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卉

英国是摇滚乐的故乡。这里曾经诞生过引领全球摇滚乐风潮的滚石乐队、披头士乐队、绿洲乐队，还有鼎鼎大名的皇后乐队。今天歌迷们耳熟能详的“WE WILL WE WILL，ROCK YOU”，以及体育类节目中一次次唱响的《We Are the Champions》的歌声，均出自于皇后乐队的创作。而曾经为乐队带来无数荣耀的代表作《波西米亚狂想曲》，更成为摇滚乐坛不朽的经典之作。著名导演布莱恩·辛格以这一曲名为题，创作了一部惊世骇俗的音乐人物传记类电影，重温皇后乐队主唱人物极不平凡的音乐人生。在第7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折桂剧情类最佳电影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从电影创作的整体风格来看，戏剧进程与配乐之间环环紧扣，来自于皇后乐队的多首经典作品引导着剧情的起承转合。从另一角度来看，似乎又在用电影情节在诠释着每一首作品复杂而深刻的创作初衷。在传记类影片最为重要的复刻与重构两个层面上，电影配乐分别指向戏剧主题诠释、人物性格塑造和情境升华这三重功能，成就了影片文化内涵由内而外的生成与呈现。

一、诠释电影主题的文化内涵

音乐人物传记类型的电影并非凤毛麟角，近年来相继推出的《莫扎特传》《玫瑰人生》《灵魂歌王》《海上钢琴师》等作品使观众无数次感动于音乐大师的灿烂人生。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创作理念与一众同类电影题材相比，力求体现出“和而不同”的新格局。传记类电影的拍摄通常是在复原人物和事件真实形象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润色修饰，以丰富电影的戏剧性。这类影片的拍摄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气，原因在于：一方面需要尽可能还原主题形象，保持与史实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本宣科，需要一定程度的虚构和创新。如何把握“度”的权衡，往往决定着作品最终的成败。以《波西米亚狂想曲》为例，影片将重心聚焦于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秋里。讲述其组建乐队，开创华丽摇滚流派，实现音乐梦想的生平履历。通过整个故事线索的延伸，深入浅出地体现出对于人生和人性的思考，寻求人在精神高度层面的挣扎、求索与解放。影片既然以其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名曲为名，自然将音乐放置在重要的位置高度，以音乐点燃影片戏剧内涵的生命之火。

影片为完成“传记”风格的创作使命，节选了皇后乐队从创建到谢幕的整个历程，前后时间跨越了几十年之久。如果按照常规的拍摄手法步步为营，不免会有流水账之嫌，或者对于每个戏剧细节只能浅尝辄止，无法浓墨重彩。但是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拍摄显然没有默守成规，选择了一条“用音乐点睛事件”的镜头聚焦方式。这样一来，既满足了乐迷的审美，也顾及到了影迷的情怀。影片并没有以主人公或乐队名称命名，而是选择了用那首巅峰之作《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歌名。如若没有对这首歌曲的创作深度了解，很难读懂导演的良苦用心。

首先，这首歌曲可以代表皇后乐队最为卓著的乐坛地位，影片以此命名，无疑是在向经典致敬。原创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经历了漫长的制作周期之后，在1975年11月收录于专辑《A Night at the Opera》正式发行。这首作品的制作成本是当时全英地区最为昂贵的，乐队还为这首歌曲制作了全球首个商业MV。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席卷全球，歌曲曾经创纪录地在英国电台一天播放了36次，连续四周在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位居榜首。歌曲《波西米亚狂想曲》所创造的华丽摇滚乐风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诸多重金属乐队，成为万人敬仰的摇滚乐榜样力量。电影导演之所以用歌名来命名影片名称，正是感受到了这首歌曲与乐队名称、主唱者以及其伟大音乐功绩的密切关联。以歌名代指人物和整个戏剧主题，用作品来为其非凡的荣誉正名。

