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天》：献礼片向新主流电影迈进的探索

2019-11-15牛光夏刘倩杰

电影新作 2019年2期

牛光夏刘倩杰

“献礼片”自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开始出现，是为国家重大庆典活动而专门摄制的重点影片。回顾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塑造和歌颂英模人物与先锋榜样，是献礼片长期以来的两大题材领域。“主旋律电影”于1987年被首次提出，被界定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或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1，它们二者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在对宣导、教化功能的强调上有着较大的重合，都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影片，都努力为“蕴示着主流逻辑的社会化进程掀开别有天地的一页影像历史”2。但不论是献礼片还是主旋律电影，在当今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商业化语境下，都面临着如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电影市场中找到自己的观众和位置的问题。“新主流电影”则是“相衬主流电影的困境而提出的战略性的创意”3，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群富有创新思想的上海青年电影人面对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国产电影的直接冲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极力主张制作“低成本的有新意的电影”“发挥想象力在国产电影中的作为”，从而促进中国电影创作模式的结构性调整。这种新主流电影不像艺术电影那样因前卫而小众，也有别于传统商业电影和主流电影。

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建军大业》《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献礼片以较高的关注度和票房收入成为现象级影片，使新主流电影又成为一个热词。众多献礼片向新主流电影迈进，是近年来中国国产电影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由峨眉电影集团、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电影《大路朝天》作为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片之一，亦是首部聚焦中国路桥人的工作生活的主旋律电影，它把三代路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在不同时代里与筑路建桥有关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作为叙事蓝本，以小人物的生命史折射中国路桥建设的变迁史以及天堑变通途的工程奇观，来反映路桥建设者的工匠精神。影片富有创新性和诚意的个性化建构使它成为2018年值得关注的影视作品之一。在这部片子中，有人看到了“一种可以真正引发观者内心深处无言感动的震撼”4；有人看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真情，光荣与梦想，展现出的是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以及走向诗与远方的精神动力、精神追求、精神境界”5

；有人看到了“影片克制与温暖的情感传递令人印象深刻”6；有人看到了《大路朝天》所表现的情感和信念“天真朴素，又缠绵坚韧”，它是“赋予现代工业社会的浪漫”7。本文将剖析作为一部工业题材电影，《大路朝天》从献礼片向新主流电影迈进中在艺术转化与审美表达方面所作出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一、主旋律与悬疑类型融合的尝试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载体，要想把故事讲得出彩，必定要在叙事框架中进行创新。反映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旋律”电影肩负的使命，在这个前提之下，“主旋律”电影在对历史影像的书写中往往会以“宏大叙事”为价值取向。然而，“宏大叙事”的提出者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包括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单纯的“宏大叙事”很难让观众信服。

《大路朝天》则抛弃宏大叙事，着眼于普通路桥人的悲喜人生。它以西部地区成雅高速、雅西高速、雅康高速的建设为叙事背景，通过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三代路桥人所经历的命运起伏和情感激荡，来折射中国路桥建设的发展变迁与时代进程。本片在主旋律电影的内核之下，包裹了一层悬疑片的外壳。全片围绕主桥二代唐真红被举报受贿这一主线展开叙事，所有的情节围绕这一悬念层层推进，是主旋律影片与悬疑类型相融合的一种尝试。影片的切入点是纪委由一张小纸条开始着手调查群众举报的一起贪腐案，以唐真红涉嫌受贿为主要线索，串联了另外三条副线：一是第一代路桥人即唐真红的父亲唐金全与养母江雪花之间凄美、淳厚的爱情故事；二是唐真红与桥三代项目经理卢桥亮、黑娃之间的恩恩怨怨；三是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毕业生张弛签约入职，成为路桥新人。导演利用交叉蒙太奇将影片的主线穿插在三条副线之中，直到影片最后才揭开“贪腐案”的真实面纱。三代路桥人的情感线索之间相互影响又统一于一个主题—中国路桥建设的变迁。主旋律电影过去主要宣扬劳模、英雄和先进人物的奉献精神和高尚品格，如编剧王兴东在《“主旋律”电影创作心得》一文中所说这类影片的目的是“宣传我们国家的建设者、时代的英雄，要反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要关心人民的疾苦，了解人民大众的心声”。8现在，则更多地聚焦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人性的揭示与表达。为突显这三组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大路朝天》在微观叙事中融入了悬疑类型的元素，以桥二代唐真红是否涉嫌贪腐案为贯穿全片的叙事推动力，第三人称叙述的叙事形式成为便于观众理解的重要桥梁。导演选取了桥三代的卢桥亮为故事的讲述者，这种利用片中人物来进行叙述的“内聚焦”叙事，便于交代桥一代、桥二代的人物前史。卢桥亮在影片中所充当的角色于电影内容来讲是评判者，于观众来讲是情感抒发的代言人，于影片结构来讲又对若干条叙事线索起到串联的作用。

