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彧 (湖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电影《别让我走》改编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同名小说，2010年由顶级MV导演马克·罗曼尼克搬上大银幕。影片上映后获得诸多好评，其艺术影响力得到高度认同:获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题名奖，第10 届凤凰城影评人协会奖三项提名。综观《别让我走》的叙事设置，电影立足于克隆人特殊群体，在对克隆人定制型人生轨迹的叙事中，制作者突破科幻电影“自由主旋律”模式，将对宿命论主题、身份寻求和价值追问等内容的思考通过电影形式艺术地展现了出来。在细腻、悲情、发人深思的叙事中，在美丽、伤感的电影画面以及演员高超表演的推动下，电影流畅地利用多种叙事模式，构建一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的独特的克隆人世界。

一、对科幻电影自由主旋律的突破

科幻电影通常以描写神秘现象、超能力、离奇惊险的故事为主体内容，以严密性、逻辑性和趣味性为主要特色，打造打动观众并引起共鸣的自由主义主旋律，如《机械姬》和《西部世界》等人气甚旺的科幻影视作品，讲述的都是关于争取自由和逃亡的故事。《机械姬》中的智能机器人为了摆脱人类的奴役，骗取人类信任并设计囚禁人类工程师，随后逃跑并成功融入人类社会。 《西部世界》中人类通过改装真人，制造出供人类消遣和任意屠杀的娱乐工具 “人造人”，当自由意识被唤醒后“人造人”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逃亡[1]。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电影，《别让我走》突破科幻电影弘扬自由主旋律的藩篱，片中的克隆人遵循“长大—捐献器官—死亡”这个设定型、程式化和工具性的存在轨迹：克隆孩子生活在幽静的寄宿学校，看上去他们的生活似乎跟真实人类无异，经历着青春期的躁动、爱恋、孤独和分离，成年后的克隆人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捐献器官直至生命终结。

争取独立自由是科幻影视作品最常见的主题，逆强大独立自由主潮流而行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一经出版便惊煞世人。电影对小说主题的恪守正是用“伟大的情感力量，让我们跨越了虚拟与现实世界的深渊”(1)2017年10月石黑一雄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给观众留下思考：逃离是克隆人的出路吗？然而整部电影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克隆人的认命，无计可施，世界的无处遁逃，个体生命的默然反抗和对尊严的无力呵护。电影中汤米、凯西、露丝并未选择逃跑的设定是最为高明和贴近现实的处理。在既定的存在目的和功能面前，克隆人的逃离毫无意义，逃与不逃没有任何区别。在电影故事的预设背景里，人类严格控制着克隆人的思想：从小灌输逃跑没有好下场、捐赠器官是一种使命的逻辑。在无数次被洗脑之后，凯西他们习惯并接受被设定的身份。人类对克隆人的认知更是从根本上毁灭了克隆人的自由意识，克隆人是被创造出来的、没有灵魂只能提供器官的类似于怪物的人造生物。电影里夫人见到克隆孩子们时流露出“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唯恐(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会意外地触碰到她……她怕(他们)就如同有人害怕蜘蛛一样”[2]39的表情；当汤米等一行克隆人在市中心寻找本尊(2)“本尊”指制造克隆人所需要的DNA的提供者。时，西装革履的人类抛来鄙夷眼神；凯茜和汤米与夫人再次见面时，夫人 “一下变得僵硬起来——就像有两只巨大的蜘蛛向她爬去”[2]276的反应。所有这些让克隆人意识到在人类眼里他们不过是无灵魂的物品，而自由跟物品无关，何况戴在手上的电子手环在无间隙地监控着克隆人，让他们无所遁形。影片里年轻克隆人的死亡剥离了凄美和浪漫，成为人类对其程序化设置中的一个步骤，犹如格式化硬盘，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电影对自由主旋律的舍弃和对宿命论的顺从让观众陷入深思：自诩最智慧的人类缺乏对其他非人类生命个体的尊重，克隆人面对宿命的无奈与观众面对生活中诸多问题时的束手无策构成强烈的情感共鸣。

二、对宿命的逃避与反抗

《别让我走》给观众带来强烈震撼的是对克隆人定制型存在意义、程序化生命历程和格式化生命结局的叙事设置。生活在寄宿学校的克隆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来自哪里，却被警告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六七岁的时候开始了解并学习接受克隆人身份，在洗脑式信念灌输后获得自我认知：捐献器官直至死亡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和命运，长大后他们不从事任何工作，只须等待开始捐献器官，在第三或第四次捐献时失去生命。

电影片头显现的系列DNA数据，把观众带入医学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幻时代，那时人类寿命已经超过100岁，器官移植可以治愈任何疾病。电影语境告诉观众一个既成事实：人类创造克隆人的唯一目的在于获取他们的器官，为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供体。接着故事在女主角凯茜.H的回忆式讲述中慢慢展开: 英格兰乡下绿树草场的原野风光、青春的人物、淡雅的服饰最先给观众文艺片的错觉；随着凯茜舒缓平静的叙述，惨淡故事逐渐展开，压抑和灰暗的主基调让观众开始认真对待克隆人命运的科幻主题；当电影前设问题的谜底最后在凯茜和汤米拜访夫人的对话中揭开时，当故事在汤米的离世和凯茜即将开始的捐赠人结局中落幕时，观众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克隆人悲剧命运的无法逃避性[3]。影片在貌似简单的形式下掩藏着复杂的内涵，它将克隆人难以名状的困惑和经过洗脑教育后的行为完美地整合到故事情节之中，以幻想替代现实，以寻找爱情来宣泄心中的压抑。露丝在第三次器官捐赠前把死亡当成摆脱痛苦的谈话内容；面对死在手术台上的露丝，医生冷漠地关掉标示生命终结的心电监护仪，电影镜头转向玻璃门外毫无表情地观看这一切的凯西；凯西和汤米通过多种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企图获批延期捐赠器官，得知缓捐只是一场谎言的汤米站在黑夜中无望地哭吼并最终死于第四次器官捐赠的结局；在富有悲剧色彩的主题音乐烘托下，凯西站在黄昏的晚风中凝望黑尔舍姆学校旧址，影片在凯西平静的告白中走向剧终：她已经接到捐赠通知，一个月后开始第一次捐赠。然而在宁静中结束的电影故事透露出的悲凉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对凯西他们在宿命面前的无力反抗和消极接受充满了怜悯和不安。

