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山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贺麟先生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省金堂县，字自昭，在四川金堂和成都石室中学先后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学习，1926年毕业后赴欧美进一步深造西方哲学，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尤其深入。1931年夏学成后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从事哲学的研究、翻译和教育工作。1955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1992年在北京去世。

贺麟先生早期创建的新心学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这也奠定了贺麟在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地位。新心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贺麟的由50余篇学术论文集结成的2本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中。我们可以大概参考两书名，把新心学思想分为2个组成部分：其一、新心学的哲学部分，其二、新心学的文化与人生部分。这种划分也体现出了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两个研究向度：理论性和现实性。新心学思想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又融会西方现代哲学，从学术方法及脉络来看，新心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范式转型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并由此构建出一个真正现代哲学形态的中国心学思想理论体系；在哲学理论方面，新心学在认识论、本体论方面对于宋明理学皆有所创新发展；在现实性方面，新心学面向人生问题、伦理问题、文化重建等诸多社会关切进行了探讨与回应。

新心学称为唯心论，按贺麟先生的说法其实容易发生误解，也就是容易陷于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上的空洞讨论，则不能得新心学之实质。其实，贺麟先生的新心学作为儒学的新发展，在认识论和逻辑这两方面创新贡献很大，而且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认识论层面是活的，我认为从认识论入手进行新心学的学习、研究、讨论的起点更加合适。在认识论方面，新心学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或者借用恩格斯对康德的评价，贺麟先生在中国哲学认识论层面发现了人的意识之能动性。贺麟先生有一个说法“精神是被真理鼓舞着的心”，最能体现此主体性、能动性。但是贺麟先生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心学，或近代唯心论，我们可以从其理论实质来推测，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贺麟先生是借鉴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言唯心论之逻辑、理性、主体性、实在性和历史，严格来讲，新心学主要还是认识论上的意识之学，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演化，不论是从认识论上现象界对象之符合于观念知识，还是历史与逻辑之符合，其本质上或者说秘密还是意识之分析、意识之逻辑。第二、贺麟先生是在道统或学统上继承、吸收、发挥和解释儒学心之概念，特别是宋明理学心之本体性和主体性，新心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早期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理论，当时中国哲学恰好处于从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向以理性、逻辑为特点的现代哲学范式转型的过程，而探讨的理路还是沿着中国传统的理学和心学两个方向进行，正如其名，新心学的探讨是沿着心学路向进行，但此心亦是价值之本体亦是认识之主体。

贺麟先生称新心学是精神哲学，并解释精神是被真理鼓舞着的心，所以精神也就是新心学的心，而其定语“被真理鼓舞着”可以理解为康德哲学里心所本具有、且不得不具有的先天的认识能力，而精神或者说具有先天能力的心，也就是与理、理性为一的。逻辑之心是新心学最核心的概念，逻辑之心即理是新心学最核心的命题，使得新心学亦心亦理、亦本体亦主体。传统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充斥着天理、心性之辩，有很多对理的普遍必然性、心的主体性的论述，而隐隐具有心、理合一的倾向，而及至阳明，就明确提出心本具理。但传统儒学偏重道德伦理，而在逻辑和理性方面不足，始终彷徨于能动的认识论、实践论之外。贺麟先生主要借鉴康德哲学里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部分时空2直观形式、感性、知性、理性等概念，并在道德和历史演化部分，引入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以充实儒学的不足，把儒学从道德形而上学发展到了理性的、逻辑的认识论。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贺麟也有相似的表述，贺麟说，哲学的历史就是理性化一切的历史，贺麟认为哲学史就是对自然、天、本性、心等概念先后理性化的过程，产生了本体论、形而上学、逻辑、理性等各种哲学部门，及至康德对于理性本身的批判把哲学也就开启了近代哲学的序幕，并把哲学推向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三者合一的方向。所以，新心学除心与理之论外，还分别探讨了心物、心性、心与心理之心、心天等概念和关系。

通过对新心学哲学部分的简单介绍，可见新心学把中国哲学在理论上推到了黑格尔，至此是成功的。但黑格尔之后，我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贺麟先生主要关注了新黑格尔主义，而忽视了费尔巴哈、马克斯、恩格斯，这就使新心学理论上止步于黑格尔，而没有发展出实践性。我认为这非常遗憾，因为贺麟先生是非常关注现实性问题的，并对文化、道德、伦理、政治等诸多社会部门问题皆有所探讨，细读下来可见先生之不偏不倚、大公无私之观点，而且探讨面很全面，可为后学研讨哲学之现实性的参考框架，但先生辨析之方法多为体用之辩，颇感些许空洞和无力，想来这应是先生后期在学术上转向马、恩原因之一，更可见先生对待学问、真理之不懈追求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