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00)

“美人迟暮、伤春悲秋”从春秋时期《诗经》中就已经见诸中国文人的笔端，自屈原在《离骚》中感叹“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起，“美人迟暮”经过中国文人的反复叙述已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意象，承载了中国文人感叹时光飞逝、仕途坎坷以及恐惧死亡的文化心理。经历千年之后，“美人迟暮”这一文学意象又以一种全新的文学表述出现在张爱玲的作品之中，她用那极富传奇苍凉的文笔，以她女性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将“美人迟暮”的无力感与无奈感抒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她又赋予了这一文学意象独特的思想内涵，揭示出女性从“美人迟暮”走向“哀乐中年”的人生困境。

张爱玲一生剧本创作颇丰，20世纪40年代便与桑弧导演合作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1957年至1964年间，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剧的电影《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六月的新娘》《南北一家亲》《小儿女》《一曲难忘》《南北喜相逢》《魂归离恨天》，加上广播剧《伊凡生命中的一天》，都在文学界和电影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剧本中对于我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情感经历以及中年人生困境的描写都极为深刻。虽然张爱玲的剧本创作与当时中国所流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剧传统大相径庭，但是，将这个长久以来被主流作家忽视的中产阶级群体搬上银幕，以他们为主人公来思考女性的人生困境，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一、恐美人之迟暮

如果说“苍凉”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全部情感基调，那么“美人迟暮”的感伤情怀便是蕴含在这“苍凉”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张爱玲自1933年发表作品《迟暮》开始，她作品的全部书写都致力于表达一种“恐美人之迟暮”的无力感，以及“美人已迟暮”和“哀乐中年”的无奈感，我们很难想象年仅23岁的张爱玲已经在感叹青春之短暂，韶华之易逝，也不得不佩服她对于人生看得是这般透彻。“黄春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撤”(1)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可以说是这种文化心理内涵最为直接的概括。

张爱玲发表于1932年的处女作《不幸的她》，描述了两个从小交好的妙龄少女，在家庭的变故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因追求自由而终生漂泊，一个因安于现状而安稳度日，10年后的再次相见，早已物是人非，当岁月的沧桑只摧残了其中一人的容颜时，不幸的她留下了“恐美人之迟暮”的感叹：“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凄清！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抹着泪珠撒手的一日！”(2)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女性形象也恰如不幸的她一样，拥有着迷人的美貌，却对自己美貌缺乏长久的自信，因而在两性关系中，看似处理得游刃有余，实则都在采取一种讨好男性的处事策略。

因“恐美人之迟暮”而带来的人生困境，使女性将青春年华乃至作为女性的全部价值，都寄托在男性的认同与赞美之上。最为典型的便是《情场如战场》中的叶纬芳，纬芳容貌姣好，又善于交际，颇受男性欢迎，即使是遭逢两个男性的同时纠缠，也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其周旋，甚至可以说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可是，当她碰到自己喜欢的表哥时，她的潇洒自如、轻松自信都在表哥面前黯然失色，只能靠抢夺姐姐心仪的男性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此获得表哥的关心。然而，宣称爱她的两个男性都是一样自私懦弱，只会装腔作势，当得到纬芳的关心时，他们便趾高气扬，一旦失去纬芳的注意，便怀恨在心，甚至同纬芳懦弱的表哥联合起来，以“受害人”的身份共同诋毁纬芳，将纬芳逼入情感的困境之中，而纬芳的表哥却无动于衷，甚至乐意成为他二人的帮凶。纬芳看似掌握了爱情的主动权，实则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交由这些懦弱自私的男性来评判，纬芳的结局可想而知，必然是在这如同战场一样的情场上输得一败涂地。张爱玲通过纬芳最后的选择，告诉我们一个浅显而直白的道理，再聪明的女性在情感的战场上也只能缴械投降。