其次，这首歌曲风格的特立独行，可以完美体现影片内涵对于“自由”和“不拘一格”的呈现。一首常规歌曲的创作，往往只含有一种唱法类型。即便偶尔出现跨界风格，也无外乎两种唱法的混搭。《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短短六分钟的音乐进程中，竟然穿插了人声合唱、民谣、美声和摇滚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和听感。同样的，歌曲的结构并没有采用套路化的主歌与副歌交替呈现，而是采用了“人声合唱开头——民谣呈示部——歌剧插叙——硬核摇滚副歌——呼应式结尾”的结构脉络。如果将这种音乐创作立意进行溯源，可在20世纪60年代“海滩男孩”的《完美颤动》和披头士乐队的《生命中的一天》中寻得蛛丝马迹，但显然，《波西米亚狂想曲》将这一创作风格推向高潮，并为公众所接受和狂热追捧。纠结、彷徨、挣扎、叛逆，显示出那个时代大众群体共同的精神状态，也为电影内容对这一主题的解剖与精耕细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在布莱恩·辛格导演看来，弗雷迪·莫秋里所向往的自由正如歌曲所显示出的创新力量一样，在竭尽全力地挑战着社会的刻板与保守，追求着人性的彻底解放。

此外，以《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曲名来同构影片之名，也意在借此歌曲创作之灵感来深度剖析弗雷迪·莫秋里的人物身份、理想和心绪。这位才华横溢的主唱凭借着个人魅力撑起了皇后乐队的半壁江山。他出生于东非，确是地道的帕西人，印度血统的后裔，长着一口时常被旁人所取笑的龅牙。17岁与家人移民来到英国，由于与众不同的相貌和种族关系，很难融入主流文化，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但与此同时，他又拥有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华丽嗓音，多达四个八度的音域使其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正是得益于对多种文化和宗教背景的耳濡目染，使其在音乐创作中灵感纵横。

二、揭示影片主人公的双重性格

音乐传记电影是一种独立的电影类型，它有别于《至暗时刻》一类的人物传记，也不同于《爱乐之城》的歌舞片体裁。影片中对于每一个音符的运用均有着强烈的象征性价值，在融入了时代背景和人物气质之后，可以形成声情并茂的叙述空间，使观众对传记塑造的人物主体感同身受。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创作因主人公弗雷迪·莫秋里而生。他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摇滚乐坛当之无愧的巨匠身份，更源自于其特殊的出身，充满矛盾的心理，渴望进入主流社会群落的潜意识，以及向往自由和天性释放的梦想。这种人物个体内部的矛盾感成为电影戏剧内容可以无限拓展的基础，而影片中适时加入的多首来自皇后乐队的原创配乐，则是自我诠释和自我消解的最佳伴侣。

一方面，对于主人公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之苦，影片用贯穿式手法将这一人物特性竭力表达，并借音乐之力渲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影片中多次直观感受到皇后乐队演出时极富个性的音乐风格和夸张癫狂的表演举止。另一方面又通过行为举止的张扬，在为自己寻找勇气和归属感。然而，即便在他获得成功之后，他蹩脚的名字、突出的牙齿、隐秘的性取向仍然成为众矢之的。导演用抖动和近距离的镜头频繁在记者和弗雷迪·莫秋里之间切换，一面是咄咄逼人的穷追猛打，另一面则是手足无措的慌张惶恐。

