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魏晋时期，时人论及赋这种文体时，着意提高其价值，对 “丽”这种在前代被批评的艺术特征做了高度肯定，赋和颂这两种文体在这时也被区分开来。

关键词：魏晋;赋;肯定;丽;区分

作者简介：李金金（1987.3-），女，汉，河南叶县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02

赋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体裁，也是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盛于两汉，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体例也在不断变化，时人对这一文体的评价也在不断变化。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赋这种在汉代颇受轻视的文体地位开始提高，其“丽”的艺术特征也开始被肯定，两汉时期混为一谈的赋颂在这时也被区分开来。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分析魏晋时期对赋这一文体的讨论。

一、对赋的肯定

两汉时，时人虽致力于创作赋这种文学样式，但是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是被轻视的，两汉论赋者多认为赋是“淫靡不急之事”，对其持轻视的态度。赋家本人在当时也被人轻视，赋作者“自悔类倡”。《汉书·艺文志》中虽将诗赋这种最具文学性的艺术样式单独收入“诗赋略”，认识到了诗赋的独特性。但在当时经学独尊的大格局下，实为“依经立义”，其最终目的还是将“诗赋”统一到经学大一统的格局中去 。

曹魏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代表，出于政治的原因，大力提倡文学，使得文学的价值、文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到了两晋时期，文才逐渐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才能。在这种背景下，赋的价值逐渐得到肯定和高扬，这在当时的文学理论中有一定表现。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奏议宜雅，书论欲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将文章分为四大类，并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章的价值大加赞扬。他《与王朗书》中也说：“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他还“集诸儒于肃成门，讲论大义，侃侃无倦”。所讲论的即是“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包括赋在内。另外，曹植虽称辞赋“小道”，但是《与杨德祖书》可以看出，曹植是将辞赋作为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之后的选择，可见，他对于辞赋用实际上还是甚为推重的，他这样说应是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另外，检视史书，这一时期，杨修、王粲等人也有关于赋的地位的论述，无一例外均对其作出了肯定。

两晋时期，辞赋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据统计这一时期赋家有150人，赋作500余篇，就这一时期的赋论来说也体现了对于辞赋的推重。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张衡的文章：“若夫巡守诰颂，所以敷陈主德，《二京》、《南都》，所以赞美几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在奉“诗三百”为经典的时代，将赋与雅颂并称是不可能的，夏侯湛将赋与雅颂并称，甚至认为赋可以超越雅颂。另外，如葛洪称“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愽富也。”对赋这一文体极力称赞。亦有人将辞赋与五经联系起来，如孙绰称“《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将赋与五经并提。

综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辞赋的地位无疑大大提高了，在时人心目中甚至已经可以与雅颂并列甚至超越雅颂。

二、对于“丽”的肯定

两汉论赋者将赋的功能定位为“讽谏”，因而对其铺陈张扬、丰辞缛藻的“丽”艺术特征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妨害了辞赋讽谏的功用。如班固评价司马迁的赋作曰：“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讬风终始”。《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可见，班固、扬雄等人对于辞赋“丽”的艺术特征，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到了文学开始自觉的曹魏时期，其文风渐转华丽，正如刘师所言这一时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概括这一时期文章的特点是“华丽”、“通脱”。基于这样的文学现实，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又称“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此言既大大提高了辞赋的地位，亦将“丽”树立为当时辞赋创作的重要艺术特征。曹植也有类似的言论，《前录序》中称：“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君子之作”当然包括辞赋的创作，而“君子之作”的要求之一即是“摛藻也如春葩”，即“丽”。《王仲宣诔》中赞扬王粲“文若春华”，所谓“文若春华”就是文章写得华丽好看。王粲以辞赋著称，“文若春华”，自然也包括他的辞赋创作。另外，曹植的《七启序》中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七体依旧被认为是辞赋的一种，而曹植所言“余有慕之焉”，他所倾慕的不仅仅是前代的文章，还有其文章之“美丽”，辞藻之华丽，自此可以看出，曹植对于辞赋之“丽”是非常推崇的。陈琳的《答东阿王笺》也称赞曹植的辞赋辞藻美丽，其文曰：“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披览粲然”。卞兰称曹丕的赋“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所之忘味，奉读无倦。”另外，杨修的《答临淄侯笺》评价曹植的辞赋：“损辱来命，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也”。“蔚”，即有文采之意。杨修、陈琳、卞兰诸人这些话未免带有奉承的成份，但是这更说明“丽”乃是当时普遍追求的艺术特征。否则，他们也不会拿这样的言论去赞美曹氏兄弟的赋作。这些都说明在曹魏时期，“丽”成为时人认可甚至追求的艺术特征。

两晋时期，也有很多关于赋的讨论，程章灿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将两晋的赋论批评分为体物浏亮派和讽谏征实派，但尽管两派对辞赋持不同的要求，但是在辞赋“丽”的这一点上两派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两晋时期，陆机进一步发展了曹植“诗赋欲丽”的观点：“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故既雅而不艳”。這是他在《文赋》中提出的文章写作的要求，所谓“艳”，即是“丽”。另外，在他的赋序中也表现了对这种艺术特征的欣赏，其《遂志赋序》即称赞张衡的《思玄赋》“精炼而和惠，欲丽前人” 。

左思《咏史》其一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司马相如的赋向来被视为“侈丽闳衍之词”、“文艳用寡，……寓言淫丽……”、“宏丽温雅”，但左思所追慕的正是这种“丽”的艺术特征。两晋时，围绕左思《三都赋》开展的关于赋的讨论，对于这种“丽”的艺术特征也进行了肯定。皇甫谧直接说：“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刘逵评价左思《三都赋》说：“至若此赋，拟议数家，传辞会意，抑多精致。”所謂“精致”，正是“丽”的体现。

另外，东晋时期的葛洪更是表现了对于丽的推重。他称：“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葛洪还说“古者事事醇朴，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认为追求华丽辞藻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高度肯定了赋的华丽的艺术特征。

三、对于赋、颂的区分

两汉时期，赋和颂是不分的。《汉书·艺文志》在“荀赋之属”著录“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汉书·扬雄传》载：“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王充《论衡·谴告》也记载了此事，但称《甘泉赋》为《甘泉颂》：“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另外马融的《长笛赋》收入《文选》作《长笛赋》，但他在序中说：“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这些都说明在汉代，赋、颂是不分的。到了文学逐步开始自觉的曹魏时期，两者开始区分开来。曹丕区分两者之不同，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邯郸淳也认识到了两者之区别，他在《上受命表》中说：“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申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力，称《受命述》。” 对这两种文体的艺术特征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随着文学自觉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两晋时期对赋颂两种文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陆机《文赋》将《典论·论文》中并列一起的诗赋分开，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提出赋的特点是“体物”、“浏亮”，所谓“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浏亮，清明之称。”即赋是铺陈写物之体，且风格“清明”;对于颂，他说“颂优游以彬蔚”，李善注曰：“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所谓“优游”即从容洒脱之意，“彬蔚”，吕向注曰：“彬蔚，华盛貌”。在这里，陆机对赋、颂两种文体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两者的艺术风格是明显不同的，赋为“浏亮”，颂为“优游彬蔚”。此外，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对于赋、颂的讨论。他从赋、颂的源流、功用、代表作品方面对赋颂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可谓详细备至。对于汉代混为一谈的马融《广成》、《上林》明确提出其为赋，进一步廓清了赋与颂两种文体的界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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