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牟江南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近代以来，随着各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之势日趋加深，在外在势力的压迫之下，“求亡图存”“退虏送穷”成为了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共识。其中，外债作为西潮入侵带来的副产品，一直是民族主义者强烈抨击的对象。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风气的日趋激进，人们对外债的负面印象基本形成定局。与之不同的是，梁启超对外债的看法则经历了一个从“不可借”到“可借”的过程。本文所想要探究的，就是梁启超外债观的转变过程以及从中牵涉到的不同历史面向。

梁启超在倡导变法期间，思想中的激进成分逐渐显露出来。后遭变法失败，被迫流亡日本，一度与革命党人往来密切，而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底色，这就使得他很早注意到对外借款与主权沦丧之间的关系。其中，关于外债的论述最早见于《清议报》的《瓜分危言》一文。梁启超在文中指出英、法、德、俄等国通过抵押借款的方式暗中侵夺铁路、财政等方面的权益，无形之中实现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如俄国对芦汉铁路的染指：“芦汉之路，久论不成，俄人乃假借比利时为名，用以借款，以免他国之忌，而其实则自华俄银行主之，其所定合同，陆权全归俄手”；英国通过借债“揽六省之厘金，归于税务司”；华俄道胜银行以“偿还民债利息”为由，“得铸造货币”之权，如此种种，不宁唯是。梁启超强调这种“无形之瓜分”危害更胜于割地赔款。在文中更是多次援引印度、埃及等国国权沦丧的实例相证，同时反驳了那种认为借款有“中国则派员为督办矣”因而不必担忧的言论，最终强调倘若不图变法以自强，终将会重蹈埃及、印度亡国之覆辙。

因债而亡：他者视角下的外债观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夕，受到时局的影响，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梁启超在其文《灭国新法论》中重申了“优胜劣汰”的思想：“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自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文中再次提到处于同一境地的埃及，并简述了埃及因债而亡的具体过程，并将埃及亡国的历史当作反观本国境况的一面镜子。

在梁启超看来，埃及的外债史基本等同于一部亡国史，其中诸多情节与清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以借债开始，直到所借外债过多，收不抵支，遂致外人干涉内政，然后以改革内政为借口，将原本忠于国家的干吏全部替换为外人，“借更新百度之名，谓埃及人老朽不可用，避免要官五百余人，而悉代以欧人矣。……全国官吏，次第嬗易，至于欧人在位者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给百八十六万打拉。而其名犹曰，代埃及振兴内治也，整理财政也”。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有如埃及一般，“及至山穷水尽，罗掘俱空之际，犹复裁兵士之饷。使军队无力，不能相抗，增加贵族之税，使豪强尽锄，无复自立，清查通国之田亩……欺小民之无识，以甘言诱，以强威迫，使全国的土地，大半归欧人之管业”。而清政府在此问题上反应迟钝，似乎并未意识到正将国权拱手送人，正是在“自取瓜分”。

梁启超此时毫无保留地流露出对清政府的恶感，不仅是由于变法失败后对清政府的失望，而且清政府剿杀义和团民众的态度也让梁启超感到心寒。梁启超认为当今之世是民族竞争的时代，而民族竞争的实质是国民竞争，即“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为他国竞争者也”。而之前中国屡遭外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民众缺乏爱国心，“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因此无法在当今国民竞争的大势中得以自存。但梁启超认为，“义和团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清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派兵清剿，只会实现西人瓜分中国的野心。为此，梁启超如今认为“今中国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乱者，莫今政府若也……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立场也近乎于革命，甚至呼吁人们不必担心革命鼎革之后社稷倾覆的问题，“无论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胜于今政府也”。在这一时期，外债总体上是作为国权沦丧的明证出现在梁启超的论述当中。而到了清末新政期间，改革中遇到的现实困难和对西方经济学学理的认识加深，使得梁启超更多地是着眼于如何趋利避害，合理地利用外债之上。

