们积极迎送高僧、建寺、广做佛事,祈佑家族永久世袭特权。他们通过这种行为在庄浪一带建立自己的统治威信,使鲁氏家族的世袭特权在当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是天命神授的,从而树立起至高无上的家族威信,当地人民对鲁土司家族也敬畏有加。为了崇佛,鲁土司家族出巨资在连城及永登范围内修建了很多藏传佛教寺院,保存至今的有连城妙因寺、显教寺、永登县的海德寺、红城的感恩寺以及东大寺、西大寺、嘠哒寺等。

妙因寺始建于明初,称西大通寺,藏语称“代塘多吉羌”,汉译“大通城金刚持寺”,系三世土司鲁贤为其弟刺干罗竹思所建,竣工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赐名大通寺,后改名为妙因寺。妙因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院坐北朝南,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鹰王殿、科拉殿、古隆官殿、塔尔殿、万岁殿、禅僧殿、德尔经堂、大经堂。

德尔经堂,又称大玻璃瓦寺,歇山顶,配以绿色玻璃瓦,堂皇耀眼,彩绘斗栱,色泽斑斓,建筑面积约二百平方米。殿内有西方金刚首菩萨等三佛,两旁对塑千手千眼佛和八菩萨、二护法的塑像,壁上除四大金刚彩色壁画外,排列有71尊小佛塑像,四周为存放经卷的经架。殿门有对联曰:“昙花着雨龙归钵,贝叶翻风虎听经。”殿外两侧的砖雕颇为精美,为明代所制。

大经堂在德尔经堂的西面,重檐歇山顶,平面长26.5米,宽22.3米,四周有廊,廊柱36根,南北各有25个小转轮。堂内有立柱18根,顶棚为彩绘方格天花板,共367块,西面中间原设有讲经床,旁设宗喀巴、达赖、班禅三座塑像,可容八百喇嘛念经。

万岁殿重檐歇山顶,面积180平方米,殿顶是多采藻井,殿内塑像原有释迦牟尼、阿难、伽叶、文殊、普贤、八大菩萨及倒坐观音。明代供有朱元璋画像,清代供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三壁和过廊满绘彩色壁画,内容为释迦牟尼生平故事。

鹰王殿歇山顶,面积51.2平方米。原有“敕赐”匾额和“不二门中云结彩,三千界里雨飞花”对联,旁立哼哈二将塑像,中有鹰王画像和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探花黄谏撰《敕赐大通寺碑记》的石碑,已于1958年毁坏。碑文有云:“自佛教未入中国,而斯理已具人心。盖自惟皇降衷,而人莫不有斯理,奈气禀习俗之所移,而皆不知是理之在人心者耳。迨尼父明圣道以诏后世,子舆言仁义以淑人心,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佛之教未现也。去圣人愈远,人心不古,而于此理宜然不知所从向。至汉魏以降,佛氏之教兴,人多弃彼而事此矣。然佛之教以空虚寂灭为宗,以戒定惠觉为本,以不杀、不淫、不盗、不妄、不饮之戒为用,盖欲导人去此不善而行乎善,是亦造理之捷径,而宜世人靡然而争趋之也。是教流传自西域,故西域之人事之尤笃。圣朝有天下以来,以释道二教不可偏废,故既设官以领其事,而又创建寺院以崇事之,而西土之寺宇,比之他郡尤盛。庄浪大通河桥驿,乃土佥右都督府事鲁贤之故里也。公之弟刺干罗祝思,自稚年萌善心,早成教戒,行甚谨,而人多敬慕之。比以兹土灾旱相继,遂于所居之傍建寺,以为修禳之所。其工匠之值,木料之具,与凡费用之所需,皆取给于都督公,而公亦任之不辞。越一载工完,是以大殿、山门、库院,靡不备具……正统壬戌冬,始之于朝,得赐名为大通寺……”

妙因寺内原有铜佛像三尊,各高三尺,是由青海寺院得来的。铜佛像一尊,高一尺五,是由永登县城佛寺搬去的;铜质筛金佛像一尊,高一尺五,俗称“金佛爷”,原产西藏;化石一对,状若青狮、白象,石质细腻,形态逼真,是清代复修古隆官殿时由地下发掘的。妙因寺在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中颇有地位,每逢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前来上香朝拜的群众多达万人,五世班禅、六世达赖、七世达赖都曾在妙因寺作过佛事。

