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璇/黑龙江大学

一、时代背景

米 歇 尔·福 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一名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从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尽管如此，福柯一生对马克思主义仍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愫，毕竟当初他确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道理的学说”，但是，他的著作表现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批判。在一次访谈中，福柯曾谈到，他和前一代人距离已经非常遥远，这种疏远感不仅仅是一种代际之间的感觉，它也传达出了法国知识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那种错综而微妙的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及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严重打击了法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们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厌恶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纷纷脱离法共，疏远马克思主义，结果，知识界发生了脱离政治，转向学术的普遍趋势，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语言学等表面上摆脱了过度意识形态的学科受到青睐。因此，结构主义取代了人道主义，成为了50年代末学术界的主题。福柯的思想尽管表现出了独特性，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法国思想界变迁这一背景。从福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对尼采的哲学并不感兴趣。1975年，福柯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规训与惩罚》，一年半之后，《性史》第一部《求知意志》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福柯讨论了权力及其运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为人们观察和理解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权力体系如何维系我们的社会

《规训与惩罚》这部著作是福柯运用系谱学分析权力—知识机制的最重要成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监狱的诞生”，福柯的意图是通过揭示西方社会监狱历史和监狱制度发展的历史分析，揭示权力体系是如何维系我们社会的。对犯罪者从惊心动魄的肉体惩罚到实行由在心灵、精神和意志上造成影响的灵魂控制所取代，这个“人性化”的过程将人的身体直接包含于政治领域内，名目繁多的社会生活心理科学日益介入惩罚活动，产生了“身体政治学”人的身体受到各种权利关系的控制、训练和折磨，权力通过灵魂来控制身体。福柯以为，权利和常识之间是一种彼此包含的关系。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得之于历史，不如说得之于现实。福柯从不讳言他对历史的研究就是撰写关于现在的历史，所以他对历史的分析与批判也是对现实的分析与批判。

三、话语是生活实践中最直接，最有力的表现

福柯处于西方哲学中认识论转化为语言学理论的时代，并正视语言在生活中的影响。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为没有真正的工具，只有语言，我们在谈论语言，我们在用语言谈论它。”福柯夸大语言对人类的限制。只有遵守说话体系自己的规律，人们在生活中的表达和交换能力才有用。否则，它就是一个愚笨的猜想。在他看来，不是人们在说话，相反，语言是人，因此人类创造，占有，统治和使用语言的传统主体性被解构，是语言建构了人的本质。只有重复的语言构成了历史的“现实”和人类的“本质”。另外，语言有自己的规则，相同的事实和变化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类延续的质疑构成了福柯的话语理论，探讨话语，常识，真谛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话语已成为人们认知和阐发问题的干涉点。促进人们重新认识和体验现实的生活世界。

福柯以为，话语组成进程受制于“一套匿名的历史法则”，它决定了话语活动，如话语和观点的互换方法，和潜在的方法请求话语实践。福柯选择了一种“常识”观点来表达这类比话语更深入的存在，或称之为“历史条件”。［1］它决定了一个时期的话语模式，包括人们感知，明白和接管的方法。德里达认为，“话语中心主义”与“在场形而上学”相结合的“逻各斯中间主义”统治西方达2000年之久并成为一切二元对立的泉源。其焦点便是言语与笔墨的对立。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语言被分解为“言语”和“文字”两部分。在古典主义时期，以“复制”的方式，一种象征性的秩序被用来复制另一个社会的象征秩序；在当代社会，人类的“非自愿结构”被用来构建社会的知识形态。这种包含相互对立因素的二元性导致人们对人类认知，理解和接受世界的怀疑。他认为，在每个时代，知识都限制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知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福柯提出了四种方法，并且用这四种方法来管束话语的产生和实践。首先是社会排斥，例如一些社会禁忌，使用“寻求真实意愿”和“寻求生命意志”的制度来形成一个系统。通过构建社会允许的词语来拒绝或压制其他话语。二是诠释现有话语，以弥补和诠释话语的“真实”内容，如历史的诠释和弥补。比方，“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历史，所有现代历史都是历史：”第三，利用说话者施加限定，请求并规范其公道利用话语，比如某些社会轨制和轨制请求，这限定了话语的具体表达。第四是社会话语的实施，如社会教育，它以知识和权力的整合为基础，维护和修改社会对话。

生命话语形态既没有被统一在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中，也没有被统一在先验主体的先验当中，或胡塞尔供给的付与意义的主体当中，或者经验的统一当中。我们所归于话语形态的连贯性类型接近于—背面我们将指出带着差异—表示在福柯在“分离中规则性”中所说明的“话语形态”观点特色的工具。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否认了关于同一话语形态的四个原则—归于同一个工具；叙事出产中的共同风格；概念的持久性和归于共同的主题。

福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本质的思考是在非总体化的、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中进行的，他反对传统的宏大框架中认为权力的本质是压迫性的观点。福柯钻研的结论是权利是分散性的、不确定的、形式多样的、无主体的和生产性的，它组织了个体的躯体和认同。福柯认为，以法权模式和经济学模式为代表的现代权力观，都不能真正揭示权力的本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权力的解释就属于以经济学模式，它以还原的方式把权力归属于阶级统治和经济上的必然性，因此遭到了拒斥。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把常识观为解放力量的概念，而是夸大常识和权利的不可分割性。他用后现代的微视政治代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阶层对峙的阶层斗争模式。他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词汇如自由、解放、意识形态、革命等几乎都予以拒斥。

五、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从未形成统一的哲学，它们寻求的是“差异”，如果说他们有共同性，那么，对差异的追求就是它们共同的语境和目标。这一点，我们从德里达和福柯那里，也有类似的感受。从学理上来说，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几无共同之处，而且相互之间也几乎没有共同的论题，但在精神气质方面，他们又体现出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那就是对传统和现实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现代知识状态这一全新的语境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开辟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空间。在启蒙时代，现代性依赖于知识—权力的共生而得以确立，掌握知识的人能够获得比其他人更大的权威，因此，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和启蒙者。

福柯从知识—权力的系谱学角度对医院、监狱、犯罪等被传统学术边缘化的一些论题进行探讨，消解了知识、理性的神圣性，揭示出了被现代理性建构为同一性的本质断裂性；德里达则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他诉求差异来解构逻辑，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应用于日常斗争，在实践中践行其后现代精神追求。在后现代状态下，常识和真谛成为话语，愈来愈成为相对常识者来讲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迁移转变的启动者，为70年代以后的各类新马克思主义门户供给了理论和方法论。它夸大差别比统一性更主要，以偶然性匹敌必然性，否决所有意义、素质、逻各斯、理念，全方面否定所有理性主义，请求消解二元思维方法。它以激进的方法解构了传统哲学，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强烈的批评，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且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