张爱玲认为情场就如同战场一样，大家都分属于各自的阵营，各怀心思，观察着别人，也算计着别人，处在这个“战场”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一旦失败，就如同陷入人生困境一样顾影自怜。这里，张爱玲大词小用，将男女两性情感的博弈比作针锋相对的战场，一方面消解了战场所代表的崇高感和严肃感，一方面又赋予了爱情极为神圣的意义，甚至将其与之人生意义比肩。因此，我们才看到了即使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出色的纬芳，依然希望得到心爱的男人的认可。

此时，张爱玲对于女性人生困境的描写，流露出来的还是女性在面对爱情时的一种“恐美人之迟暮”的自卑感。张爱玲稍后创作的《小儿女》《桃花运》《魂归离恨天》等描述的“恐美人之迟暮”的人生困境，已开始由单纯的个人情感得失上升为由生活乃至生存而引发的人生困境。《小儿女》中的王景慧，《桃花运》中的丁香和《魂归离恨天》中的叶湘容同《情场如战场》中的纬芳一样，生得明艳动人，唯其不幸的是她们没有纬芳那样优越的家庭条件，无法像纬芳那样不顾生活之艰辛，而去一味追寻个人的幸福。她们都属于社会上的中产阶级，甚至是有点贫穷的中产阶级，《小儿女》中景慧的妈妈过早去世，留下景慧和爸爸以及两个年幼的弟弟，家庭庞大的开销都依赖于爸爸那份微薄的工资，因此，她过早地辍学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当她和已经有了体面工作的孙川相爱后，越来越发现二人差距之悬殊，进而在这份爱情面前丧失了信心。于是，她选择了逃避，甚至选择了放弃。《桃花运》中的丁香是一个靠卖艺为生的歌女，在无力忍受未婚夫贫困的事实后，开始为自己谋划未来的道路，因此，她逼迫餐馆老板杨福生离婚，希望可以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最终发现也只是黄粱美梦。《魂归离婚天》中的叶湘容则更让人动容，与自己的表哥青梅竹马，由于母亲的反对和表哥的胸无大志，始终无法获得幸福，无奈改嫁他人，但是，内心对于表哥的悔恨和自责成为压垮她身体的沉重的心理负累，最终落得个魂归西天的悲惨结局。

从后期的剧本中，我们发现张爱玲在诉说女性的人生困境时，已经走出了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走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但是她所描述的生活，同同时代大陆作家笔下的生活着实是天差地别。她笔下的主人公，即使是生活穷困潦倒，但还是会有一座小小的遮风挡雨的公寓，会有一份维持基本生活的薪酬，并不是主流作家笔下描写的那种底层生活。处于这样生活状态下的男女，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而处于这一阶级群体中的女性，她们既不像底层生活中的女性那样由于缺乏知识完全丧失自主性，也不像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女性那样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既受过新思想的影响，却又恪守中国传统道德准则，她们像是新时代的旧人一样，情感和家庭生活成为她们最主要的战场，男性成为决定她们人生成败与否的关键人物，因而，她们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自然会产生一种“恐美人之迟暮”的伤感。

二、美人已迟暮

张爱玲在《迟暮》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孤独的背影——独自倚着栏杆的封姨，这是一个经历了世事沧桑而容颜老去的中年女子，可以想象，她年轻时一定是一个漂亮的女子，不然她不会因这一地的落红和多事的东风感叹暮年的到来。封姨这一形象便是张爱玲心中“美人已迟暮”最为生动的体现，张爱玲不禁感叹：“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3)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于是，当我们看到朝生暮死的蝴蝶，会感叹韶华之逝去，发出“美人已迟暮”的悲叹之声。

张爱玲在创作电影剧本时还着力描写一些“美人已迟暮”的女性形象，她们在面对人到中年的危机，面对男人的变心，面对生活的艰难时，丧失了早期决绝的态度，或是妥协，或是凭借多年的生活经验化险为夷，都体现出她们对于自己陷入“美人已迟暮”的人生困境的清醒认知。她们清楚地明白，生活总是充满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磨难，除了解决困难继续维持生活的原状别无他法。正如张爱玲说到的那样：“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4)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张爱玲在电影剧本中所倾心塑造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表面看似光鲜亮丽，其实生活的内核早已腐烂不堪，甚至爬满了足以对平静的生活产生破坏性作用的“虱子”。

