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爱红 孙易君(.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7365；.河北科技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8)

随着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变迁，革命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有关革命战争的影像更多是基于当前文化氛围对“革命”的想象性表现，支撑革命理念的合理性根据也由阶级正义转向国家民族正义。朝鲜战争由于是境外作战，其本身并不包含太多阶级正义内容，它所蕴含的国家正义内容却相当明确。抗美援朝彻底粉碎了国人面对西方列强时的自卑心态，也奠定了之后东亚的基本政治格局。因而，即使革命语境已经消退，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蕴含的国家正义内容仍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韩国全面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当下，我们更需要高度评价这场战争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意义。由彭顺执导，刘恒编剧，刘烨、王珞丹、黄志忠、杨祐宁、叶青等主演的《我的战争》是后革命语境下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一次重新叙事，借助于3D等新的影像技术，该片消解了革命说教的内容，在突出国家正义理念的同时极力展现战争环境下个体对生命的独特体验。

一、革命启蒙理念消解后的国家正义

如果不特别说明，或许我们很难认出这其实是巴金小说《团圆》的再次改编，相对于曾经名动全国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另一个电影版本《英雄儿女》，《我的战争》所做的改编已经远远超出了原著的范围，也打破了我们对改编的认识。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文化理念，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旨趣。可以说，《我的战争》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原著的一次全新创造，它通过对国家正义的叙事替代了革命启蒙的宣传教育，在后革命化的时代强调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五四时期即已久负盛名的作家，巴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他已经认同了当时的革命理念并自觉奔赴朝鲜战场进行采访。因而，在朝鲜战争时期巴金的思想处于二重融合状态：一方面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促使巴金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在与志愿军的同吃同住中体验到战士们的精神世界，并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下来；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主义精神又时刻与革命启蒙思想相结合，成为阶级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因而，《团圆》的叙事重心不是对王成如何英勇战斗的正面描写，而是王芳、小刘等人如何发扬并学习王成革命精神。所以当王成牺牲之后，王芳的反应是为自己流泪感到羞愧：“我真不中用。人家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抬得更高，脚步也更坚定，照样地唱歌跳舞。”[1]对英雄的感情不能只是停留在敬仰的层面，而是要化为行动以继承英雄的事业，这是当时对革命英雄的理解氛围。王芳作为王成的妹妹，亲人伦理情感被更宏大的革命情感所取代，个体亲情的悲痛需要转化为革命。

电影《英雄儿女》则深化了这种趋势，尽管它对王成的战斗场面做出了更多的刻画，但关键支点仍然是王芳等官兵群众对哥哥的学习和模仿。这一点在王文清对王芳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雄事迹的宣传裹挟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深深地感染了观众的情绪。‘十七年’的英雄叙事，将国家伦理作为唯一的真理，建构起意义的单一性与纯粹性。”[2]国家伦理固然是“十七年”叙事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真理，革命伦理同样是当时叙事的内容，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国家革命的意识形态整体。《我的战争》则完全改变了国家伦理与革命伦理的这种亲密关系，从目的上讲，当前的文化氛围已经不再像当时那样需要进行战时革命动员，因而，它已经无须像《团圆》和《英雄儿女》那样将革命启蒙教育作为叙述的重心。《我的战争》的叙述中心集中于战争本身，通过反思战争来进行国家伦理教育。因而，《我的战争》在整体上改变了故事的结构，有关认亲的情节被完全替代，对于原著及《英雄儿女》所侧重的学习英雄的宣传效应也极度省略，战争对国家及民族的压迫感被突出到最显著的地位。

《我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强调这场战争的性质，以及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的，历次战争要么丧权辱国，要么失地失人。虽然最终赶走了侵略者，但也损失惨重。朝鲜战争则让战火远离了我们的家园，也使国人终于挺直腰杆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孙北川(刘烨)他们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就担负起重塑国家形象的重任，他们不仅是为了帮助朝鲜反击美军的侵略，同时也树立了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新生后的自信与勇气集中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场关于民族与自我的义战。这是一群豪迈的人，他们的乐观来自对自身正义性的判断，即使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吃饭时虽然啃着干馒头，但开着各种玩笑，孙北川与孟三夏(王珞丹)甚至用四川话互相打趣，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将他们束缚住，反而激发了对生活的热情。虽然身处前线，但各种音乐文艺表演正说明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与乐观精神。这种乐观使他们在战斗中也同样充满了激情。尽管武器远远劣于对方，但他们拥有必胜的气势。在五义亭阻击战中，面对敌人的坦克，他们硬是用生命作为爆炸物来硬生生掀翻对手。事实上美军也都是二战之后从欧洲战场上撤下来的百战精兵，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强硬的敌人最终也徒唤奈何。老爹李顺良在临牺牲前用嘶哑的声音唱出的《穆桂英挂帅》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心声，那就是宁可血洒疆场也要保家卫国。电影对这一场面的表现是悲壮的，但同时也是豪迈的，那种疆场猛士的决绝与壮烈在画面中升华并凝聚成民族的灵魂。

