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高

1494年9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1470—1498）带领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出征，希冀取道意大利向他祖先占领过的遥远的东方耶路撒冷进军。侥幸一路顺利，在月底就来到罗马。1495年1月底，法军向那不勒斯征伐，2月22日，不费一枪一弹就进入该城，公国国君阿方索二世退位出逃。市民们无意要反对这些新统治者，相反地与这些胜利者亲善。

的确，他这次的胜利实在来得太容易了。1495年5月12日，查理便在那不勒斯加冕，自称“法兰西、那不勒斯和君士坦丁堡国王”。查理真是好不威风。在他长驱直入这座城市时，法国编年史家，皮埃尔·德·布朗托姆（约1540—1614）描述说，他“身穿帝服，披一件上等的斑鼬皮做成的，大翻领的猩红色大氅，右手握着滚圆的金苹果，左手拿着他长长的皇杖……全体臣民同声高呼，称他为威严无比的皇帝。”

谁知好景不长，不知不觉间，他的兵士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都患了病。开始时，这些可怜的士兵们只觉得全身瘙痒，痒处微微发红；慢慢地，他们感到有点剧痛；后来，患处逐渐硬结，一处处都变成讨厌的下疳、小脓疱、皮疹和传染性腹股沟腺炎；最后表面开始糜烂，渗出黏性的分泌物；同时淋巴结也肿大了起来，不仅生殖器和耻骨部位，身上皮肤的各个黏膜接壤处，也出现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脓包，发出奇特的令人厌恶的臭味。据说也有自行痊愈的，但即使如此，也很容易复发，且容易传给他人。最后的结果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成了残疾，引起视觉缺失和耳聋，很多甚至死亡。

后来，随着法国雇佣军的败北，从意大利退伍回家，这些士兵也把此病带回到各自的国家。法国是最先受到传染的。法国诗人、编年史家让·莫里内（1435—1507）在记述1474年至1504年历史的《法国编年史集》里这样写道：“最后，他（查理八世）本人是控制住了大痘疱，他所遭受折磨的一种激烈、可恶、令人讨厌的疾病。但他那些回到法国的成员却深受此病的极大痛苦。”莫里内接着说，“由于在他们回国之前，没有人听说过这一可怕的瘟疫，于是它就被称为那不勒斯病……”

所谓“那不勒斯病”，并不只是因为它在那不勒斯这个意大利的南方港口一带传播，实际上，凡是雇佣军经过的村镇，都自然而然地会留下该病造成的后患。如法国中东部的里昂地区，就发现有很多该病的患者；巴黎人至迟在1496年秋也受到该病的感染。在莱茵河的另一边，从1496年到1497年，德国一个个乡镇都陆续爆发这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恶性天花”，引发人们极大的恐惧。最后，不到十年时间，这一流行病甚至传遍了全欧洲，包括中欧和北欧。在丹麦的“国王纪事”中，甚至说早在1495年，“这年夏天，有一种德国人和丹麦人前所不知、且确实闻所未闻的通常称作高卢病的十分严重的传染病，已经杀死了数千人”。这份“纪事”接着写道，“由于我们的堕落，使它得以偷偷摸摸潜入世界各国，结果是如今没有比它更普遍的（病）了。”不仅指出疾病的严重性，还暗示它是性混乱造成的结果。

其实，医生们通过实际的经验和观察，大多也相信此病与放荡堕落有关。于是，每个新受感染的国家便都不失时机地以它邻国的名字命名这一“前所不知”的新病，各国有各不相同的名字，把这种不光彩来源推卸给他人，竭力表现此病与自己或本地无关：如法国人叫它为“那不勒斯病”，认为“它是经士兵们从那里传过来的”；但是那不勒斯人却“称它为高卢病，因为它是法国人来到那不勒斯之后才有的”。此外还有：俄国人称它为波兰病，波兰人称它为德国病，荷兰人称它为西班牙病，葡萄牙人称它为卡斯蒂利亚病，等等。这些不同的名称一直混乱到意大利医生和诗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的一首名为《梅毒或法国病》的诗篇的出现。

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Jerome Fracastoro， 1478—1553）出身于维罗纳的一个古老的富裕家庭，长大后进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甚至自然哲学和宇宙志，当然还有医学，空下来时还十分喜爱写诗。毕业后，弗拉卡斯托罗先是隐居到维罗纳附近一处山上的私人住宅里，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一边附带为当地的农民治病，并以他作为医生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写出论文《传染论》和题为 《梅毒或法国病》的伟大诗篇。

《梅毒或法国病》开头写道，尽管这一未知的疾病，很晚才袭击深受惊愕的欧洲；尽管亚细亚海岸和利比亚各城都染上了此病，我们的歌，要唱出它的名字如何伴随着战争从法国来到那不勒斯。诗中描写了一个叫西菲鲁斯的神话故事。

西菲鲁斯（Syphilus）是一个牧羊人，为大西岛之王阿西索厄斯看管成千头母牛和母羊（也有材料说是猪）。一天，他责怪太阳神阿波罗的太阳猛烈得使树木焦枯、水源干涸，以致他的畜群无有避荫之所，也没有水喝，濒临死亡。他发誓甘愿为阿西索厄斯王，而不是为太阳神成为一名牺牲。阿波罗觉得这是对他的轻慢和侮辱，便降下一种从未有过的疾病。经仙女阿默赖斯劝说，居民们向天后朱诺和土地女神忒耳斯奉献了牺牲之后，忒耳斯才让地上长出可以医治此病的特效药——愈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