《太太万岁》是使张爱玲在电影史上崭露头角的作品，电影上映之后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这主要得益于张爱玲以喜剧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中产阶级虚伪的生活，书写了人生的悲凉。张爱玲以“太太万岁”这个看似称赞实则暗含心酸的片名揭示了女性在面对“美人已迟暮”人生困境时的无奈。剧本中的女主人公陈思珍，在外人眼中是一个合格的好太太，她有一个体面的家庭，有一个疼爱她的丈夫，她也一直引以为傲，但是，维持这外人称羡的生活，却是需要她一步步妥协和退让。于是，为了扮演好外人心中好太太的角色，她一直在编织一些善意的谎言，上至自己那个有点刁钻的婆婆，下至家里的用人张妈。她本以为这样便可以维持自己较为满意的平静生活，然而丈夫的出轨打破了她所有的幻想。面对丈夫的出轨，婆婆的指责，以及自己父母的无动于衷，生活中的困难仿佛一起向她袭来，处处在与她作对。可是，在面对这样的人生困境时，她却缺乏同这样的生活一刀两断的决心和勇气，由于对自己的未来缺失信心，面对丈夫的出轨，她并不是站在女性本身受害人的角度对男性加以指责和批判，而是希望以自己的宽容来换取丈夫的回心转意，直到丈夫遇到情人的敲诈勒索而有求于她时，她才感觉自己价值的重现。她轻松地帮助丈夫化解了难关，又一次赢得了丈夫的尊重，生活也恢复了原貌，她也暗自认为已经走出了“美人已迟暮”的中年人生困境。

在《太太万岁》中，张爱玲看似在宣扬以陈思珍为代表的女性是当下中国好太太的代表，实则是在考问女性在进入中年时期，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困境时她们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无疑，张爱玲告诉了我们答案：一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维持生活的原貌，二是以自己强大的毅力忍受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难。这类似于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为中国社会的“娜拉”指明的两条道路：一是堕落，一是回来。(5)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收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女性追求自由，挣脱家庭束缚，走向更广阔社会的变革时期，张爱玲虽然一直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旧人，我们似乎也很难从她的作品中找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子，但这并不代表张爱玲对于五四新文学无动于衷，我们在《太太万岁》中便看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子：

少：妹妹是说妈过生日，妈喜欢看绍兴戏，要不要一起看？

妈：今天有客人来打牌，我想，改天再去看吧。唉，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让我来看看报纸。唉，不戴眼镜，看不清楚。

少：妈，您甭看广告，我知道，袁雪芬在那儿演祥林嫂呢。

母：祥林嫂？没听说过嘛。

少：嗯，听说是一出新戏，挺苦的。

母：嘎，苦戏，越苦越好。(6)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补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由此，我们认为张爱玲是认同“五四”新文学的，也是认同鲁迅笔下祥林嫂的悲剧，只是对于女性出走之后的人生困境，张爱玲有着自己的理解。相较于鲁迅对于女性出走之后的命运的大胆预测，张爱玲则认为中国的大多数女性甚至连出走的勇气都不具备。张爱玲在自己的处女作《不幸的她》中，通过描述两位女性不同的人生境遇，对呼吁女性走入社会做勇敢的“娜拉”表示了强烈的质疑。《不幸的她》中的两位女性一个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大胆出走，一个是安于现状，吊诡的是，在张爱玲看来，符合“五四”新思想大胆出走的女性却正是最不幸的那个，而安于现状的雍姐却获得了幸福。这就表明，张爱玲认为女性出走之后在面对那个未知的领域时缺乏足够的勇气，也缺乏生活下去必备的生存技能，由之产生的结果便是她们从内心中就趋向于安稳的生活，不希望这个“理想生活”遭受到一点破坏。因而，女性在面对“美人已迟暮”的人生困境之时，一方面感到无力承担，另一方面，生活的重压又迫使她们必须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维持生活的常态。

