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煜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管学院

文化外交是外交事务涵盖领域扩展的突出表现，也是文化作用提升的重要结果。文化与外交，本是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本质与手段的关系；两者不仅是相辅相成的概念，更是灵与肉的关系，是一个命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文化既是外交的手段和目的，又是外交的本质。文化作为外交的手段和目标即表现为文化外交；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则更具透视力，更能阐释外交的本质。随着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化，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军事因素和经济因素已经逐渐让位于文化因素。只有在世界文化浪潮中成为主流文化，才能成为国际竞争的赢家。

文化政策的推行还来源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在诸多场合表达了对对外文化事业的关注。时任国际主席的江泽民在对外传播技术上指出“世界各国相争运用现代会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阐述中国文化建设时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自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是第一次写进了“软实力”一词，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而最为完整的对外文化政策表达则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后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互相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发展我国文明、民主、开发、进步的形象。实施文化走出去过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实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建设，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艺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发挥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文化非盈利机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支持海外侨胞积极来站中外文人交流。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和国际性文化奖项。”

文化发展直接被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加大已有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进一步完善有关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支持文化企业在海关投资、投标、营销、参展和宣传等市场开拓活动，为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通关便利。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展海外业务给予账户开立、资金汇兑方面的政策便利。”以此为规划，文化政策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政策体系：

1.文化经济政策。改革开发初期，由于资金、政策、人员的原因，很多艺术类的文化单位一斤濒临无法运营的状态，除了中央财政支持的少数大规模的艺术类团体，很多原有的对外文化交流主体都很难承担起这方面的任务。对此，政府开始运用多方面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已经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政策进行修订或延续，给予其他完全独立的产权和经营权，赋予其“造血功能”，并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和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用于这些单位的财政补贴；同时把文化科研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制定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的类别和范围，运用产业政策鼓励文化企业集成应用高新技术，支持文化装备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为文化事业和产业单位提供升级发展的能力。

2.对外文化交流政策。主要是整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版权、民族、侨务、体育、旅游等资源，实施对外文化合作及援助，扶持加强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推动海外文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建设，形成展示、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出去”进行交流；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和国际性文化奖项。这些政策就更是直接服务于文化外交的目的和任务，成为了文化外交的重点。

因此，从综合的角度来看，文化外交在政策层面上开始实现由过去的“依托”到现在的“自主”，由传统的单一政策发展到现在的政策体系的多元支撑，依托国际文化发展战略走向了一条更为宽广和科学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