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静(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1960年电影《刘三姐》以壮族山歌的形式智斗财主乡绅，收获与阿牛哥共结连理的美满，赢得普罗大众的喜爱。这位从民间传说而来的歌仙刘三妹，在电影梦工厂的打造下，成为20世纪60年代流传开来的刘三姐，血脉里涌动着壮族歌圩的基因，承载着传播壮族文化的使命。苏里的《刘三姐》在传播壮族歌圩中既有承继，也有误读，在多年以后，这部影响深远的电影以多种形式反哺壮族歌圩文化，成为一张不可多得的民族影像名片。

一、电影《刘三姐》对壮族歌圩的承继

电影《刘三姐》在上映后获得海内外观众的高度认可，电影不仅荣获当年金鸡百花奖，且在1998年以前，占据票房首位长达数十年之久，在新加坡和马拉西亚的华人观众对此片的评价颇高。[1]以上殊荣侧面印证了“民族的即是世界的”。电影中少数民族独有的魅力为其争得无上荣光。

自花山壁画绘出古代壮族人能歌善舞的聚会狂欢画面起，壮族民族的血液里就涌动着以歌代言的基因。歌圩的起源虽未有确论，一般而言，壮族歌圩源自原始社会末期对子嗣繁衍的人类本能——对偶婚，且随着宗族祭祀的兴盛而不断得以丰富与调整。在农耕时代，南蛮之地的生存者为了能延续生命，禁止部族之间、同姓氏之间通婚，故各氏族在农闲时，让部落里适龄男女走出聚居部族，来到各族群之间约定的公共空间(通常是村中空旷开阔的广场)相互接触，加之原始社会对自然神力的敬畏与崇拜，举行各种祭祀膜拜活动之中，不乏歌舞表演行为。周作秋认为，歌圩“源于对偶婚，得促于原始宗教活动……始终离不开壮族人民的喜歌善歌”。[2]

(一)民间歌本的承袭

在广西政府的邀请下，苏里带着为祖国献礼的任务，深耕壮家民俗文化，观彩调剧《刘三姐》，在柳州、桂林等地实地采风，“从民间搜集了340本民歌，加上群众口授，共搜集了182500多首山歌”。[3]这些山歌在创作者的笔下，承袭了壮族山歌歌词中直爽、淳朴的民间智慧，通过长影雷振邦民俗唱法与通俗歌曲结合的重新编排，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电影中的配乐《藤缠树》，继承了壮族山歌中爱情的基调，以对歌形式倾诉思慕之情，契合了对偶婚的社会功能，重现了壮族歌圩聚众而歌、以歌会友、以歌定情的风采，一经上演传唱至今，成为经典的电影配乐。

(二)壮族歌仙的合理想象

一提电影刘三姐就会令人联想到黄婉秋这一演员在剧中的形象，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剧中对刘三姐进行配唱的傅锦华以及道白张桂兰。其实，在电影中，这位歌仙是由三个人合力演出完成的。导演觉得“黄婉秋不仅清纯漂亮，活泼可爱，而且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身上还有一点野气”。[4]傅锦华是经验丰富的彩调演员，常年受壮族民俗音乐的熏陶，嗓音也带着几分野气。彩调作为壮族文化的另一代表，具有极强的民族魅力。另外，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桂兰具有丰富的配音经验，将道白与唱词的声线连接得浑然一体。由此，我们得以认识银幕上这位有着圆嘟嘟的笑脸，小麦色健康的肌肤，身材不高但结实，唱起彩调悠扬婉转的女主角。这位歌仙形象相较于《寻找刘三姐》的女主角来说，更符合歌仙在田间地头、山谷水畔边劳作边歌唱的形象。妙龄少女，健康的体魄，有趣的灵魂，是电影创作者对歌仙的集体想象，合乎壮族歌圩延绵子嗣的中生儿育女的传统女性形象，也符合电影戏剧性的艺术审美需要。

