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府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民族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以本哈德·施林克同名小说(1995年出版)为底本，由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电影《生死朗读》虽然距首映已近十年，但其影响和争论一直不断，其在主题、叙事等诸多方面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让其成为经典，说其已成为反思纳粹罪行的经典之作一点都不为过。它简约的叙事风格并未影响它的丰富性和多义性。经典是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这正是经典恒久的魅力所在。与以往类似题材的电影相比，《生死朗读》与其反思的历史保持了有效的疏离，与以往作品集体控诉和宏观批判迥异，可以说是德国人关于纳粹历史的个人独白。在时空上，电影中的故事跨越了四十年之久，是以一个耐人寻味的爱情故事出现的，只不过女主人公的身份相对特殊，她曾是纳粹女看守，从而因此巧妙地与历史发生勾连。总体上《生死朗读》叙事形式的特点是通过个人故事的讲述参与历史的反思，将历史反思落实于个人情感维度上。

一、日常叙事因素成为叙事主体

首先作为反思二战时期纳粹暴行的作品，《生死朗读》没有此类作品常见的历史因素，没有残忍、血腥的屠杀画面，没有纳粹暴行的直接出场，没有受害人的凄惨景象，而是将历史反思落实于个人情感维度上。其次没有泾渭分明的道德审判结论，而是以年龄悬殊的两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出现，充满温情而又感伤。反思纳粹历史往往离不开确切的道德观念设定，而这部作品试图跳出武断的道德谴责模式，并不急于给出答案，更多的是讲述人物的个人故事，聆听其内心世界，从而引发复杂的伦理思考，是更为深刻和宽阔的叙事风格。

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柏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爱情是在一个36岁的成年女子和一个15岁的未成年男孩之间展开，象征着德国战后隐藏着的对纳粹不同态度的两代人。他们都是普通人，一个是有轨电车售票员，一个只是学生。他们的相处模式是汉娜处于主导地位，而迈克妥协、退让。这一被世俗伦理看作不伦的爱情遭遇了现实的挫折，汉娜为隐藏自己曾为纳粹看守以及文盲的身份，选择悄无声息地出走，爱情无疾而终。再次相见居然是在八年以后审判二战纳粹罪行的法庭上，汉娜是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犯人，而迈克(在小说中为米夏)则是去法庭参加旁听的法学院学生。两人在此以不同的身份再次相见，已是物是人非。

作者没有选择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作为主角，却选择了一个相对弱小的女人站在了被告席上，她仅仅只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女看守，是千千万万在纳粹时代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普通德国人的一员。这就把反思的视角推演到那个时代每一个盲从的个体身上，而男主人公迈克则代表年轻的与汉娜不同时代的新一代德国人。

汉娜因为不愿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是文盲的事实，认下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责。在汉娜心中，似乎泄露自己的文盲身份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可怕，更让她感到压力，她宁愿承认罪行，也要隐瞒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如果迈克有足够勇气，他此时应该帮助汉娜澄清事实，然而，出于对汉娜罪行的谴责以及不愿暴露自己与汉娜的关系，他选择了沉默，最终汉娜被判终身监禁。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影片与爱情无关，或者说不仅仅讲述了爱情，如果是那样的话未免太单薄。正是将爱情故事设置于反思纳粹历史的背景之中，才显示出这部作品可贵的道德力量。

影片中，身体无所不在。迈克和汉娜在一起做爱和洗浴度过了大部分时光。身体叙事在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迈克依据汉娜健壮的身体给她起了小马驹的小名，汉娜真挚地接受了这个命名。除此之外，还有有关身体气味的叙述。迈克婚后总是把妻子的气味与汉娜的气味做比较，觉得味道不对，不是味儿。他努力摆脱汉娜，却永远摆脱不了不是味儿的感觉。他也因此离了婚。对汉娜身体气味的叙述也反映出他对汉娜截然不同的态度。初见时，“她闻起来那么清新，是才洗过了澡，是新洗过的衣服，是方才沁出的香汗，是刚刚被爱过的余味”。[1]186而汉娜出狱后相见的时候，他闻到的却是一个老女人的体臭。这些身体叙事亦是个人叙事主体的组成部分。

二、反思批判主题转变为人性的复杂性追问

汉娜作为二战时期的纳粹帮凶，在影片中并非面目可憎，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忠于职守的看守面目出现。她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完成任务时认真负责得简直丧尽天良”[1]116。除了两人感情中稍显任性以外，没有表现出任何邪恶行为。在与迈克交往的细节上，汉娜表现出她性格任性、蛮横、自以为是的一面，尽管她也并不缺乏女性的温婉和体贴。这种复杂矛盾的性格正是灰暗历史留下的阴影。

在同名小说中，复活节后的一个星期迈克和汉娜一起骑自行车到郊外游玩，一天早上，迈克醒来，临时决定去外面买早点，临走前他特意留了一张纸条。没想到他回到旅馆时，汉娜却大发雷霆，竟然用皮带打了迈克。这种暴力行为体现出汉娜内心的焦灼不安，也许她的内心从未真正平静过。而且，真正挫伤汉娜的往往是因她不识字造成的尴尬场景。正如小说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在访谈中所说，“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1)译林出版社编辑袁楠对本哈德·施林克的专访《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陆志宙译，2005年10月8日。影片导演史蒂芬·戴德利也对那些纳粹帮凶评价说，“像汉娜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人关注过他们而已。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2]

这种对纳粹罪行的态度一度被社会所批评。而导演也为此做了辩护。正如汉娜在法庭上质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这一问句代替所有纳粹时代盲从于暴政、面临道德审判的“平庸的参与者”提出了反诘，它渴求审判者设身处地地全面考虑所有面临的困境，而不是片面地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指责别人。

