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培霖 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的表述，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是中国发展处在新的历史阶段所作出的科学政治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方向的重要指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的关键。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该视角探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不仅是掌握唯物论原理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应然性的必要前提。

一、社会主要矛盾学说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的矛盾动力论出发，强调事物运动中矛盾的斗争、转化和发展，他提到“就是设立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2]140，同时“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销。”[2]140。通过矛盾学说，他揭示了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3]32，即社会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来推动发展的。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命名为社会基本矛盾，但可见它们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其“基本”主要体现在它的根本性、普遍性以及相对稳定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理解剖析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并根据中国发展现况，对社会主要矛盾学说展开了精辟论述。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4]322，只要“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320，即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会有一对矛盾占据主要地位，它不仅决定事物发展的性质，同时还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同时，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次要矛盾也可能上升转变为主要矛盾，这也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定变动性。而后，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所处阶段以及阶级矛盾正确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结合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说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明确概括从中便可以看出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进程

在建党之初，党就将反帝反封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目标，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期间，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产生偏差，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也相应受到打击；“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党及时认识到了这一转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为此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旧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后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此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又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5]49；在巩固新生政权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又作了新的论断，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此确立了消灭剥削阶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该阶段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基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发生变化。在中共八大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341，八大的分析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社会矛盾被错误偏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损失，教训深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旧没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依旧维持了“文革” 期间的判断，社会主义建设举步维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党在“文革”后两年工作徘徊的局面，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就将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确定，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159；在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期间，展开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特征、解决办法等的讨论，继续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提出“两个没有变”，体现了党在任何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清醒认识；党的十八大“两个没有变”扩充为“三个没有变”，是党对社会基本情况正确判断，也是党坚持实事求是基本路线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三个没有变”转化为“两个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为我们指明了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前进方向。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蕴含的唯物论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以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作为物质依据的。恩格斯指出“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8]242，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585，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的体现，说明我们在认识和把握事物时，必须要按照世界本身呈现的样子，从事物自身的联系来把握事物，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国坚持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军队建设、外交、党建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制约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实际，社会主要矛盾才发生了转变。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基于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把握。不仅物质对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意识对物质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9]182，意识一旦用于实践，便会转化为变革世界的巨大力量。毛泽东指出“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0]477，说明意识的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其反应的对象和内容却是客观的，从客观存在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可以体现在：探究事物运行过程中的本质规律，制定未来工作中的目的、重点、步骤，并且通过实践使理想变为现实、改变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追溯过去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经验，掌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和规律，察觉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做出转变，调整方针、政策的布局实施，为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这也是党认识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具体时空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物质范畴为基础，从辩证法的角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他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割离：一方面，物质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被表现出来，强调了时空存在是不变的和绝对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8]392，时间和空间是任何物质运动存在的度量标准；另一方面，“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8]343，即时空的存在也均不可脱离物质运动，物质运动的不同方向会影响时空的特性，时空的具体表现又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皆处于一定的时空内，但又就不同时空的特性而有所差异。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对事物变化进行探究的时候，不可忽视事物发展的格局和层次，避免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视角看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距离1981年明确提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从现实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重点任务在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其基本需要，更加偏向于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中国已经脱离了经济短缺时代，生产力水平已“脱离”了“落后状态”，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尤其强调现阶段生态建设的刻不容缓，更注重各方面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可见，中国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要素均已有所变化，在此基础上，社会主要矛盾也需要重新得到确立。

社会主要矛盾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根，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表现也有所差异，对其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引起高度重视。进入新时代，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为营养，以社会发展时空为转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适时转化。这个判断指明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薄弱环节，相信随着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解决，我们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距离将被再次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