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麟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讨论悲剧问题。他们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悲剧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革命性变革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悲剧理论的阐释比较集中在1859年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两封信中。在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悲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同时指出，任何悲剧冲突都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任何悲剧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的阶级的根源。在马恩对于悲剧的定义中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其实就是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提出一些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或者问题，这些新的课题或者问题所代表的是时代的进步力量，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无法得到实现，这便产生了悲剧冲突。

当代作家刘心武在他的代表作《钟鼓楼》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的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马克思在谈论事物的变化发展时讲到：“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所谓“新事物”就是指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就是指丧失历史必然性，日渐灭亡的东西。新事物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它既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腐朽的东西，又保留了旧事物中合理的、适应新条件的因素，并添加了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它是有新的要素、结构和功能，适应了已经变化的环境和条件，是顺历史潮流的。但是，这些新生力量在一开始是非常弱小的，社会上的旧势力会对他们进行合力围剿，期望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引言”中所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用这一观点来解释文学作品，便很合理的揭示了悲剧产生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悲剧作品，其悲剧产生的根源也便昭然若揭了。例如在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卡列尼娜最终身着一袭黑天鹅绒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这个悲剧的结尾也说明了历史提出了“个性解放”的新课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个性的解放”没有能够实现，最终导致了安娜卧轨自杀的悲剧。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的宝黛的悲剧爱情故事也是如此，宝玉和黛玉当然代表了社会先进力量，但是不论从小环境——大观园、贾府还是从大环境——整个封建末世，都没能给宝黛二人的爱情自由提供充分的条件。与此相似的情节还有很多，如鲁迅的《伤逝》、《在酒楼上》、《药》、《狂人日记》等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虽然拥有先进的思想（理想），是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但是囿于历史条件，时代没有能够提供给他们实现这种理想的条件，面对整个社会的合力围剿，觉醒者们势单力薄，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进行抵抗，所以才会产生觉醒者被庸众“反噬”的悲剧。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悲剧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旧制度的悲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旧制度的悲剧就是指在心就历史的交替时期，当新的制度刚刚建立，旧的制度还没有完全灭亡之时，旧的制度、阶级或某种力量依然相信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时，那么这种旧的制度或阶级的灭亡是悲剧性的。马克思在讲人类社会发展时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制度的进步是必然的，旧制度的灭亡也是必然的。但是，文学的发展是复杂的，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性。旧阶级的作家在热情呼唤新制度的到来时，常常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于其本阶级的同情，如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家巴尔扎克就在其代表作《人间喜剧》中对于其本阶级表现了极大的同情。这同时说明其本阶级（资产阶级）在19世纪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后来的历史（如“巴黎公社”）也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仍处在上升期；再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于西楚霸王项羽也包含了极大的同情。从历史上看项羽当然不代表社会先进的力量，相反刘邦代表的是先进的力量。但是，项羽身上体现了旧的阶级和旧的制度的价值，比如，项羽为人坦荡，鸿门宴即是这方面的证明；再如，项羽对于爱情忠贞不渝，这一点在后世戏剧中多有表现，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即是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旧制度的灭亡虽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也是悲剧性的。

（二）意识超前者的悲剧：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的

它有时先于社会存在，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而意识超前者的悲剧就是指悲剧人物以超前的意识同应该变革的现实时代相对抗，他们的毁灭是带有悲剧性的。古今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大量这类人物，他们的思想意识都是超越于当时的时代的。如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笔下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敢于反抗宙斯的权威，在当时看来他的意识是超前的；又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他开始反思“人文主义”，他的思想意识在当时具有着先进性；再如，中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从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意识是超前的，他们不与世俗化的封建社会相妥协，他们在真性情，真血性里挖掘着人生的真谛。再如鲁迅先生作品中的觉醒者——《药》中的夏瑜，《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们无一不是以超前的思想意识来对抗一个相对落后于他们的时代。这便是意识超前者与时代的冲突，其结局自然也是富于悲剧意义的。

（三）被殖民国家的悲剧：

从世界范围来看，某些古老的民族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殖民地。他们对殖民者的侵略所进行的反抗以及最后的覆灭也是具有悲剧性的。尽管时代是在没落，但是整个民族合力对于殖民者的反抗以及最终的覆灭是带有悲剧意义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

在悲剧的根源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是导致悲剧的根源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悲剧冲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把两个不同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发展为同一人物内心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悲剧人物的不幸结局不是由于外在的矛盾斗争导致，而是由于其内心的矛盾。

在人物性格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的悲剧性格应是矛盾复杂的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被内心两种激情所煎熬，产生巨大的痛苦。内心的矛盾将悲剧人物引向悲剧结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根源产生于主人公的性格缺陷。这从根源上来说属于性格悲剧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性格的实质内容扩展到社会范围，这样悲剧人物的毁灭就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