东大寺坐落于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赛什斯镇,历史上曾称为“大通大寺”,因地处鲁土司府邸东,所以称为东大寺,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由出生于鲁土司世家的僧人鲁嘉·喜饶尼玛主持修建。喜饶尼玛因排行老三,百姓便称之为“三太爷”,他幼年出家,少年进西藏学习佛法,被五世班禅封为堪布,世称鲁嘉堪布,至今已传有九世。历史上许多萨迦派和噶玛派高僧大德莅临东大寺,并赠送了许多佛像、经文和佛塔等。东大寺兴盛时僧人近千,曾设有哲学院、续部上院、续部下院、医学院四大学院以及木版印经院,是当时华锐藏区香火旺盛的藏传佛教寺院。

显教寺修建于明永乐年间,成化年间增修,现存有山门、金刚殿、大雄宝殿等明代建筑遗存。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宿白,在1995年到显教寺考证时,说显教寺“是花教寺院,河西地区的早期建筑”。红城感恩寺,又名大佛寺,位于永登县红城镇永安村,由五世土司鲁麟于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修建,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竣工。感恩寺建筑群坐北朝南,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分别由山门、碑亭、垂花门、力士殿、天王殿、地藏殿、玉佛殿、菩萨殿、护法殿、大雄宝殿和厢房组成。

鲁氏家族虽然是蒙古族后裔,崇信藏传佛教,但藏传佛教并不是鲁氏家族的唯一信仰,鲁氏家族在崇信藏传佛教的同时也非常推崇道教,他们推崇道教的方式就是修建道观。鲁氏家族修建道观从五世土司鲁麟开始,六世土司鲁经、七世土司鲁东时修建道观最盛,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明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道教,从朱元璋开始,便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明朝16任皇帝中明世宗是最推崇道教的一个皇帝,他登基做了皇帝后,一反过去历朝历代佛道并重,或推崇佛教超过推崇道教的传统,毁佛寺逐僧人,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扶植道教发展,对道教的推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风气下,鲁氏家族虽地处西北,仍积极崇道,在连城一地兴建或重修道观。

在连城地区由鲁氏家族出资修建或重修的道观有很多,如元真观、雷坛和永登县城的城隍庙等。雷坛位于鲁土司衙门建筑群的西北侧,是六世土司鲁经及其子鲁东于明嘉靖年间所建。原有山门、过殿、大殿、厢房等,坐北向南,占地面积1617平方米,现存过殿和大殿两座建筑。大殿内东西两侧的前部各绘有雷部神庞、刘和苟和毕四大元帅。东壁有落款:“大明龙飞嘉靖三十四年岁次乙卯正月二十二日起首,八月十五日完毕,吉祥如意。”西壁为:“钦差前军督都府同知鲁经,男鲁东修缮。”大殿门刻有对联:“掌卅六部之赫权长生保命众姓同登寿城域,司亿万物之造化施雨行云连城共享丰年。”

元真观在连城北,始建于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观内原有《重修玄真观碑记》。根据碑文记载,玄真观由第五世土司鲁麟在明弘治七年修建,第六世土司鲁经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重修。

城隍庙位于永登县城西,有《重修城隍庙碑记》:“卫旧有庙渐倾颓,总镇鲁公经之仲子锦衣东捐赀鸠工,经始甲寅二月,迄孟秋落成。”城隍庙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二月重修。城隍庙座北朝南,一进三院,主体建筑有山门、过厅、钟鼓楼、城隍殿、瘟神殿、后寢宫及眼光楼,山门外有牛头、马面塑像,过厅有监察御使包节所写的碑文,各殿有城隍、瘟神及眼光菩萨塑像,城隍殿东西配殿内有十殿阎君画像,山门对面为戏楼和看楼。

综上,鲁土司的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但藏传佛教并不是鲁氏家族的唯一信仰,他们推崇道教,也保留了原始的祖先崇拜,在其祖先堂里不但供奉着鞑靼三公,也供奉着关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维护鲁氏家族的世袭特权,把世俗的统治特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鲁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宗教三个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庄浪一带显赫之极,成为著名的土司家族,维系了近五百年的历史。

参考文献:

[1]司马迁.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周树清.永登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4]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杨善德.连城胜迹考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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