三、徒劳的身份寻求和价值追问

小说《别让我走》节奏缓慢，凯茜的回忆并没有严格遵守时间顺序，但琐碎的叙述逐渐为读者解惑答疑。克隆人关于“我是谁”的谜底在拜访夫人的对话中揭开，克隆人用艺术和创造力证明爱情，用爱情赢得生命延续的努力是一厢情愿的臆想。电影借助艺术化处理，有效地折射出克隆人的身份寻求、价值追问等伦理诉求的主体愿望。

电影《别让我走》的片名源于片中多次响起的同名歌曲。少女凯茜抱着枕头跟着音乐的节奏在宿舍起舞，视觉和听觉的叠加让观众对歌曲的理解同步于凯茜: 有一个女人，别人告诉她终身不能生育，她终于有了小孩，她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害怕被拆散，所以她一直唱着“宝贝，宝贝，别让我走”。枕头是婴儿的象征，被人类制造出来的、不具备孕育生命能力的凯茜是悲哀的，音乐的运用把电影带入一个高潮，实现电影人物和观众的情感共鸣。

那盘录有《别让我走》歌曲的卡带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串起三位主人公的感情经历:磁带莫名失踪，露丝尽力帮助寻找，这是少女友谊的见证；成年后汤米帮凯茜寻找并购买一盒相同的磁带，这是爱情的见证。珍藏—丢失—寻找的过程折射了克隆人身份伦理的臆想和幻灭:失去磁带是外力对臆想的撕裂，重新获得暗示着凯西和汤米在友情和爱情的支撑下获得逃避宿命的意愿，夫人残酷的现实告白彻底击毁他们的奢望与努力，回归到器官捐献者的本位。谁能“别让我走”？这是人类科技进步带来的伦理困惑，露丝、汤米的死亡也许能给观众提供答案。

身份和存在价值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有着与人类相同的外貌，并被证明具有思想、创造力和灵魂的克隆人却不具备身份。电影里的克隆人是没有姓氏的，他们是凯茜·H、汤米·D 。人类社会里姓氏代表个体的独特性和他与社会、历史、家族的联系，克隆人编码式姓氏是人类对他们物化处理的结果，是对他们生命起源和社会身份认同的阻断。通过社会信息的附加，这种姓氏如同烙在奴隶脸上的烙印，让克隆人成为具有“驯服的身体和臣服的主体”的社会无意识的存在[4]。即便如此，克隆人仍然期望通过寻找“本尊”获取前世今生的蛛丝马迹。电影艺术地处理了露丝寻找“本尊”时的场景：露丝和朋友双手挡住眼侧余光，脸贴玻璃窗好奇而羡慕地张望在旅行社里工作的人类。这个画面与《弗兰肯斯坦》中怪物透过玻璃窗窥探普通人家的生活情节构成互文。虽然电影画面中的克隆人青春靓丽，但自然人抛过来的鄙夷眼神告诉他们在人类眼里自己只是源自渣滓、归于废物的医疗用品。当露丝在色情杂志上找到自己可能的“本尊”之后，她真正明白克隆人本来就是照着渣滓做的，所以才能被轻易抛弃，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只是有用器官组合而成的肉体器件，供人类任意拿取，捐献健康器官是他们存在的唯一功能。被允许的性生活是为了促进器官发育，却不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这是对克隆人无根性、无繁殖性、彻底工具化最为有力的表达。然而主人公凯西在宿命面前采取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中也夹杂着淡淡的、几乎被埋没的向上的力量——谦卑而自我地向前走；露丝在第三次器官捐赠前平静地讨论死亡；汤米在得知所谓延缓捐赠时间的谎言后表现出来的愤怒和悲伤让观众看到克隆人对建构身份和追寻自我价值方面的无力尝试。这是电影留给观众无限悲哀后的一丝安慰。

四、结 语

石黑一雄文风细腻而优美，作品表现出国际化的文化特质，蕴藏着极强的穿透力[5]。电影《别让我走》通过恰当的叙事方式，通过演员的表演、音乐和画外音的运用、镜头的交替给观众带来直接的视听感知，在压抑、绝望而又略带唯美特质的电影语境里，把克隆人被出生、被没有前途、被捐献、被死亡的悲催命运推送给观众。透过凯茜凝望黑尔舍姆那片草地时的留恋眼神，观众感受到克隆人对生命、对世界、对彼此的爱与依恋的终结。《别让我走》不同于其他讨论克隆人话题的电影作品，主人公们默默承受悲惨宿命，这种电影主题引发读者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当今社会有关人的创造力和灵魂作用的反思。庆幸的是凯茜在片尾提出“我们的生命，与那些我们所拯救的生命，究竟有什么不同”的质问，让观众在压抑中看到依稀的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许能在平等地尊重一切生命形式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