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莉 施晓燕

摘  要：林白的创作早期对女性内在精神世界极为关注，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具有极端的自恋意识同时伴以阴郁、焦虑的形象出现;2年后，林白开始摆脱“女性主义”的标签，摆脱私人化创作的局限，迈向真实社会，《妇女闲聊录》是其重要文本体现。林白创作风格的转变，不仅实现了主题书写的变化即由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到开放敞亮的现实世界的转向、由自我对男权世界的控诉到对底层现实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倾听与关怀的转向这两大变化，也出现了其创作题材的转向：语言上由唯美到原始自在;理想世界所处的地域空间也出现了由城市到故乡再返回乡村的变化。

关键词：女性主题;民女;现实世界;生命经验

作者简介：罗莉（1980-），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创意写作;施晓燕（1997-），女，汉族，四川文化艺术学院2015级毕业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02

20世纪90年代初，林白发表《子弹穿过苹果》，开始引起评论界关注;1994年她发表《一个人的战争》，则引起评论界热烈而又充满争议的评论，林白因此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一个人的战争》也成为阐释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文本;随后林白相继创作发表《致命的飞翔》和《说吧，房间》，评论者仍沿用原有的评价模式，因此更加确认了林白“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但是到了2000年，随着新作品《玻璃虫》的发表，评论者开始注意到了林白创作中的变化，这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创作视角相比以往出现差异;2004年《妇女闲聊录》的发表则掀起了一个有关林白创作转型的高潮，形成沸扬一时的“转型论”，评论者也更加确定林白创作的转向。如果说，《玻璃虫》的可以看作林白创作转变的萌芽，《万物花开》的发表是林白创作的明确转向，那么之后出版的《妇女闲聊录》则正式宣告了林白的彻底转向：有的评论家将其称之为是由“巫女”到“民女”的转变[1] P（86）。

因此，纵观林白创作历程，可以将2000年看作一个分水岭： 2000年发表的《一个人的战争》标志着其创作趋于稳定成熟，特点是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并多与自身经历相结合，作品中的女性往往具有极端的自恋意识同时伴以阴郁、焦虑的形象出现;2000年后，林白开始摆脱“女性主义”的标签，摆脱私人化创作的局限，逐步迈向社会，《妇女闲聊录》则为重要文本體现。林白创作风格的转变，不仅实现了主题书写的变化即由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到开放敞亮的现实世界的转向、由自我对男权世界的控诉到对底层现实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倾听与关怀的转向这两大变化，也出现了其创作题材的转向：语言上由唯美到原始;理想世界所处的地域空间也出现了由城市到故乡再返回乡村的变化。本文即试图对林白的这一重大转变的脉络及其表现进行深入梳理。

一、走向广阔现实

林白的创作转变中，最根本的是实现了所谓从“巫女”到“民女”的转型，也就是实现了由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到开放敞亮的现实世界;由自我对男权世界的控诉到对底层现实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倾听与关怀这两大主要演变。

早期林白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读到文本中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林白给我们呈现的女性形象都是敏感与封闭的状态，作品中林白将女性的个人经验描写到极致以凸显在这男权社会中女性是遭受了极大的压迫。然而这层压迫还不仅仅是对于女性精神上的还有来自肉体上的。渐渐地，女性始终在这男权社会中处于极度边缘化的状态也被她阐述得淋漓尽致;当然，作品内容的呈现无疑是对现实生活的映照。孤独是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也可以说人之所以可以感受到孤独正是由于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林白早年生活经历坎坷，幼年丧父，母亲将她漠视以待，就是这样的经历让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早，时常会有孤独与恐惧的感觉出现，林白常年将自己关在“房间”中，逐步衍生出“他人即地狱”的恐惧感，她排斥外在世界，拒绝与外界联系[2] P（18）。成年后林白为实现自我写作的梦想，选择“北漂”，在北京虽奋斗坎坷，在经历离婚、抄袭事件等后仍未实现自我写作的梦想。因此，这一阶段中林白笔下的人物都有相同的性格特征，即始终挥散不去的孤独感。她们选择或与之抗争或逃离;但在生存境遇窘迫，成长发展状态艰难，爱情、情亲回应皆为冷漠无果的状态下，即使经过抗争与逃离，然而之后所剩下的也不过是始终环绕的落寞感罢了，女性始终难以走出自己的“房间”。

2000年出版的《玻璃虫》中，林白“走黄河”的经历让她开始尝试着打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她开始关注社会底层中人的生活，作品一改女性原有的阴郁形象，变得乐观豁达，女性逐渐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如果说《玻璃虫》是林白开始于外界交流的一个罅口，那么《万物花开》则是打开了林白与外界正式交流的通道，构造出人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画面。

“写作《万物花开》首先是想满足自己，到达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变成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在头顶上长出翅膀，在脚下长出高跷。歪着扭着，像野草一样肆意”[3] P（36）。在《万物花开》开篇中林白便有这样的阐述。文中王榨村的村民们一直保持欢乐的状态，毫无劳作疲惫状态也无心灵哀伤情感的出现，或像蝴蝶般的自由，或像喜鹊般欢叫，让王榨村始终保持着狂欢姿态。主人公是一个脑袋里长了五个瘤子的乡村少年——大头。他通过这些奇妙的瘤子见到普通人眼中从未见过的世界;在他的眼中动物、植物都处于最原始的状态，都按照其本能而存活;仿佛所有的生命体都应是互相交流与关怀的状态，在他的眼中所有的生命体都应是美丽的，是值得被追随。林白笔下的大头也更像是一株植物，静静地生长着，但却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医生断言大头活不过一年，但他却并没有因为医生的评断而郁郁寡欢，相反他活得更加的快乐与自由，就像生命本质就是为追寻快乐而存在一样，就算是面临死亡也是用坦然的姿态去迎接。在大头的世界中，死亡似乎不再是可怕的阴郁的象征，万物由竞相开放，到万物相继死去早已成为最寻常不过的一件事。就是在大头身上林白让我们看到了“和解”一次的真正含义，个体与自我与命运与他人与世间万物的和解都在大头身上得到了印证。这种和解虽极具理想主义的味道，但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让世界万物都回到最为原始的状态中，人与自然温存，人的生命自然化的呈现，人与命运和谐共生。

