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恒

摘 要：在个性化网络教育不断深入的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教育市场逐步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特点，迫切要求借助互联网开展有效的教育工作。因此，文章以“互联网+”为背景，分析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现状，并从博物馆教育服务重新定位、构建以兴趣度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开发新的受众研究机制等方面，对“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策略进行简单阐述。

关键词：“互联网+”;博物馆;教育

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不仅是文物收藏的场所，而且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形式，可以促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传承，为人民精神文化水平提高提供依据[1]。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正确认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意义，利用互联网手段，进一步创新博物馆教育方式，成为博物馆工作人员面临的重要任务。

1 “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现状

1.1 自我认识不清晰

通过对当前背景下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分析，得出多数博物馆不了解自身在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定位，也没有将“互联网+教育”工作作为自身工作的内容，导致整体“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1.2 教育信息不连贯

虽然现阶段我国多家博物馆配合常设展览构建了导览系统，但整体导览系统所包含的教育资源不足，无法覆盖博物馆的各个方面。且整体教育信息缺乏连贯性，影响“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

1.3 无法利用互联网做好受众分析工作

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个性化学习探究需求逐步提升。但由于现阶段博物馆无法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好受众分析工作，不了解受众需求，导致后期教育工作开展阶段教育内容与受众所需信息差距较大，整体教育效果较差。

2 “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策略

2.1 重新定位博物馆教育服务

以往博物馆教育工作主要是依托博物馆实体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而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教育主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的更加广泛深刻的教育活动[2][3]。因此，博物馆工作人员应根据现代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情况，正确认识互联网时代时间、空间交互融汇等性质，主动将多个学科、多个行业领域融合，形成以全球为教育视角的大社会教育体系。

本质而言，“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主要是依托博物馆资源，面向整个社会公众群体，提供非正规公益化服务。“互联网+博物馆教育”隶属于社会教育范畴。其教育定位受博物馆公共属性、非正规教育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依据博物馆公共属性，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以公益性、公平性为核心，依托互联网渠道，实现博物馆资源社会化共享;另一方面，依据社会上的区域非正规教育情况，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利用互联网技术，逐步丰富教育内容，以弥补正规教育缺陷。如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社会教育为依据，推出一系列可推广、可持续的教育模块。在可推广、可持续的教育模块推出之后，博物馆可以依据“互联网+”教育理念，加强互联网思维下自身教育教学形式的创新。主动突破宣传渠道、自身经历的约束，合理利用互联网仿真体验式活动方式，进行考古、历史、经济、建筑、美学、古汉语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博物馆教育成效。

2.2 构建以兴趣度为核心的教育模式

根据“互联网+教育”的特殊性，博物馆可以兴趣度为导向。在基础数据收集分析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声光电展示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个性化教育指导等模块，实现系统化、连贯性的宣传教育[4]。

首先，在基础数据收集分析过程中，博物馆可以将每一位观众作为信息收集来源。通过语音导览、APP等产生的指向性数据，了解每一位受众兴趣度导向及最关注的文物信息、教育路线。

其次，在了解观众教育需求及教育倾向之后，博物馆可以文字展板、文物图片为重点，利用互联网时代声光电结合的展示方式，为观众简单或详细阐述与馆内文物相关的历史信息。有条件的情况下，博物馆也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馆内晦涩难懂的文物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虚拟场景游戏，进一步提高博物馆内文物教育的魅力。

再次，基于博物馆内部文物教育信息的多样性，多数参观者在接受博物馆宣传教育时只是在路标引导下进行被动学习，整体教育效率较低，且文物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在新受众研发体系运行的基础上，博物馆可借鉴一些博物馆的先进经验，如故宫博物院开发的《紫禁城祥瑞》《胤禛美人图》系列APP。利用数据处理与移动互联网结合的方式，以数字化的形式，为受众提供免费的、个性化的展览信息。

最后，考虑到博物馆参观时间内宣传教育力度的限制性，博物馆可在特定的展览宣传日，通过互联网平台事先收集观众最感兴趣的文物信息，随后调取相关文物;以此为载体，在互联网平台中对特定文物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历史价值等信息，进行详细、全面的宣传教育，以便最大程度提高“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效果。

2.3 开发新的受众研究机制

在“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人是整体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质量的主要衡量标准[5][6]。因此，在提高对“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中受众的重视基础上，博物馆应在以往受众分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更加系统、全面的受众研究机制。最终形成以广大群众为主要导向的新型教育研发体系。

在以广大群众为主要导向的新型教育研发体系运行过程中，博物馆首先应根据区域群众生活阅历、教育背景、年龄及工作类型差异，对区域内群众进行层次划分[7]。通过差异化的教育方式，促使区域群众可以共享资源成果。如在我国首都博物馆开展的“读城”系列教育活动中，博物馆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结合青少年在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对讲解词内容、讲解活动形式、讲解内容深度、讲解强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全方面契合了青少年阅读需求，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根据互联网环境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博物馆可在以区域群众为主导的受众研发体系运行过程中，利用线上+线下交互式体验的形式，全面搜集区域群众教育需求信息。随后利用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结合公众平台推广关注信息调研，全过程跟踪、调研区域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最后，在了解区域受众需求后，博物馆可以从教育层面入手，对大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深入解读。借鉴先进的社会教育理念，自身扎实的技能技巧，进行整体教育活动的创新[8]。如对于中老年群体，博物馆可以怀旧为主题。结合中老年群体生活经历、生理特点及心理特征，在教育活动中融入特定时代怀旧情感元素，以充分满足中老年群体学习体验的需求。

3 总结

综上所述，“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形式，是博物馆教育工作开展的主要趋势。因此，针对现阶段博物馆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问题，博物馆内部工作人员应正确认识自身职责定位，开发新的受众研究机制。根据受众特点，依托互联网平台，推进教育内容、组织者角色的跨界共享，促使區域内每一位群众均可以实现对博物馆资源的共享、利用、创造，提升博物馆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1]杜臻.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宣传教育中的应用——基于《“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的思考[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6）：17-20.

[2]张得水，石晓霆.互联网博物馆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J].中国博物馆，2002（4）：75-79.

[3]白国庆，许立勇.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共享机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37-42.

[4]李姣.“互联网+”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营销创新策略[J].文物世界，2017（2）：64-67.

[5]刘文杰.“互联网+”在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中的应用——以大英博物馆“众包模式”完成藏品数字化工作为例[J].博物馆研究，2017（1）：21-28.

[6]韩宏斌.浅谈“互联网+”给博物馆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太原市晋祠博物馆“互联网+旅游”新思路[J].文物世界，2017（1）：66-69.

[7]王旭东，赵鹏.“互联网思维”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映射[J].东南文化，2016（6）：113-117.

[8]赵锡.互联网+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思考——以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为例[J].中国港口，2016（S1）：1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