以上种种在电影镜头中意欲表达的离群之悲，除了用各种事件和人物的表情、语言、举止进行诠释，适时出现的配乐也恰到好处地形成同步的听觉关联。巧妙的是，影片主创者几乎全部运用了弗雷迪·莫秋里创作并演唱过的经典之作。比如：在影片开头，主人公在机场搬运着沉重的行李，生活的窘迫和内心的不自信在镜头中明显表现出来。背景音乐选择用翻唱版的《过得还好》与此情此景搭配，略带调侃和自嘲的歌词，体现出弗雷迪·莫秋里对生活境遇的不满足，同时又有意回避着别人注视的目光，有一些成年人对陌生之地的无所适从。这首音乐作品出自于乐队主唱失意时的灵光一现，本身也是皇后乐队音乐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以舒缓乐风表达失落心境的歌曲作品。电影开篇处选择这首歌曲与莫秋里狼狈的生活面貌相对应，可谓恰如其分；又如：面对未婚妻和一生的挚友玛丽·奥斯汀，弗雷迪·莫秋里写下了皇后乐队最柔情的一首歌曲《Love of My Life》。在影片中，这首歌曲作为他向玛丽表明心迹，终止恋人关系时的配乐，饱含了内心的愧疚和款款深情。这首歌曲在电影中的选择，精确还原了史实，重温了莫秋里对玛丽的爱意和歉疚。歌曲用抒情摇滚风格表达莫秋里的浪漫情愫，与电影画面中柔和的灯光和缓速的特写镜头相得益彰。从电影引申的画外音来看，这首歌曲中所带的哀怨气息，也悄悄透露了莫秋里最终选择了放手，选择忠于自我，而正是由于无法言明的性取向，也使他长期游移于社会边缘，无法正视自己的存在感。在经历了成功的喜悦和音乐成就的巅峰过后，弗雷迪·莫秋里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仍旧回归到孤独清冷的境遇中，命运终究没有逃脱挥之不去的阴霾。

影片行将结束之际，一首《The Show Must Go On》萦绕于银幕空间中。熟悉这首歌曲的乐迷都知道，它的原版音带录制于1990年。当时的弗雷迪·莫秋里已然病入膏肓，歌曲由乐队的吉他手创作。弗雷迪·莫秋里精神振奋，在录音棚一鼓作气，唱响人生最后的绝唱。歌曲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给予弗雷迪·莫秋里无限的关怀和希望，怜悯其所遭受的社会不公待遇，理解他内心所不为人知的创伤与困苦。影片选择这首作品片尾的压轴之作，用意在于两点：一方面，叙事体传记电影保持了对人物生平总体面貌的真实还原。此时选择这首歌曲，符合莫秋里临终前的心境，作为与世界告别的绝唱，这首歌曲使影片看上去更加完整，有始有终，符合乐迷的审美情愫。另一方面，歌曲本身具有对人生和世界的无限展望。将其放置在片尾位置，使影片的终止感弱化，余味悠远，借音乐之手延续电影的画面空间。

另一方面，无论是籍籍无名时主动的毛遂自荐，或是成名之后陷入失落的困局时，影片均展示出弗雷迪·莫秋里对融入群体和渴望认同感的热切期盼。电影通过两个具体事件体现主人公的这种性格面貌。一个是在皇后乐队如日中天时，弗雷迪·莫秋里风光无限地站在舞台上，引领数万歌迷一同唱响《We Will Rock You》，那一刻可以感受到弗雷迪·莫秋里全身心地沉醉其中。当这首象征着力量和希望的配乐奏响时，无数影迷眼含热泪。他们见证了弗雷迪·莫秋里为换来短暂人生荣耀而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更看到一个摇滚青年内心澎湃的热血和对归属感的渴求。另一个是他与玛丽·奥斯汀的第二次相遇，他其实正在为自己挑选心仪的女装。片中，他留着长发，涂着颜色绚丽的眼影，穿着紧身皮裤。女性化的着装风格并没有受到奥斯汀的嘲讽，而是给予他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这使弗雷迪·莫秋里感受到并没有被社会完全边缘化，即便只有一个人能够懂他，也足以温暖寒冷的心。此时，背景音乐响起了温情的旧曲《生而爱你》，缓缓流淌的音乐中夹杂着复杂的感情。这里“爱”的对象，包括了生活、憧憬和希望。这首配乐作品在此处戏剧情境中的出现，除了旋律及风格与电影格调的呼应，更重要的是想表达一种人文关怀。即便莫秋里的隐私被曝光，但作为深爱着他的女人，可以用爱来包容他的一切。此时的歌曲中充满了善意和宽容，也是对戏剧画面的深层文化寓意注解。