从封闭的房间，再到自由的乡村世界，是林白女性思维突围的关键原因。在乡村世界中人们可以不用遵循道德法度的约束，只用坚持快乐至上的原则即可。这是林白企图构建的一个新的精神家園，在这其中有对原始自然的肯定也有生命活力的向往。

总而言之，从地域视野的转变，我们能够看出林白始终关注着自我和他人的生存，有所不同的是，从城市到故乡，林白更侧重于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从故乡到乡村，林白更偏向思考人类理想的生存方式。无论何时，林白都在其小说创作中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

二、丰厚的生命经验

女性生命经验的书写主要体现为自我性观念的转变，从女性文化的固有思维中接受了民间多种生命经验，使得性从密语的语境转向生存的语境。林白早期作品中对于性的描述是充满幻想的，是唯美的。如在《致命的飞翔》中， 当男主人公“登陆”引诱女主人公“李莴”时， 林白在文中写道：“它们像一些春天的灰色兔子在原野奔腾，肥硕，健壮，不可阻挡”[4] P（23），将“登陆”的气息直接化为可视之物，就是这样的危险的、野性对的且极具诱惑的气息不是年轻的“李莴”可以禁受得住的。这样的描述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小说在整体呈现时更具有灵动与唯美的性质。

性在民间的状态自然与沉溺于自我了解的知识女性是不同的。《妇女闲聊录》中林白通过对女主人公“木珍”这一角色的塑造，让“木珍”以自述的口吻讲述村中事。林白则实现了由“倾诉”到“倾听”这一举动的转换。作品中，村里的女人们可以直接裸露的分享“性”经验，甚至就连“未婚先孕”、“偷情”也变得是常不过的事。这一切都是林白对原生态逻辑与伦理的包容，也正是通过“木珍”的传递，使我们认清林白作品中的现实世界多样化起来，其内心从想象的性别自我建构，走向了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和接受。

她开始关注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在生活中理解丰富多样的生命性状。作品《去往银角》与《红艳见闻录》中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出“性工作者”与“下岗女工”的悲惨状态，如蝼蚁一般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挣扎着;林白视线的三次转移不再是针对女性个体的困顿进行阐述而是将笔触转移到整个社会底层大众的生活中去，也正式实现了由自我对男权世界的控诉到对底层现实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倾听与关怀这一主题的转向。

后期林白的小说叙事有着大地一样的包容性，伦理退潮生存的包容性上升。在《妇女闲聊录》中有一段话这样的阐述：“木匠妈妈心疼钱，当着大儿子、二儿媳妇对三儿媳妇喜儿说，你大哥跟别人好还要花钱，不如跟你好算了，你闲着也是闲着，你大哥也不用给别人钱”[5] P（14）。在现实中看来木匠妈妈的做法是直接将女人作为男人泄欲的工具一般，完全不在乎于伦理道德的界限。但在村中好似是司空见惯一般，似乎王榨村中所有的男女都不在乎于道德伦理的约束，始终坚持着快乐至上的原则，对于“性”这样羞于启齿的话题也有能变成茶余饭后闲谈的乐事，他们肆无忌惮的享受着由“性”给他们带来的欢愉，无论时间、地点只要能到来欢乐即可;小说语言由原先的灵动唯美到后期的原始直接。

总之，林白通过对性的描写来实现对人的躯体的本真呈现，反映出人的肉体在反抗，在寻求自由，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全新的民间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没有阶级地位的区分，没有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表现出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境遇以及最原始的自然天性。

三、余论

概括而言，林白的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作家一改前期对内心故事倾诉的专注，将目光转向到现实社会的底层写作中去。由此带来了其作品中的场景、人物语言及生活意蕴三方面的显著变化。其二，蕴藏于作品中的作家的心态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前期作品中充斥的紧张、焦虑之感被一种自然、活泼，甚至是狂欢状态所代替。总而言之，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是林白创作生命自然成长的结果，是“生命到了这个点上”，同时这种转向也是作家结合自身经历对当下日渐升温的底层写作的回应。其最大意义就在于为当前的底层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途径。

从林白创作的整个历程来看，这种创作的转变不是一种突变，更不是一种断裂。无论是“女性主义写作还是底层写作，在林白的小说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永恒的诗情，那便是林白小说中所传达出的由女性意识出发而升华的关爱生命，追寻人生意蕴的生命意识。

纵观目前研究者对林白作品的探析，一般都是从“女性主义”出发，单从这一标签来看，不免有其狭隘性的存在，在分析林白作品时视野将局限于女性生活与情感之中，而忽略在女性生活与情感背后真正的创作价值所在，即生命的本真。因此，对林白创作转向的分析，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注意到，只有将文学作品与生活相联系，贴近生命本身，才能获得文学创作的根本意义，这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是鲜活的。

参考文献：

[1]张悦.华丽的转身：从“巫女”到“民女”——试论林白近期小说创作转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S1）.

[2]龚润枝.林白小说与女性“自我救赎”[D].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3]熊骄.从身体书写走向历史回望[D].西南大学，2013.

[4]盛业玮.论林白的小说创作[D].扬州大学，2017.

[5]曾乐琛.走出自己的房间——试论林白小说创作的转型[D].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