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江

在酷爱摇滚乐的年纪，我搭便车去了广州，在白云区认识了一个福建沙县的男孩。这个男孩叫小凯，比我大两岁，准备来广州开沙县小吃店的，后来钱被偷了。于是我们就决定一起找一份工作，在一家卖汕头牛肉丸的店里送外卖。众所周知，正宗汕头牛丸很出名而且非常好吃，我们的店里卖的牛丸却很一般，因为老板一家是梅县的。

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外卖，有时候白云机场附近点了外卖，我送过去可以看到刚刚化完妆的空姐。晚上大部分时间我和小凯混迹在台球厅，小凯台球打得很好。那一阵非常流行打台球赌点东西，在广州，大家都爱熬夜，所以赌注大多是一罐红牛。我和小凯在台球室待上大半晚，就可以带上一堆红牛回去。

小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的才华，他认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有失业的保安，街头混混，有男公关，还有刚出狱的黑社会大佬。我常常跟着小凯在城中村里穿行，最后在宵夜的摊上和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一起聊天喝酒。我发现，大多数人和我以前刻板印象中的完全不同，他们另类、离奇的生活状态，让我觉得生活丰富而开阔，充满了可能。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诗了，但完全没有方向，以我当时肤浅的诗歌修养，认为诗歌就是一种宣泄情绪的工具，我沉浸在那种年轻气盛的状态之中。

我和小凯常常熬夜，有时候通宵喝酒，我们为认识那些有意思的人乐此不疲。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上班迟到。时间久了，常常会对早九晚五的工作感到厌烦，最后还被老板炒了鱿鱼。

后来经人介绍，我们到广东省冷库搬货。每天穿着一身棉袄，头戴棉帽子，脚上套一双棉靴，在零下18度的冷库里搬冻羊腿、冻兔子，从早到晚，非常累。除了累以外，在冷库里时间长了连鼻毛都会结冰。

冷库的后面有一条运输铁轨，常常在中午的时候，那里空空荡荡。我躺在铁轨上，听着那些全都死于27岁的摇滚歌手们，布莱恩·琼斯、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柯特·科本……我躺在铁轨上望着阳光照射下的蓝色的天空，看到了真正的光芒，不是别的，就是生活。耳机里的摇滚乐和眼前脏乱差的生活完全合拍了。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和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几乎和摇滚乐一样，有着或强劲或狡黠的鼓点，它们点燃了我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可能的无穷想象。

生活也可以是摇滚的。

我从小凯身上学到了许多生活的智慧，但我还想要经历更多，我仍然在写诗。我在西安做过服务员，在海宁做过足浴城的钟房，在武汉地下通道卖过唱，在合肥卖过蛋糕，在东莞做过工人……

诸多的生活经历之后，一种摇滚和诗歌结合的东西在我的写作中渐渐形成，它并非局限于对艰难生活的发掘，不必去赞美，去讴歌，去同情；它既不是完全的现实，也非完全的文学，而是在两者之间摇晃的巨大的自由，我将一直在这种美妙的摇摆中追寻下去。把生活当作摇滚乐，才能让我看到肮脏的失败的被毁灭的生活里的激情、美和可能，它是我超越生活的方式，也是找到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