三、推动戏剧矛盾的激化与消解

传记体电影用临摹的方式重构一张历史的“草图”，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还原，使当代观影者能够客观多面地了解过往。由于影片时长的限制，往往会选择某一个特定的切入点和视角，摆脱纪录片的乏味之感，用具有戏剧性的叙述方式进行表达，并根据主观愿望进行修饰，寻找矛盾对立面。有些戏剧矛盾体出自于正反派人物的较量，有些则来自于人物内心情感的矛盾。就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而言，片中只有一个明确的反面人物——见利忘义的经纪人保罗。

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主人公与命运的互搏中。一方面，他桀骜不驯，有着非比寻常的傲骨；另一方面又心思敏感，容易受到伤害。由于这一内在矛盾的发迹点被开门见山地呈现出来，促使片中他的每一次努力、成功、犯错、无助都是矛盾对弈失衡造成的结果。在弗雷迪·莫秋里与众不同的华彩人生篇章中，三位乐队成员和“一生挚爱”玛丽，共同给予他足够的精神支撑和音乐创作动力。而作为主人公本身，在对待生活和朋友的时候，则夹杂着热情、勇气、脆弱、无奈和肆无忌惮的放纵。如此交错和丰富的内部矛盾对立体，使人物角色变得立体多元。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内心的扭曲和外在客观力量的畸变，弗雷迪·莫秋里逐渐走向痛苦的深渊，甚至连命运也不再受自己掌控。但蓦然回首，即便物是人非，仍然有一种力量可以搭救迷失的心，重塑其生命的闪耀光芒。这就是音乐，也只有音乐。

在影片的最后20分钟，曾经被奉为经典的1985年皇后乐队温布利球场“拯救生命”演唱会被创作团队精心复刻。影片事无巨细地将30多年前的演唱会实录进行重塑，从形态上看来，忠实的还原程度大到演员的表演姿态和歌唱曲目，小到舞台的布局、乐器的摆放、观众和记者的着装，就连电声乐器在地板上的布线方式都按照旧时的模样。

此时的弗雷迪·莫秋里已然功成名就，在享受乐迷的万般宠爱之余，也经历了人生误入歧途之后的清醒与悔悟。莫秋里与乐队成员尽弃前嫌，重新回归。在得知自己罹患艾滋病之后，百感交集的他也在崩溃过后与自己的人生慢慢和解。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也许，只有音乐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救赎。片中，他如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刻一样，身着白色背心和浅蓝色牛仔裤，坐在钢琴边静静地弹出《Bohemian Rhapsody》的旋律。而作为与世界最后的告别，弗雷迪·莫秋里用一曲《波西米亚狂想曲》结束自己的歌唱生涯，也在高潮中结束了整部电影。为渲染高潮迭起的音浪，电影原声音乐并没有直接复制莫秋里的声音，而是将拉米·马雷克、马克·马尔泰勒和弗雷迪·莫秋里三人的声音进行混合处理，既有复古声音魅力的重现，也有当代摇滚乐更为劲爆的力量感。在璀璨炫耀的光芒落幕瞬间，影片也戛然而止。一位摇滚巨匠的生命陨灭，留下的唯有意犹未尽的品味和长长的感叹。

结语

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一部成功的音乐人物传记类作品，成功将音乐、人物、戏剧事件三者完美融合在一起。音乐充当了一种潜在的重要素材，不同于一般电影作品中的配乐。这些熟悉的旋律由真实的主人公创作并演绎过，透过歌声，可以洞悉弗雷迪·莫秋里所走过的不凡人生，也在歌声中深刻感悟他内心的纠结、矛盾和勇气。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借经典歌曲命名，将音乐灵魂注入戏剧主题。配乐风格所体现出的明暗变化，构成了弗雷迪·莫秋里气质性格的双重对立，在过渡转换中引导戏剧剧情的跌宕起伏。最终，人物生命的辉煌和悲剧在无法调和的状态下汇集成一台山呼海啸的演唱会，用音乐的力量抹去一切忧伤、隐痛、懊悔和难以割舍的情怀。一言以蔽之，音乐多元化的功能成就了这部电影的酣畅淋漓，也在旋律音符中向弗雷迪·莫秋里和皇后乐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