矫枉不过正：从“外债”到“外资”

自清政府开始“新政”以后，梁启超发表了诸多文章畅言自己对改革内政的看法，其中尤以改革财政为重中之重。梁启超在为改革财政建言献策之初，就敏锐地发现，推行“新政”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而在改革之初也正是财政最为匮乏之际，“然最困难者，乃在未改革以前，以现在岁出入计之，即一事不办，而司农已仰屋患贫”。有鉴于此，梁启超首先把目光放在发行公债上。梁启超自己也深知发行公债的首要条件在于政府的信用问题，即“政府之能见行于其民固已”。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以利诱之——引导国民踊跃购买公债。但事与愿违，无论政府如何宣传，应募公债的民众总是寥寥无几，倘若强行推行，只有摊派一途，反而会引发民怨。那么，外债又重新成为了一个必须考虑的选项。

因而，尽管梁启超认为外债的性质仍极为危险，应尽量避免借入，但“当一国资本未丰时，稍藉外资以润泽之，有时亦收奇效”。梁启超主张倘若非借外债不可时，不可将之用于“不生产之业”，否则将危害甚重，但若“借之以为整理行政发达经济之用”则未尝不可。从“外债”到“外资”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内债”发行不畅，“内资”不可恃的结果。梁启超一向视民族主义为近代国家发展的原动力，此时更进一步，认为未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比拼经济之强弱，“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

既然各国经济竞争已是不可避免之趋势，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利用外资，发展本国产业。因此，梁启超此时对待外债的态度颇有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实用主义之风，认为当前很多人畏外资有如蛇蝎，“徒睹其害，而不知固亦有大利者存……又仅忧其目前毫毛之害，而将来丘山之害，尚无睹也”，这种短视的做法只会导致“虽日以抵制之道，责望于政府，责望于国民，终不过纸上一片空理论，而于问题之前途，决不能有毫末之影响。”

梁启超根据自己所学的经济学知识，认为如今西方列强富于资本，而缺少土地，人力，故其对外资本扩张之势断不能止；而国内资本匮乏，即便想要通过抵制以拒外资，仍不免失败，只因“苟无实力以盾其后也……所谓实力者。何则？资本是已。”他援引朝鲜组织农矿会社，国内川汉铁路、湖南矿业总公司这些抵制外资失败的实例，强调脱离实际空谈抵制，只是些“无责任之言也”。梁启超之后的一段反思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夫五十年前，我国上下，皆怀闭关绝市之思想，不得不谓爱国之诚所发。使诚能闭能绝也，宁非大幸，无如不能毋宁自初焉熟筹所以对待之之法，为一定之方针，彼利用我而我亦利用彼，则受蔽亦安至如今日之甚？计不及此，而徒嚣嚣然鼓客气曰闭之绝之，迨情见势绌，又相与委心任运，或太息痛恨于当道之无状而已，夫既何及也？”

似乎全然忘记自己也曾发文，激烈地抨击外债，将借债之举几乎等同于卖国行为，实际上也助长了抵制外资的风气。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众对外债的误读，梁启超同样引证一些国家利用外债而自强的成功案例。如法国在普法战争以后，意大利在建国初，都曾大量发行公债以募资，其中应募者多为外人，但法、意两国政府将之用于整理财政，战后重建，其后“国民总殖，蒸蒸日上，曾不数年，而外国人所持其国之债券，冥冥之中，归反与其本国人之手”，盖由“本国人民富率涨进，竞有余力以购此国际动产”。梁启超还特别提到与中国国情相近的印度、日本，指出印度将外债所得用于殖产兴业上，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于生计上、财政上，纯然为独立之形矣”；而日本虽然为国内严苛的法律所限，外人很难在日投资，但当前的日本政界已经有有识之士提倡解除限制，吸引外资发展本国产业。