二、极限环境下的独特生命体验

无论是小说《团圆》还是电影《英雄儿女》，对于战争都充满了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非常渴望通过战争完成对自己信仰的检验。在革命与国家伦理的双重激励下，主人公们都希望自己的信仰能经受住战火的考验，他们以近似宗教信仰的热情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个体不应该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在战争中牺牲是一种光荣，它使革命“小我”升华为永恒的英雄。因而，在小说中哭泣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正确的做法是沿着英雄走过的路勇敢地向前进。在电影中王文清对王芳第一次的报告感到不满的原因是她只沉溺于个体悲伤，没有从英雄的牺牲中体悟到革命力量。对于革命英雄与战士来说，他们不应该表现出个体的悲伤或恐惧等负面情感，他们应该以昂扬的姿态来实现自己的信仰。

与《团圆》和《英雄儿女》所着力塑造的钢铁战士不同，《我的战争》中的志愿军战士虽然仍旧充满了血染的风采，但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战争面前，他们不再被刻画成没有个体情感的纯正无产阶级战士，以往那种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形象被还原为普通个体，他们在随时可能会夺走生命的战争面前也有内心的焦虑与恐慌。《我的战争》没有回避这些在革命时代被着力净化掉的内心感受，而是深入其中探索极限环境下个体生命的抉择与抗争。当个体被置身于随时可能会死亡的环境中时，原本支撑个体存在的诸多信念可能会面临考验，《我的战争》不再像《团圆》和《英雄儿女》那样将英雄塑造成没有个体内心波动的钢铁人物，而是细致地展示死亡阴影笼罩下个体内心的极度不安感。在日常生活的平均状态中，我们无法感受到死亡对此在的威慑力，尽管死亡始终是悬在个体头上的利剑，但个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遁这一本真状态。“此在首先与通常以在死亡之前逃避的方式掩蔽最本己的向死存在。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但首先与通常是以沉沦的方式死着。”[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宁可通过沉沦的方式来躲避死亡的威胁，也不愿直面死亡带来的恐惧感。然而对死亡的畏惧是个体根本的生命情态之一，战争将生命的脆弱性直接呈现出来，也使个体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一根本性事件，如何在死亡面前重新建立生命的意义坐标就成为战争环境下个体的首要问题。《我的战争》中没有回避个体在死亡逼近时的恐惧感，虽然这种恐惧只会在最亲近或信任的人面前流露出来，刘诗文(王龙华)对王文珺(叶青)的私语即体现了这一点，在将要上前线时刘诗文顾虑重重，既担心自己可能会牺牲，也担心因为自己出身不好王文珺的家人不接受自己，这种种纠结其实只是在生命面临极限考验时的本能反应，战争随时会夺去自己的生命，也会打碎自己最为珍惜的东西，个体需要寻找心灵的寄托，对于刘诗文来说，王文珺就是他的心灵归宿，只有在她面前才能缓解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感，也才能说服自己坚强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王文珺的牺牲幻灭了刘诗文的心灵守护者，也消散了他心中对死亡的恐惧，当生命中所有的珍视都被击碎之后，刘诗文已经无所畏惧。畏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个体尚有所期待，当期待的希望成为泡影之后，死亡已经不再让个体感到畏惧。

战争使个体直面死亡这一终极存在命题，除了对国家正义的信仰之外，个体还需要私人情感领域的慰藉与关怀，这一点即使是久经战场的老兵也不例外，李顺良对张洛东父子般的关怀即是他的情感寄托。在革命启蒙退潮之后，《我的战争》没有像之前的小说和电影那样极力净化个体私人情感，而是将这些情感重新塑造成个体参与战争的动力。在面对敌人包围时，李顺良毅然决定留下断后，这其中既有对战友的情谊，也有对张洛东父亲般的爱护。同样，对张洛东来说李顺良的关爱也一直是他力量的来源之一，在面临死亡威胁的环境里，他们因为心有关爱而无所畏惧。

这种极限环境下的独特心理体验，在主人公孙北川身上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作为连长的他既要给全连做出表率还要克服内心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因而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他要给全连战士树立起英勇战斗的模范，并且带领他们前进，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必须摆脱死亡所投下的懦弱阴影，在战士们面前他必须永远是一个毫不畏惧的英雄带头人，那句“第一个杀入敌师指挥部”的豪言，既是对士兵的激励也是给自己的定心丸，让自己能忘掉恐惧而努力向前。孙北川的这种心态也体现在他对孟三夏的爱情上，在认识没多久后，孙北川就以一种相当粗鲁的方式对孟三夏展开追求，亲嘴、睡觉等直指性本身的词汇显示这不是一种革命启蒙规训后的爱情，而是源于生命本能的欲求，尽管在求爱失败之后孙北川以检讨的方式进行革命式包装，但这只是欲望受挫后的妥协。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孙北川的示爱方式或许是他在战争环境中的潜意识反应，正是死亡的压力使他想获得情感上的滋润，因而不顾一切地展开对孟三夏的追求。这种追求既是对爱的表达也是对内心压力的释放，外部环境压力之下使其爆发出强烈的爱情欲望。然而，孙北川的爱情始终在生命本能与现实理性之间纠结，本能欲求使他对孟三夏展开大胆追求，但随时可能战死的现实又使他对这种追求充满顾虑，他之所以不敢对孟三夏正面表白在很大程度上即源于这一现实，最终这一爱情被他自己转化为一种生与死的相约：如果谁能活着回到家乡，一定要到对方家里看看。