《桃花运》中的瑞菁就是凭借自己的顽强意志克服了“美人已迟暮”的人生困境。瑞菁为着自己的丈夫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甚至经常被丈夫指责“给你钱，你也不会花”，但是，她一直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值得的，直到歌女丁香闯进了她原本安稳的生活。面对丈夫对于丁香的迷恋，她一开始装作不知道，之后选择视而不见，最后在丈夫的苦苦哀求下同意离婚，甚至愿意容忍丈夫的回心转意。她的每一次行为，都是建立在希望丈夫可以对自己满意的基础之上，可是，对于丈夫与丁香带给自己的伤害，她却视若无睹。相较于《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瑞菁更符合丈夫心中好太太的定义，既能够陪伴自己心爱的人度过生活的艰难，也能够无条件地原谅丈夫做过的一切错事，甚至对于丁香都显得过于宽宏大量。瑞菁的坚守表面上体现了女性的宽容与坚强，背后则是女性的软弱与妥协。

张爱玲其他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如《人财两得》中的于翠华和赵太太，《小儿女》中的李怀秋，《太太万岁》中的思珍母亲，以及《魂归离恨天》中的湘容母亲，都是“美人已迟暮”的典型代表，她们在人生进入中年时期或者是即将进入暮年时代之时，都遭遇到了个人情感与个体命运之间的艰难抉择，她们或选择逃避，或选择妥协，却从未选择挣脱，她们为维持华美生活的外表，甘愿让这些“虱子”蛀死她们曾经跳动的心。张爱玲对于女性人生困境的透彻解读，使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经历“恐美人之迟暮”和“美人已迟暮”的伤感之后，最后必然走入了一种“哀乐中年”的人生状态。

三、“哀乐中年”的人生态度

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她在《〈太太万岁〉题记》中写道：“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7)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1949年，张爱玲与桑弧导演合作的电影《哀乐中年》正式以“哀乐中年”四字命名影片，尽管对于张爱玲是否参与了《哀乐中年》这部电影的创作，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笔者认为张爱玲是提供了一些意见的，因为这种“哀乐中年”的人生态度一直影响到她后期的剧本创作。

电影《哀乐中年》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未老先衰”的生存状态，而张爱玲笔下的“哀乐中年”则向我们揭示了女性在面对“恐美人之迟暮”和“美人已迟暮”的无奈之后，从而采取的一种生活态度。笔者认为，张爱玲突破了“哀乐中年”本身所具有的“哀感中年”的伤感之外，又增添了一层“乐感中年”的无奈。因此，“哀乐中年”在张爱玲的剧本中应该包括以下两种含义：

(一)哀：青春不再，美人迟暮

张爱玲关于女性有着清醒的认知，不管是她小说中的女性，还是她散文中对于女性的书写，抑或是她电影剧本中的女性，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她们都深谙女性青春之短暂，当青春不再，人生进入中年甚至是暮年之后，迎接她们的便是漫漫无尽的灰色生活，她们对此感到恐惧，却无力挣脱。她们追问苍天：“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予人们的生命，赋予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8)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在张爱玲看来，女性最为宝贵的时间就是那青春美好的10年光阴，之后便是挥之不去的暮气沉沉的灰色生活。对于“美人迟暮”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即使是张爱玲本人，也难以逃脱。张爱玲和桑弧之间那段朦胧而不为外人道的爱情，失败的原因大概如张爱玲自传《小团圆》中所暗示的那样，一方面出于桑弧家人的反对，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张爱玲认为在桑弧的眼中，自己已经青春不再，美人迟暮。张爱玲写人物，骨相毕现，一字一句毫不客气，但是写到自己时却遮遮掩掩，这也源于张爱玲看透了这世间的男女和世俗的情爱。因而，在她的电影剧本之中，女性都是一味哀感自己年华的老去，从而陷入自己为自己设置的，男性作为裁判的人生困境之中。

