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赛赛/ 瑞安城市学院（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

当代作家高晓声塑造的陈奂生形象是新时代初期中国农民的典型， 是当时千万农民形象的缩影。二十年前，人们对陈奂生的形象曾有过诸多讨论，至今其典型形象还在人们心中入木三分。由于陈奂生的形象形成于历史转型期，他既代表了过去生活方式中中国农民形成的落后性格，又体现了新时期农民的思想热情、理想愿望，因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学研究价值。以下是我对高晓声代表作《陈奂生上城》一文中陈奂生形象的解读。

《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个贫困落后的农民形象，但在他身上却显现着中国农民内在的美好品质。在《陈奂生上城》中，如取下“漏斗户”主这顶帽子，陈奂生的美好品格就完好保留了。他一不偷，二不抢，为人诚实讲信用，做卖油绳生意，不投机倒把，只会埋头苦干，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为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甘愿徒步上城做买卖。在党书记的多次恩惠下，他竟像个小孩似的“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感激地“流出晶莹的泪珠”来……这些都充分展现了陈奂生所具有的勤劳、淳朴、憨厚的美好品质。拿陈奂生自己的话说，他确实是一个“一生干净，问心无愧”的地道老实人。

但是由于当时的农民正处在由旧时期向新时期转型的深刻变化过程中，陈奂生所具有的这些美好品质似乎并不是作者想要重点展现的，而高晓声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了这一类农民的物质处境和精神世界。可以说，在这些方面，陈奂生的形象和鲁迅笔下的阿Q 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事实上，阿Q 的形象的出现为高晓声创造陈奂生的形象提供了模型。

“陈奂生的物质处境和精神境况与阿Q 极为相似。他们都处于物质极度窘困的境地；在精神深处，有着维护自己生命自尊而又自欺欺人的独特心理。”从物质处境看，高晓声从物质的贫乏入手，详尽记述了农民为了一日三餐填饱肚皮，长期在肉体和精神上所经受的种种折磨，从而导致农民人格的扭曲变形。如《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卖油绳不搞投机取巧，全靠自家的原料和手艺，卖油绳的所有收入就是他全部的物质财富来源，他是一个用“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谋生，“自己动手”赚钱的社会底层农民。可想而知，当他一开始阴错阳差地住进了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招待所时，心中的那份诚惶诚恐的心情是多么灼热。尽管他住的是自己交了“五元钱”的房间，但也不敢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享受这物质上的饕餮大餐，而是把畸形地糟蹋视作拥有和享用。小说中，对他“缩成一团”，“光着脚”，“不敢”，“怕”等描绘活灵活现地写出了陈奂生卑微的生存状态。这种心痛肉痛的折磨正是来自自己挣来的钱的来之不易，正因为在物质处境中，陈奂生尚不能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就导致了他的极度窘困。

再从精神处境看。文章开头，他在卖完油绳后，发现自己受冻患了重感冒，一时半会儿不能回家，卡在了车站。在这尴尬的境地，“陈奂生心想‘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眼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看了这段，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旧式农民的“精神胜利法”描写是我们在鲁迅的笔下曾经十分熟悉的，即使是处境极其尴尬，陈奂生也能聊以自慰，使自己心情愉快起来，最后“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再如，在付出五元钱之前， 陈奂生是自卑与谦恭的，“生怕弄脏了被子”、“悄悄起身”、“好像做了偷儿”似的。但与付出五元钱之后的他对比，变化就很鲜明了。陈奂生“大摇大摆”、“使劲”、“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等等的报复性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陈奂生，付款后的陈奂生经过短暂的修正之后回复了内心的平衡，虽然他付出两顶帽子的代价，但花钱住招待所无疑抬高了他的身价地位。之所以陈奂生前后变化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交了五元钱，物质上的翻身，马上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但这精神上的解放却变相成为了一种放纵与失控的破坏状态，“潜意识的心理补偿冲动瞬间给了他无比的‘勇气和智慧’于是他不再是原来那个怯懦、迂讷和窝囊的陈奂生了”。这种强大的内心释放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精神世界之前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也看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局限。

