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一、引言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体系构架中，宋明理学，可以说得上是其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的又一思想活动高峰。纵观宋明理学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理学大家，也创造出许多令人钦佩不已的思想成果。而“万物一体”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项，历来为诸多理学大家所热论阐发。由于叙述的需要，在本文没有明确说明“理学”为宋明理学的情况下，暂以其指狭义的“程朱理学”。

二、初现端倪

在宋明理学的思想历程中，“万物一体”的产生较早可以追溯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学说。张载在他的《西铭篇》中曾提出：“民吾同胞，吾物与也”。①其中意义，就是说不仅仅民众是我的同胞，世间的万事万物同我都是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民胞物与”已经带有着“万物一体”思想的内在意味了。当然张载也有所侧重之处，在这里他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主要是想为人们自身塑立高度的道德自觉作一种理论依据方面的阐释。也就是说，“民胞物与”的提出，就是想通过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其与宇宙万物的同根同源（即是“气”），来唤起人们应有的道德担当。但是在强调其学说道德建设作用的同时，他也间接地承认了人类与万物息息相通、共为整体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可以说，他提出了“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已然带有了“万物一体”的内在思想。

三、从“浑然与物同体”到“理一分殊”

自张载之后，“万物一体”思想的热潮得到了长时间的延续。北宋程颢在其《识仁篇》中就出现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的说法。南宋的朱熹则在《朱子语类》中谈到：“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③王阳明也有着“心外无物”的思想表述。总而观之，他们的这些思想都有其共同之处，即都与“万物一体”相联系并在大的思想方向上表示认可。但于具体内容，则不尽相同。在此，由于程颢与朱熹同属理学的重要代表，我们不妨将其先加探究。

在《识仁篇》中，程颢作出过如下的描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④可见，他已经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与物同体”视为“仁”的基本特征。同时，程颢的“万物一体”思想在把自己与宇宙万物共为一体的基础之上，还添加了新的潜在内涵，即他所补充的“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也就是说，程颢对“万物一体”思想的看待更趋向于将宇宙万物看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看法进一步拉进了个体与宇宙万物的距离感，但是却描述成了人体与器官的关系，带有着些许不平等的意味。

而反观朱熹“理一分殊”学说中的“万物一体”思想，则有所不同。按道理来说，朱熹的“理一分殊”学说原本是用于阐明其理学结构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既有“理一”，又有“分殊”，既有对普遍性的理解，又有对“特殊性”的表述。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可只看其“理一”即关于普通性的内容，而忽略其“分殊”方面的讲解。只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看待朱熹的“万物一体”思想。《朱子语类》曾有过如下的表述：“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⑤“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⑥综合这些表述，朱熹认为，万物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在普遍原理上都是同一的，即“理”。正如他讲的“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概而言之，他的“万物一体”思想是站在宏观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有较大的差别。

话题至此，我们不妨对程颢、朱熹关于“万物一体”的思想理论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审视。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讲求的是要将自己与宇宙万物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甚至是将宇宙万物看成自己身体之一部分。而朱熹则超越具体事物层面，从普遍原理上谈及“万物一体”。探其原因，或许还是其各自学说的立根之处不尽相同。程颢虽然也是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其对“理”的理解也包含了“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四个方面。但由于受其对精神境界层面的侧重，他对于“理”的应用往往也就受限于道德一词。这也是其学说常常被后来某些学者误视为“心学”源头的原因。同样，其“浑然与物同体”学说也无疑受到了这种影响。由于道德的主体是人，所以其学说也自然而然、一步步地由“浑然与物同体”变为“浑然与物同理”，最后变为“浑然与物同我”了。随着理学的逐渐发展，至南宋集大成者的朱熹，其对“理”的认识与应用则显得更为成熟。从他关于“理”的阐述中，“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我们可以看出其对“理”的理解已是宋明理学体系真真正正的“理”，用以指代宇宙本源，包含着事物的规律与道德的原则两大最主要意义。而他的“理一分殊”学说中，也是将人与宇宙万物最终同一于“理”，同一于宇宙的普遍法则。由此，在朱熹的“万物一体”思想中人与万物即便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但都统一于“理”之下。“理”是超然于事外的，两者在其体系中是平级的关系。

俗话说，“一叶知秋”，我们或可以从程颢、朱熹关于“万物一体”思想的阐释表述中体会到“理学”内部的流变与认识到“理学”的成熟。

四、王阳明之“心外无物”

其实在上文中，我们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已有所提及。与朱熹的“理一分殊”相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学说也不是完全用于阐发“万物一体”思想的。但于其相关表述及内在思想历程中，我们或可以窥见一斑。

王阳明认为，“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⑦在他看来，“物”是人的意象对象、意识对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王阳明于此曾明确指出这里的“物”是“事”的意思，但是放眼于其整体学说结构，其“物”的概念仍然没有排除实在的客观物体，由此我们暂且将其当成一般的“物”义理解。而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的思想正是包含于这种看法之中。由于没有脱离意识主体的意识对象，所以能脱离作为意识主体的“心”而独立存在的“物”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即所谓的“心外无物”。在某种意义上讲，万物统一且同一于“心”，都是“心”的附生物。这也是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的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此联系到朱熹的“理一分殊”，我们不难发现，王阳明与朱熹关于“万物一体”的思想恰有几分“异工同曲之妙”。抛开其论证阐发过程的不同，两者的结论但甚为接近，一个是同一于“理”，一个是同一于“心”。由于“理”、“心”二字正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根本所在，在此我们且不妨引入本体论的角度加以探讨。分别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与“心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思想的分歧无疑要归结于其本体论的不同。朱熹讲“理”，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王阳明倡“心”，“心即理”、“心外无理”。从这种角度考虑，两者必然要将宇宙万物归根到自己的学说核心之中。由此可见，朱熹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思想的分歧在根本上已成为必然，而我们也可从中看到理学与心学的相离之处。

五、再回首

通过“万物一体”思想在程颢、朱熹、王阳明各处的分歧所在，以探究理学内部的思想流变及其与心学的根本差异。这种观察方法从逻辑上讲还只是一种“归纳”，其可行性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虑论证。否则，难免会落入以偏概全、一管窥天的思想误区。在此，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从本体论的源头对这种观察方法进行补充性的论证，即其关于“万物一体”思想的分歧是不是由本体论的不同造成的。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理论的思辨性、缜密性已达到超高的境界。在这种治学传统下，本体论也成为了理学家们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几乎所有的理学思想，如人性论、宇宙发生论等，都是理学家们在关于本体论问题的解答的基础之上发展延伸而来的。同样，“万物一体”思想作为诸多理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自然而然地也应包括在本体论的延伸发散之列。从此意义上讲，我们所使用的观察方法确有可循之理、确是合情合理。

六、结语

关于“理学”内部的思想流变问题及理心差异问题，我想肯定存在着许多的研究方法、观察方法可供我们去选择、去使用。在此，从“万物一体”的角度考量该问题也只是其中之一。但俗话说：“殊途同归”，最终希望的是我们能以此对“理学”内部的思想流变及其与“心学”的根本差异有着更好的认识与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