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舒丹 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 广西南宁 530000

西方民族音乐学萌芽于 18 世纪中叶的欧洲，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人们把“非西方”文化当作研究对象，并形成了“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到了 19 世纪 20年代，人们热潮于建构社会科学，1885 年，奥地利音乐学家艾德勒首先提出了“比较音乐学”概念，并且指出音乐学的任务就是“比较音响产品”。20 世纪 50 代以后，“民族音乐学”逐渐取代“比较音乐学”，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主流学科，在此期间，梅里亚姆、胡德、内特尔三位重要人物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21世纪初，人们不断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各民族传统音乐，认为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深入到支撑着音乐背后的社会行为、社会形式、社会背景，把对音乐的研究扩大到音乐行为所能涉及和影响到的各个方面，及音乐行为所负载的文化现象。21 世纪西方民族音乐学是在多元文化、多中心、跨国、跨民族的文化研究思想指导下，对某一音乐文化现象进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多方面研究。边缘与中心、强势与弱势、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去中心、复边缘、抑强扶弱的主张，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研究特点，同时也给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启示。

21世纪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视野与重点继续从分析的音乐研究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音乐学方面上来。根据对21世纪“民族音乐学”研究动态的观察，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显示出具有“纵深发展”与“横向开拓”两大特点，尽管其可能面临着新的变化，但它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变革与转型的作用。

“纵深发展”指的是民族音乐学界原有研究课题的进一步深入探索，或是在新时代、新背景产生的情况下，对原有研究课题认知观念或研究视角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双重音乐能力”内涵的拓展、关于“体裁”理论的研究、移民群体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和世界音乐发展态势的研究四个方面。

“横向开拓”指的是民族音乐学界新涉猎的研究领域或课题，主要体现在应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开拓、“涉及暴力”的音乐表演行为与研究、音乐商品化问题的探讨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四个方面。

在影响因素上，民族迁移、文化发展等必然会对民族音乐产生影响，其中社会和文化变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目前民族音乐学主要对研究对象所在地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存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

如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对于属于内部构成的织体、曲式、速度、节奏、重音、音色、音高、音域、音律、音节、旋律等，以及部分中间部构成的音乐家、乐器、歌词、乐曲等方面已有丰硕的成果，而较少触及属外部构成的依存于自然界的程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各类艺术的关系、社会行动规范等方面。在近百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民族民间音乐成为主要对象，直到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传入。近 30 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迅速崛起，学者们虽普遍以本土音乐为研究对象，但其目光已放置于世界音乐范围之中了。例如音乐民族志的兴起，它记载了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的具体成果，并占据西方民族音乐学文献的主要部分。

在理论模式上，20 世纪 50 年代，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模式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梅里亚姆提出“概念—行为—声音”的理论模式； 赖斯从“历史构建—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三个分析层面与梅里亚姆的理论模式相结合，形成“四级目标模式”等，这些民族音乐学理论模式的构建，为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跨入新世纪的大门奠定了基础。了解、掌握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人们研究该学科的第一步，进入 21 世纪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观念与方法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向，正如《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所归纳的那样，西方民族音乐学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其最新理论研究可以归纳为性别主义、本体与全球化、传媒和技术文化、种族主义、空间·地点和自身、移民问题和身份认同如何在音乐中表达、社会和政策执行者等学术观点。

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与相关学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民族音乐学不仅与音乐理论科学及音乐学中其它学科有着关联，而且在社会学科领域非音乐理论科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当今中外学者们一致认为，新世纪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基本学术研究走向应是侧重多视角的观察和思考，将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对象置于广阔的人类社会环境中。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与多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具有“时代精神”。

在研究视野上，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个案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规范化、深入化具有重要作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个案研究，作为民族音乐学学科总体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和环节，它能展示学者在案头分析时是如何生成问题、解决问题、获取理论的思维过程。个案研究也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经常强调和广泛使用的一个学术名词，如今，受文化人类学深度影响而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自然地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的传统。不同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去进行个案研究。由于调查可以从同一角度去观察不同范围或同一性质的音乐事象，这就使民族音乐学个案调查在对象范围和性质上出现多元化形式。个案调查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类型模式，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进行类划。

进入21世纪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它把关注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之中的音乐文化和重视“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现象作为当代音乐研究的学术走向，新的学术动向开始出现，如“当代音乐学术中的史实与价值”、“社会语境中的音乐”、“哲学、文学理论与音乐”、“女权主义学术与音乐学领域”、“音乐学与意识形态”等，都纳入了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范围。

在发展动向上，历史跨入 21 世纪后，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指出了民族音乐学发展的新动向，他把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趋势分成了九类：

其一，针对全球化、跨国主义、海外移民、旅游以及认知现象的兴起和高涨等类，如已出版的《音乐、货币与全球想象： 南非与西方》( Erlmann，Veit，1999) 。

其二，第一部世界音乐百科辞典的出版。

其三，世界音乐课程教材的出版，它是民族音乐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表现，也是大学音乐教学从过去只关心欧洲艺术音乐到现在注重民族音乐的转变。

其四，新版权法的需要。

其五，对大众传播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视。

其六，有关暴力、战争与流行疾病的音乐研究。

其七，关于“爱好群体”音乐的研究。

其八，关于中产阶级、日常音乐的研究，蒂莫西·赖斯把这种音乐叫做“中产阶级音乐”( middle － class music)或“郊区音乐”( suburbur music) ，或者称之为“非常普通的、每天熟悉的、每个人都没有兴趣参与的音乐”。

其九，关于因特网上的音乐研究。现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对音乐特殊视角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差异”为基础的理论构架，也使其研究视角转向了由差异造成的女性、儿童、移民、贫民等亚群体音乐文化。

西方民族音乐学，以音乐自身的特征、现象、形态、规律为蓝本，向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语言学、民风学广泛拓展，以人类文化的整体视野审视音乐的文化内涵，把音乐文化的内在蕴意放到人类文化整体系统中做考察，以果涉因，凡音察文，这种人类整体文化的系统理念，是我们民族音乐研究中重点思考的文化方向，也是将我们民族音乐研究纳入文化考量的最重要的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