此外，《陈奂生上城》中的主人公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如：在小说的开始，作者就用了大段的语言写富裕之后的陈奂生心中逐渐萌生的内心追求：那就是怎么样能为自己平凡的经历增加一些亮色，好使自己在乡亲们面前也有一些聊天的资本。“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语言的界限就是他世界的界限。’ 陈奂生就是这么一个受困于口语表达的农民，惯于‘默默无言’‘只听不说’，不过‘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这里，他的‘总想’实际上是他人格尊严的觉醒。”而进城后与县委书记的接触无疑意外地使他实现了在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回去他便得到了可资炫耀的资历，这使他完成了对精神尊严的寻找。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农民在封建统治下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但农民的精神状态尚未脱离枷锁，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正如文中的那句话所说，陈奂生“只好自卑，只有羡慕。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农民获得了身心上史无前例的自由，通过自己的不断奋斗又具备了充裕的生产、生活资料，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开始“渴望过精神生活”。然而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酝酿的奴性思想就像毒痗一样延伸到各个阶层中去，形成了新时代的巨大精神黑洞，成为全民族的心灵上不可泯灭的烙印，至今仍逐渐吞噬着整个民族残喘的精神世界。因此，如果说陈奂生的思想行为是农民阶级的特有内外特征，倒不妨把它归咎于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精神腐化后果。作者高晓声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才创造出了在特有社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而号召农民觉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一个自己可以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主人翁，凭借自身的努力去拒绝罪恶、抗拒消沉、抗拒腐朽的思想，消除绝灭封建阶级的毒瘤。

虽然陈奂生的物质与精神境况同阿Q 有很多相似点，但他们的命运却是不同的，阿Q 到最后以悲剧收尾，而陈奂生的故事却是喜剧。在故事的最后，他实现了故事开头他的精神追求，不仅不再“默默无言”，还可以像别人那样“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而且有了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事儿，从妻子到村民，从村干部到公社农机厂采购员，无不对他“友好得多”，“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还有“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这些话给陈奂生带来精神上最大的积极鼓舞，于是他便“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但是，在我们为陈奂生获得自信而欣喜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以他为代表的转型时期农民的性格弱点——自欺欺人的精神苍白与愚昧无知的思想盲区。显然，陈奂生形象是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改造” 思想的有力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高晓声还为他笔下农民形象的塑造加入了最淳朴、最真实的生活体验。在鲁迅思想启蒙的影响下，同样“怀有强烈的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感的高晓声，也是‘从更现实的衣、食、住之类日常生活问题入手’，把农民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他在农村生活了20 多年，已经从日常生活到精神心理完全农民化了。“高晓声自己也说：‘我多年住在农村里，七八年我重新开始写小说，那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写吃、住。这样的事我碰到的太多了，我自己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深入农村生活、与农民的直接接触、参与农村劳作等实践经验使得高晓声所创造出的审美结晶使人读起来又立体又丰满，具体而又生动地描绘出了陈奂生作为一名普通农民，在内在精神面貌与外在行为方式这两个方面的真实表情，他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缺乏，使他成为生活中暗色调的人物，使他不得不用“精神胜利”或者“自欺欺人”来找回虚假的自我，这种“自我缺失”是当下中国农民性格的盲区。但是，由于时代精神维度不够宽广以及创作时的诸多局限，高晓声并没有深刻地去攀登想精神审视的高峰，从而减少了主人公形象应当具有的精神反思性。

正如作者高晓声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

高晓声着力塑造的陈奂生形象是一个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的传统美德，也折射着新时期农民的深刻变化，高晓声在20 世纪对陈奂生一类农民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高晓声精准地记录了他们或茫然、或尴尬、或坚定、或期许的内心世界。高晓声为我们留下了社会变革大潮中最真实最生动的农民个性画。现今，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农民在精神世界上的真正解放，中国国民在思想领域的真正自由，而不是做一个仅有外在物质躯壳的行尸走肉。正如高晓声所说： “我们不能让农民的弱点长期存在下去， 不能让他们再这样贫困愚昧下去， 改变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是建设社会主义极其严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