“一切审美形式的存在都以审美主体的需要为条件。”9《大路朝天》利用悬疑元素去讲述三代路桥人质朴而又坚定的信念和情感，这样的叙述方法让影片富有悬念感和曲折性，更能吸引受众，无疑丰富了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手段，是献礼片迈向新主流电影的有效探索，使其更利于在市场化的电影角逐中争得一席之地，这种尝试在献礼片的创作之中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但对处于整个悬念中心的唐真红的角色塑造来说，片中没有足够表现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只是侧面讲述了他对于工程建设的敬业和严苛，这使得他的形象过于单调和平面，也不够立体与鲜活，故被指“更多地作为营造悬念和推进叙事的功能性人物存在。观众和他没有足够的情感链接，因此很难为悬念所表现的危机感到担心和焦虑。这个人物形象的单一性,降低了悬念的质量”10。

二、纪实性与艺术性的“链接”

艺术本就源于生活，生活真实是一切艺术包括电影艺术创作的源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成有所虚构和创造性处理的故事影片，已成为近几年全球电影工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观众对于真人真事的天然亲近感和好奇心则为这类电影提供了生长的沃土。自1949年以来，我国在电影创作上就有关注现实的传统，“生活本来就比我们更现实、更理性，也更聪明，更具有时代性，所以，表现生活，表现历史、时代生活与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往往就受到特别的重视”11。基于真人真事创作与生产的影视片占据了献礼片的很大一部分，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在于具体环境下服务于建立和支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如何权衡献礼片创作中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创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2002年以来，我国电影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化改革问题，特别是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更是面临着比商业片和艺术片更严峻的考验。因为过于强调现实和主题先行而忽略艺术演绎，大量的主旋律电影都未能进入院线，即使进入院线票房也不甚理想。近年来一部分主旋律电影，例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借鉴商业片的销售策略，利用大明星和大制作去吸引消费受众，在电影市场中取得不错的效益，但随着观众熟悉了这一运行模式后，这种商业运行所带来的新奇感也就慢慢失去了经济驱动力。因此，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在充分尊重对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同时，又要注重电影艺术性的提高，如此，才可能踏上一条向新主流电影迈进之路。

《大路朝天》的导演兼编剧苗月在接到“四十年四川交通发展历程”这一宏大主题后，第一时间深入四川路桥建设工地了解工人们的故事，以此充实和丰富故事。比如，初入职场的大学生形象、重要道具“北京酥糖”、子承父业的“轮换工”、父亲的“立功证”等素材都取自桥路工人这些“做工的人，做活路的人”身上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影片通过这些贴近生活的细枝末节，将宏大主题分解在一个个情节和细节设置上，以“做人要是做不好，你修的桥，哪个人敢走？”等接地气的朴实话语，道出路桥工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兼具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功能性设计的同时，导演还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用路桥高管唐真红被控受贿、唐真红与桥三代老黑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强影片的张力，拓展了艺术创作的空间，最终实现了电影纪实性与艺术性的链接，也完成了影片渺小与崇高的表达。

由苗月导演的另一部主旋律电影《十八洞村》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并获得第十七届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同为主旋律电影，二者风格各有千秋。“如果《十八洞村》是一首婉约诗，那么《大路朝天》就是一首豪放诗”12。与《十八洞村》相比，在延续了真人真事改编的基础之上，《大路朝天》在艺术创作上也有了更高的水准，不仅拍出了与《十八洞村》相媲美的航拍镜头，还出现了大量的仰拍镜头，加之干净通透的调色，完美地展现了四川公路的雄伟壮阔以及巴蜀之地的雄奇险峻，将路桥的工业美、环境的自然美、工人的阳刚美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相比《十八洞村》的婉约、唯美，《大路朝天》用路桥的壮丽奇观和普通路桥人真诚质朴的情感让观众见路、见桥、见人、见精神。用艺术性来建立主流意识与观众之间的桥梁，做到了纪实性的主题宣传和艺术性的视听表达较好地结合。

三、弱化情节的散文式风格

20世纪30年代，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我国电影界开始了电影类型化的积极探索。吴永刚的《神女》（1934年）和孙瑜的《大路》（1934年）从中国传统的诗画中汲取营养，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电影出现了一种名为“散文电影”的影片类型。一般来说，矛盾冲突是戏剧和电影固有的追求且按照起因、发展、激化、高潮、结尾的程式完成叙事，而“散文电影努力寻找生活本身蕴含的戏剧性，努力表现生活固有的多义性，因而它的结构是开放的”13。