反求诸己：走向“政治解决”的外债问题

梁启超关于外债之利已经有颇多论述，而对于在何种情形下判断外债的利弊，他认为其中的症结所在与一国政府之优劣息息相关。在此，因债而亡的埃及、波斯，经济崩溃的阿根廷等国又被进行了重新解读。其中，埃及和波斯的亡国史颇为类似，都是因资不抵债而引起外人插手内政，一步步陷入不国的境地；而阿根廷则是因借债过多，外资输入过剩，远超本国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同样在债务到期时无法及时偿还，导致经济崩溃。梁启超此时的结论是，“凡不能履行债务之国，必其财政久已紊乱者也。财政既已紊乱……必其政治极腐败，宫廷奢汰，而官吏贪渎者也。”倘若能趁此危机厉行改革，建立财政监督机关，宪政政治或可就此建立起来；不然，“一旦辟外债之门，则恶政府有恃不恐，不复感民碞之可畏，而国库骤有所进，又群思聚而咕嘬之，益恋栈而莫肯引避，不断送全国而不止”。

据此，梁启超的结论是：“外债之本质，非有病也，即有之，其病亦微，而非不可治……而外债之特以病闻者，则政治上之病而已。”那么，倘若要判断外债的可借与否，取决于该国是否存在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他认为外债可借的先决条件首先在于政治组织的完善。何谓完善？首先在于有国家“意思机关”和“行为机关”的存在，即国会和政府机关。其中，国会有监督审议之责“凡租税公债，皆须经国会决议”；政府则必须要实现权责统一，也就是要“为统一之责任内阁”。最后，还要解决“政府之能否得人”的问题，必须有懂得经济学、财政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参与政治。因此，外债问题能否解决，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之中，“惟有速开国会速建责任内阁而已，舍此更无他术”。梁启超发表上述言论之时，国会请愿运动方兴未艾，清政府始终无法迈出制度变革的关键一步，政治上摇摆不定，首鼠两端，无形中削弱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支持，间接地推动立宪派人士向革命党人靠拢。至此，梁启超对外债的态度，借用他友人明水氏的话就是：“今者我国外债可否问题，非客观的问题，而主观的问题也。是故且勿问所借着何国之债，而先问我国今日是否应借债；又勿问今日是否应借债，而先问今日是否已有可以借债之机关。”

梁启超在外债问题上的前后转变，如果仅仅将其视为对自身思想的扬弃似乎稍嫌简略，不足以显示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面相。凡债必偿，外债更是如此。受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为了偿还外债，挽回国家利权，民间社会在各地绅商的领导下，相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筹还国债运动，受此影响，梁启超为此还曾连发多篇文章，专门讨论国债偿还问题。除了提出具体的国债偿还方法之外，梁启超更为关注的是，这场爱国运动在情感的驱使之下似乎注定要走向失败。

另外，梁启超还发现，这种爱国运动很可能会产生“病国”的后果。筹债运动如果真能成功，因其所筹资金都取之于民，首先会引起民众购买力骤减，继而引起商品滞销，国民生计反而会因此受到重创，偿债之后更加难以募集资金发展产业；而国家财政也同样取之于民，本来民众负担现有的租税已经颇为吃力，如此一来，更加难以负担，那么解决之途惟有更借新债，周而复始，弊端更甚。

梁启超因而感叹：“嗟夫！使吾国民之爱国心，能由感情作用，而进为推理作用，则吾国之兴，可立而待矣。吾所忠告者，岂仅在此事云尔哉！”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关闭后，失去了20世纪最初一段时期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但由梁启超及其同仁所推动的国家主义思潮则一直大行其道，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才稍显颓势。国家主义本是将国民和国家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民知爱国，国亦爱民。但在实践中，盲目的爱国主义似乎割裂了两者的关系，爱国在当时的语境下似乎越来越近乎于牺牲奉献，国家的形象在不断被放大，反而遮蔽了普通民众的面孔，导致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这种张力，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引起了后者的反弹。陈独秀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合理调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既知“爱国”，也知“爱家”，或才是理想的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