(三)基本遵从唱山歌的目的

在电影《刘三姐》中，对歌行为所涉及的对象有三类，每一类对应一条行动线：阿牛哥对应恋爱求偶的爱情行动线；莫老爷及秀才对应斗智斗勇的抗争行动线；街坊乡亲对应亲民为民的生活行动线。行动主体也以刘三姐为行动中心，辅以阿牛哥的朴实与勤劳，衬托出三姐的活泼乐观，以财主家奴的愚笨与势力，衬托三姐的机智与率真，以街坊邻居的对三姐的敬仰与爱戴，衬托其人格品质的和善亲民。行动所在的时空参照壮族歌圩对歌场景而设，行动所涉对象也基本上以男女各半的适龄青年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壮族歌圩的青年集会，以歌舞欢聚的场景。然而，在岁月的洗礼下，三种对歌的重现行为组成的行动主线却在后世的回忆中存留下了两种。这两种都遵循了壮族歌圩原初的目的。

二、电影《刘三姐》对壮族歌圩的误读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非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故事片的《刘三姐》不可能像纪录片一样复刻壮族歌圩，电影创作者对作品进行艺术修饰时，对壮族歌圩加入了主观意愿与创作想象，误读便产生了。

电影中最明显的误读在于壮族歌圩的目的。壮族人天性好歌，生活中处处有歌声，从远古时期开始，以歌声传唱的方式祭祀祖先，传承历史，教化子孙，以歌择偶。在电影中，歌圩用于阶级斗争之中，则属于创造性的一笔。在影片中，刘三姐与莫府管家的对手戏中，以对歌形式，怒骂财主：“不种芝麻他喝油，不种桑田他穿绸，穷人血汗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这些歌词仿照壮族山歌的七言形式，结合里壮族山歌中善于用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寄情于物，理发于物，又不止于物，但其目的是以歌作枪对抗统治阶级。所以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其创作的目的已远远脱离了壮族山歌择偶、祭祀、会友等社会功能。壮族歌圩原目的是让广大群众通过不断传唱歌曲，反复地询唤歌者，认同歌曲中的意识形态，达到精神文化层面的维稳，而影片中以对歌方式反对统治当局的做法，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显化，不仅没有维持现有的社会稳定，反而成为推翻统治阶级的利器。这一误读是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在“十七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阶级斗争的色彩是当时许多故事片的共性，他们对民族艺术的误读，可理解为时代局限，也可视为创作主体在政治和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

电影中不凸显的误读在于壮族歌圩展开的空间。导演苏里选择桂林作为影片拍摄地，将壮族歌圩置于青山、碧水、奇石之间，乍看之下，不仅没有突兀，反而相得益彰。但细究壮族歌圩的民俗，歌圩多开展于村落之中空旷之处，以便青年男女能聚于一堂，欢歌起舞。在电影的多处对歌中，导演偏好将对歌的空间置于漓江畔或江中，像单独的阿牛哥与刘三姐的相遇与表白，在水中对歌的空间安排在现实的壮族歌圩中罕见。电影中以刘三姐与莫老爷、秀才等人的对歌群戏被安排在叠彩山下的木龙渡口。这个渡口之上的山道上站着刘三姐等劳动人民，渡口之下的漓江里的竹筏中坐着财主乡绅，山道和渡口皆是较狭小的空间，而壮族山歌多数是在空旷开阔的野外山坡或平地，适合大型集会。苏里导演有意将对歌安排在水边，在电影创作中修改了壮族歌圩传统的场域。电影创作者在拍摄前期对刘三姐的故事以及壮族山歌文化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不可能忽视现实的对歌空间，只能推测这是导演有意为之。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在电影画面的构图中，山水之间的对歌更具有视觉美感。在木龙渡口一场戏中，莫老爷代表的反面人物乘船在江中，刘三姐和人民群众则站在渡口上，依着蜿蜒的山边小道渐次排开，形成一种视觉上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所包围的构图，一边水中势低，一边山上势高，高低地势对比，也暗示刘这种阶级矛盾的对立以及最终邪不压正的结局。壮族歌圩的空间误读保留了诗情画意的桂林山水图，成就了一部以山水风光、民族音乐为主打的故事片，漓江风光让观众心向往之。