如果说王文珺是刘诗文的信念，张洛东是李顺良的寄托，那么孟三夏就是孙北川的情感归属，《我的战争》将极限环境中个体对私人情感的渴求作为前进的动力，重新肯定了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中，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被置于镜头之下并成为国家伦理的重要支撑，个体情感与国家义务之间的张力成为后革命语境下重点表述的对象。

三、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影像

在革命话语占主导的年代，英雄影像已经形成固定标配，他们严格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完成自己的各种壮举而不能越雷池一步。《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即是这样一位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英雄形象，在他身上个体的私人情感被净化到极其稀薄的程度，即使与父亲、妹妹之间的交流也都以革命理想互相鼓励。这种扬弃小我一心为革命的英雄理念成为当时的基本创造理念，也是当时的基本时代氛围，由此而形成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既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也成为后来革命激情消退后为人所诟病的对象。

一方面是出于对这种刻板英雄形象的纠正，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下日益兴盛的娱乐文化的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一直呈现出向回归人性、消解虚假崇高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间的草莽性格就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草莽英雄往往具有诙谐、不拘的性格及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能打破既有规范的限制提供新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因而一直深受观众的喜爱。面对复杂的局势草莽英雄往往能通过狂欢式的处理方式使其进入某种欢庆的氛围中，进而调动观众的情绪。

巴赫金认为，通过狂欢人们可以摆脱现实身份的限制而回到人类本真的关系中去，“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4]民间草莽英雄所具有的欢乐属性在本质上即是这种狂欢性质的体现，他们通过各种打破常规的方式使观众体验到对阶级、身份认同的破坏快感。在后革命语境中，有关革命话语塑造的各种范式已经被认为是僵化体制下的极端思维方式，因而对革命英雄也不再坚持刻板化叙事，相反，现实文化诉求需要塑造更接地气、也更具有生命活力的英雄形象，因而民间草莽气息就成为革命英雄所必备的气质。影视作品中对英雄人物的民间化过程在《亮剑》中得到定型，李云龙草莽英雄式的性格成为此类英雄人物创作的标杆性形象，并不断被后来的作品所模仿借鉴。

《我的战争》中对孙北川等人的塑造仍然可以看出这种草莽化的倾向，虽然孙北川连是作战英勇的模范连队，但这种勇敢并不是建立在革命思想的启蒙与陶冶之上的，而是以充满民间气息的原始生命力为主导，他们用自己的生存意志来顽强对抗敌人坦克等现代武器的进攻。孙北川与孟三夏的初次碰撞其实即蕴含了这种民间气息与革命规范之间的落差，当两人以四川方言对答时他们展现出民间文化生动活泼的个性，而当孟三夏试图以革命规范来要求孙北川时则遇到对方不自觉的抵制。《英雄儿女》中王文清对王芳的批评教育使其创作由悲伤转向激昂，这种规训与教化是成功的；《我的战争》中孟三夏用革命话语来教育孙北川，不但没有使孙北川脱掉身上的草莽气息，反而在教育的过程中使自己深深陷入私人爱情，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讲这种规训是失败的，但从民间文化立场的角度看这恰恰显示了自身的生命力，是人物性格成功的体现。

后革命时代对革命英雄的叙事已经完全打破了革命语境中的被规训式英雄形象，充满民间气息的草莽式英雄成为它的标准形象。用民间文化的草莽气息与生命活力来打破传统革命英雄的刻板化印记是后革命语境下的一种叙事策略，它不但使人物形象更为饱满，也满足了当前文化环境下对革命英雄的想象与虚构欲求。毕竟，在后现代文化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当下，人们更欣赏充满自我特色的英雄，而不是被某种机制规训后的英雄。从另一方面说，革命英雄形象的这种标准化变迁也意味着国家正义基础的转移，即原先建立在阶级革命基础上的国家正义理念开始向民间与传统方向替换。孙北川的粗犷与草莽气构成他革命英雄形象的基本色调，也是他保家卫国的力量源泉之一。这样一来，原先纯正的革命理想叙事就被民间叙事所取代，民间文化摆脱了它一直受抑制的处境，成为建设国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间化叙事我们同样可以从李顺良牺牲时的场面中可以看出，与以往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的英雄不同，李顺良以一曲《穆桂英挂帅》作为自己生命的绝唱，充分显示了自己民间英雄的特色，也使得国家正义与传统文化完成了链接。

总之，《我的战争》作为后革命语境下的电影作品，在摆脱革命时代的叙事模式的同时也树立起自己的叙事方式。国家正义得到全面突出，为国征战已经不再需要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作为依据，而是将这一正义理念与传统文化与民间生命活力相关联，在草莽式英雄的刻画中完成国家正义与民间文化的整合。对于战争的表现也从展现英雄们大无畏的气质转向多方面呈现战争中的复杂人性，在战争这一极限环境中完成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