汉娜的一生诠释着一个背负着罪责的女人捍卫自尊的方式，她为自己不会读写而感到羞耻，感到难为情。她曾在柏林的西门子工作，因为是文盲，她拒绝了西门子的提升而自愿加入了纳粹的党卫队。可以说，她因是文盲而阻碍了正常的晋升之路，也因此卷入纳粹的国家机器，步入歧途。与迈克相识以后，她再次拒绝被从电车售票员培养成电车司机，因为她担心那样会更容易暴露她是文盲的事实，也因此不惜不辞而别离开迈克。她因为不识字，不知道起诉书的内容从而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她不但承担了本不应该由她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背负着那一代人普遍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她只关心文盲身份是否会被暴露，对知识匮乏的恐惧比纳粹看守的身份更让她感到耻辱。这是汉娜自己的真理，也是她自己的道德。在狱中她不断收到迈克的朗读磁带，并学会了识字写字，她展开了艰辛的自我救赎之路。出狱前与迈克的相见悲凉而又绝望，她在出狱前一天选择自杀身亡。也许这是她唯一的最后的救赎方式。

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迈克则同样陷入道德困惑之中。在同名小说中，叙述者是以男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充满着内省和沉思的意味，经常使用反问的句式省察自身。他背叛汉娜，把与汉娜的事隐瞒起来不告诉任何人，最初的隐瞒也许只是始于一个少男对这段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感情的羞耻感，后来则是出于对汉娜纳粹看守身份的否定。他在心理上和身体上背叛汉娜，又无法脱离汉娜的影子，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最终离婚。与电影相比，小说更突出了一些心理细节描写，让这个并不复杂的悲情故事变得丰满起来。

在同名小说中，对于汉娜的罪行，迈克此时的态度是既理解又谴责，可以说是矛盾的。有两个场景值得注意：一是前面提及的迈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对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会，汉娜因为不愿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是文盲的事实，认下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责。迈克此时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有能力帮助汉娜澄清事实，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犹豫不定、柔肠百结，他最终却还是选择了沉默。他之所以这么做，在小说文本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一方面，缘于冷漠。“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我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1]99另一方面，他尊重汉娜的决定。他征询他作为哲学教授的父亲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哪怕这个决定对我们不利。”对汉娜而言，隐瞒自己是文盲的事实意味着更重的量刑，但毕竟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别人无权以善意的名义干涉。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场景是在监狱探望汉娜时，成年后的迈克自私而麻木，再次选择了逃避。迈克来到狱中看见已经白发苍苍的汉娜，虽然承诺给汉娜提供出狱后物质上的援助，他却拒绝与汉娜握手，也表示拒绝了这份感情，这直接导致了汉娜的绝望。

正如克里斯托夫·施扎纳茨在《“我把它一夜读完”》的评论中所言，《朗读者》属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忏悔”。[1]208“汉娜死后几年间，那些老问题一直苦苦折磨着我，我是否拒绝过她？背叛过她？我是不是仍旧对她负有罪责？我是不是因为毕竟爱过她就对她负有罪责？我是不是原应该脱离她、摆脱她？又怎样才能摆脱？有时候我又扪心自问，是否不是别人，而正是我本人，要对她的死负责？”[1]206这一系列问号反映出男主人公背负的精神负累，也代表年轻一代德国人对上一代人态度的矛盾。

三、朗读作为寓言贯穿叙事始终

《生死朗读》反思纳粹历史的同时不乏哲学思考，而“朗读”在文本中占据重要地位。朗读这一较为个体的文化行为象征着汉娜对文学世界中真善美事物的向往，作为文化符号，它天然地与暴力对立，与奴役相左，是汉娜试图超越现实，体现主体意识的精神本源。

汉娜早年因为生计而应聘纳粹看守职位，从而卷入罪恶深渊，归根结底源于她的无知。早在汉娜作为纳粹女看守时，她就让女囚犯给她朗读书本，这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说明即便是在那样一个残酷的环境中，即便是纳粹帮凶对阅读的渴望也并未泯灭。在同名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迈克认为读书做功课是白痴时，汉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甚至让他滚出去。汉娜不识字，但她近乎崇拜般地迷恋书籍、朗读带来的精神力量。也许，在汉娜心中，朗读是一种文明的符号，是人体现主体性的确证，是将人与野兽区别开来的诗性特质。

在汉娜与迈克隐秘的情感世界中朗读成为沟通彼此的亲密行为，汉娜试图以倾听迈克的朗读从过去的罪恶历史中拯救自己的灵魂。通过给汉娜朗读各类文学作品，迈克也在充当拯救汉娜的导师角色。朗读成为两人之间与淋浴、做爱、小睡处于同等位置的私密行为。

正如小说中被我们忽视了的一个人物所说：“人类作为主体而存在，人不甘心沦为客体。”[1]134他就是作为大学哲学教授的男主人公的父亲。也许对于汉娜而言，面对纳粹的奴役，朗读是摆脱沦为客体的最好方式。汉娜入狱后，迈克仍以朗读的形式与她联系，把录好的磁带寄给她，却没有回信。朗读不仅是两人唯一的沟通桥梁，也成为神圣、庄重的仪式，是汉娜和迈克通向道德救赎的途径。

当汉娜学会了自己阅读和写字时,她写下“院子里的连翘花已经开了”“从窗子里朝外望过去,我看到鸟儿怎样聚会在一起飞向南方”等句子，这些体现审美能力的句子与汉娜冷酷无情的纳粹女看守的面目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人性在汉娜心中复苏的明证。或者说即便是曾为纳粹帮凶，汉娜也并未泯灭诗意在她心中产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