三、电影《刘三姐》对壮族歌圩的反哺

壮族歌圩的习俗使电影《刘三姐》成为新中国音乐风光故事片不可绕过的典范，而电影《刘三姐》通过影像将壮族歌圩的魅力远播海内外，推动了壮族歌圩的发展。

电影《刘三姐》对壮族歌圩的反哺首先体现在叫好又叫座的口碑上。1961年成为当时拷贝量最大的国产片，荣获1963年百花奖的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女演员等多项大奖。据张坚统计《刘三姐》在香港的三次公映，“观众一次比一次多，票房收入一次比一次高……超过100万的香港观众观看了《刘三姐》”。[5]“1962年，《刘三姐》在香港公映结束后，发行到新加坡，上映期长达7个月，观众50万人次，占新加坡人口的60%，盈利40万新币。”[5]第二年夏天又在新加坡连续放映120天。在马来西亚、泰国的公映中，其电影票房成绩亦不俗。这些数据印证了电影将壮族歌圩带出广西，走向世界，让各地人民了解壮族歌圩文化，认同歌圩文化，在香港掀起了模仿刘三姐歌仙的银幕形象、学唱山歌的热潮。

其次，体现在山歌歌谣艺术尤其是汉语歌谣的当代传承上。在前文中提及，影片创作前期从广西各地搜集了成千上万的歌本，从中挑选了一百多首使用。这一百多首山歌尽管进行了再创作，但仍然保留了壮族歌谣特征。影片中的插曲《多谢了》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礼仪风俗歌，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之时，感受到壮族人民以歌育人、以音传情的民俗风情。影片插曲是壮汉文化交融的结晶，通过桂柳话的唱白，以七言四句的歌词形式，表达了壮乡人追求自由、向往美好的生活信仰。电影让这些歌本从案头走向银幕，赋予词曲新时代的意义，桂北彩调以不可褪色的胶片形式收录保存下来，成为后人得以认识、研究、继承和传扬的可贵资料。

再次，体现在多层级、多元化的传播中结出许多硕果。电影《刘三姐》虽已不再公映，但其余韵却在传播中萦绕不散。黄婉秋的一生与银幕刘三姐的角色结下不解之缘，她以弘扬刘三姐文化为己任，创立公司，经营刘三姐大观园，为壮族歌圩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张艺谋、梅帅元打造的《印象·刘三姐》也将电影中对歌的片段作为实景演出的一部分，电影插曲《藤缠树》作为演出的蓝色印象部分的主题曲，平均每天演出两至三场，观众累计超过千万人次。它在致敬经典的同时，以全新的形式不断地向国内外的游客讲述着壮族歌圩那古老的故事。2013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主题是歌圩，电影中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藤缠树》《多谢了》《什么结子高又高》等以歌舞形式向国内、东南亚等地观众传播开来。据统计，2009—2013年，《山歌好比春江水》是每年的必唱曲目，另，《藤缠树》4次搬上舞台，《什么结子高又高》两次被唱响[6]。这些影视歌曲始于电影，但流传至今，它们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银幕内外的刘三姐及山歌之美。

四、结 语

电影《刘三姐》在创作时，研习并承继了壮族歌圩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影视审美的观念有意识地创造了新歌圩形态以及新歌谣唱词，实则是对壮族歌圩的误读。影片在承继与误读的张力中，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赞赏，并在多层级、多元化的传播中，反哺于壮族歌圩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喜爱壮族歌圩文化，让广西民族特色的歌圩走上大众化、当代化、多元艺术化的传播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