张爱玲在电影剧本之中，塑造了这样一群男性形象，他们都是一样的自私、冷漠、软弱，完全丧失男子气概。但是，偏偏是这样一群男性，却自认为可以主导一切，在事业成功之时，对自己的妻子颐指气使；当事业遭遇瓶颈，却希望妻子可以无条件地原谅与帮忙。然而，面对这样自私的男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一味妥协退让，以可以帮助男性作为自己获得成功和认可的标准。张爱玲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以陈思珍为代表的“太太万岁”式的“女生外向”的文化传统。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张爱玲总结出了中国京戏内容上的一个共同倾向——“女生外向”，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京戏《红鬃烈马》，这部戏处处都在塑造薛平贵的完美形象，可是也处处展示出薛平贵作为男性的自私，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男性却成为中国古代好男人的代表，张爱玲认为这就是京戏的可爱含蓄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桎梏与束缚。于是，我们发现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女性，即使是已经感到了青春不再，美人迟暮，也依然要以自己顽强的意志砥砺前行。

(二)乐：感慨中年，苦中作乐

张爱玲在电影剧本中，写得最好也给我们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那些即使身处社会洪流之中，也选择笑对生活的处事态度。张爱玲在《烬余录》写道：“我没有写历史的宏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9)张爱玲：《张爱玲文萃·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因而，香港之战在张爱玲的回忆中呈现出来的总是那些不相干的事情，包括香港特殊时期的吃和穿，似乎战争只是给香港这座城市带来了灾难，并没有消磨殆尽人们积极生活的信念。张爱玲对于特殊时期国人生活细节的刻画，可谓道尽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李安在解读张爱玲的《色戒》时，笔者认为他是把握住了张爱玲思想的精髓，因而，我们在电影《色戒》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当王佳芝放走易先生之后，坐在黄包车上看到了因道路戒严导致人们推推搡搡的场面，但是，大家嘴里抱怨着的关心着的依然是一些生活的琐事，我们似乎也明白了即使再重大的历史,最终都会消解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一种“乐感生活”的处世哲学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也是张爱玲电影剧本中女性“哀乐中年”的另一层含义，背后体现的是女性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一种无奈选择。

张爱玲的剧本《一曲难忘》与好莱坞的电影《魂断蓝桥》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只是张爱玲改变了《魂断蓝桥》的悲惨结局，改为喜剧收尾。笔者认为，这一改动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体验的，也是张爱玲在书写女性人生困境时的一种独到见解。《魂断蓝桥》中的玛拉和《一曲难忘》中的南子一样，由于生活的困境，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也“背叛”了自己的爱情。但是，玛拉的困境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无奈，而南子的困境更多的是男性的懦弱和家庭的负累。因此，与玛拉羞愧自杀不同，南子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爱情。我们一方面欣赏南子的顽强品格，另一方面，却也清楚地明白在南子心中，伍德建是帮助她走出人生困境的全部希望，因而，我们在佩服女性的坚守和勇气的同时，也感叹女性在面对人生困境之时，将希望完全寄托在男性身上的悲哀。

笔者认为，张爱玲虽给予了《一曲难忘》大团圆的美好结局，但其中的深刻用意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即南子看似走出了人生的困境，可是她之后的生活是否会如她所愿？其实不然，张爱玲认为南子之后的生活，一定会是经历了“美人迟暮”而进入一种“哀乐中年”的生活状态。这样一种“感慨中年，苦中作乐”的人生感悟，深刻地体现在张爱玲的剧本创作之中，女性都希望像《一曲难忘》中的南子那样，紧紧抓住自己人生的那点希望，企图改变自己即将迎来的“美人已迟暮”的困境，可是最终她们都倾向于“太太万岁”式的苦中作乐式的人生哲学。这样的处世哲学是女性的一种必然选择，她们在未摆脱女性第二性的天然属性之时，只能依靠男性，以男性的审美要求来塑造自己，最终成为男性眼中的完美女性，也最终丧失了女性本来所具备的独立人格。

因而，张爱玲通过描写女性“哀乐中年”的人生态度，揭示出女性在经历“恐美人之迟暮”和“美人已迟暮”的人生困境之后，必然会选择“哀乐中年”的人生态度。这是女性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张爱玲对于女性人生困境最为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