《大路朝天》便是一部运用散文式风格表现现实矛盾冲突的佳作，它着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弱化情节而更加注重细节和场面的描绘，比如对成雅、雅西、雅康高速一个个堪称奇观的航拍镜头、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桥路工人工作场面的再现，导演用“非整一性”的场面呈现方式完成艺术感染力的积聚，从而进一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视听语言上以全景系列为主，强调意境的营造，重视空镜头和重复镜头的使用。空镜头的使用不单单用来交代故事背景，更重要的是暗含影片所要表达的深层意蕴，这可以理解为路桥工人情绪和心态的物化表现，达到“景有限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得到镜头画框之外的“弦外之音”。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中气势如虹的路桥、令人胆战心惊的“猫道”等重复镜头的使用恰如诗歌中的“重章叠句”，以造成“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以此来营造富有韵味的意境和视觉奇观。就像一幅幅辽阔的画轴在银幕上缓缓展开，壮丽、静谧，给观众留足了想象空间，让整部影片富有诗的韵律感。

其次，影片还运用“桥”“北京酥糖”“链接”“转换”等生动有趣的意象和关键词，与影片中大量的空镜头一样起到人物情绪“物化”的作用，在这些动人的细节中去反映三代人的精神面貌，而意象的反复出现更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让观众沉醉在导演营造的浓浓意境中。

在《大路朝天》这部电影中，唐金全、江雪花、唐真红、乔卢亮、老黑、职场新人张弛，谁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主角，谁也都可以是推动叙事的主角。影片中所要表达的内容并没有浓缩在一个封闭的故事框架之中，所描绘的情节都是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没有明显的高潮段落；在影片的最后也没有明显的结束之感，就好像把观众拉到路桥建设的施工现场去住了一段时间；影片中所出现的人和事都如同生活日常中偶然遇到的一样。这是影片把事物的外部冲突淡化的结果，不追求矛盾的激化而是追求矛盾的渐变即成为电影《大路朝天》散文式风格的体现。以这种散淡的方式来“按摩”观众心灵，使其回归自然、缅怀往事、体味片中所弥漫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影片《大路朝天》运用综上所述的“散文式”电影风格，使影片趋向生活化和内心化，紧紧抓住观众的观影期待，融入爱情、悬疑、青春等被主流观众广泛认可的叙事元素，谱写出一首“形散而神不散”的电影散文诗。没有外在的强烈冲突，以人物的内在情绪为基轴；没有明显的反派，乌龙事件的谎报者黑娃也是因为爱父心切才犯下错误。很多冲突都被弱化或者被隐藏，例如唐金泉和姜雪花之间的暧昧和矛盾在碎片化的镜头中一笔带过。以刻意留白的方式来削弱整部影片的戏剧性情节，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用舒缓而扎实的镜头运动来表现紧张而又细腻的内在情感，实现内部情绪与外部情绪的有机统一。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既往印象中刻板僵化的献礼片向新主流电影转化与前进的尝试。

可以说，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实践近年来一直努力在时代、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寻求更好的结合点，引入类型片的叙事手法以增强可看性，运用更多艺术创新以使主流价值观具有更为广泛的传播性，“它们表现出更加成熟的叙事能力和市场号召力，表现出更易让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表达方式，表现出对现实与历史新的关照角度，表现出更加关注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情感”14，这使得新主流电影正逐步获得更多年轻观众的认可。电影《大路朝天》作为一部带有浓厚主旋律色彩的献礼片，在叙事的类型化探索中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实验。它结合“献礼片”“悬疑类型”以及“散文电影”的优势对中国路桥建设者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兼顾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表达，让观众在感受艺术、品读中国故事的同时感叹祖国路桥建设中技术的迭代更新与匠人精神的一脉相承。

【注释】

11987年2月，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并对主旋律做了这一界定。

2丁亚平.国产电影创作与市场空间不断扩展[N].中国艺术报，2009.11.20.

3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4）.

4郁晓东.以生命血脉贯通国之血脉[N].北京晨报，2018.12.25.

5饶曙光.大路朝天诗与远方[N].中国电影报，2018.12.27.

6李春利.“路桥”与“心桥”的情感链接[N].中国艺术报，2018.12.28.

7火锅.穿越隧道[N].齐鲁晚报，2019.1.8.

8王兴东.“主旋律”电影创作心得[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5（1）.

9王朝闻.戏剧美学思维[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0火锅.穿越隧道[N].齐鲁晚报，2019.1.8.

11丁亚平.献礼片漫谈[J].今日中国论坛，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