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初识，相见不欢

“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盛静霞的诗词造诣深得老师汪旭初的称赞。日寇的铁蹄踏上华夏大地时，她以笔为武器，创作了《抗战组诗》，引发众多关注。

1940年，盛静霞留校任教，她清丽出尘，才情过人，倾慕者众。老师钱子厚调离中央大学时问她：“你到底要找怎样的人，把条件告诉我，我到天涯海角替你找去！”“一是要能写诗词，能和我唱和；二是要未结过婚的；三是江浙人。”盛静霞说出了三个条件，得一“文章知己”是她最大的心愿。

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后，钱子厚寄来一封信，说找到了最佳人选，是他的同事、在蓝田有“小圣人”之称的蒋礼鸿。信中介绍说，蒋礼鸿不仅擅诗词、工书画，还精通文字训诂、古书校释，在古汉语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未来可期。信里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集体照，在一群老先生们中间，坐着一位白衫少年，“末座少年即蒋云从也”（蒋礼鸿字云从）；另一张半身照，五官端正，丰神俊朗。盛静霞立刻答应先通信。

蒋礼鸿的第一封信到了，字迹娟秀潇洒，还附了婉转清丽的诗词，盛静霞非常满意。鸿雁传书几次后，盛静霞将他介绍到中央大学国文系任助教。

两个月后，蒋礼鸿穿过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重庆沙坪坝。一个风尘仆仆的“光头小和尚”就这样出现在盛静霞面前，“面黄肌瘦，身材矮小，穿一件土布长衫，着土布鞋”，与她想象中的江南才子大相径庭。而且他木讷迂腐，不善言谈。同行在校园，他永远走在她身后三尺远。即使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他也只知道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全然不顾她还在身边。

有多期待，盛静霞就有多失望。她出身殷实之家，父亲曾在上海开办纺织厂，安逸中长大的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渴望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她不在乎他的贫寒出身，可这个“呆猫”与她格格不入，他们实在亲密不起来。

他们的关系成为大家的笑谈，同事们欣赏他的学问，却都认为他不是理想的夫婿。一次次不欢而散，盛静霞非常苦恼，当她再次为他的沉默不语生气时，他嗫嚅着说：“我不会说话，几千里跑来，只有一颗心。”

再见，情定终生

盛静霞丝毫感受不到蒋礼鸿的热情。为了拉开距离，她申请去白沙大学先修班执教。临行前，她与他恳切交谈，希望他能改掉不言不语的脾气，并约了来年再相见。

送盛静霞上船后，蒋礼鸿失魂落魄地走在江边泥泞的山路上，跌跌撞撞摔了好几跤，一向爱书如命的他，甚至连一直不离手的书包丢了都不知道。回忆里，角角落落都是盛静霞，想到她为他打洗脸水，带他吃饭、看电影，温暖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炽热的感情被点燃，他把思念都写进诗词，“书欲寄，泪先流，不成一字只成愁……”他的深情让盛静霞大为感动，通信逐渐多了起来。

在信中，他们也一起探讨学问。她对古文不精通，教学中遇到不懂的，就向他请教。每次，他都极其认真地将那些深奥的古文一一注释。她在讲台上不断赢得好评，对他也越来越刮目相看。

几个月后，他翩然而至，剪了分头，一身青色的长衫整齐挺括，与之前判若两人。他还主动谈起别后见闻，诚恳和单纯打开了她的心门。漫游在山村野寺，他们谈诗词小说，即兴唱和。

那时，他正在编撰《商君书锥指》，她负责帮他抄书稿。酷暑中，两人各据书桌一角挥汗如雨。一天完工后，胳膊一抬，桌上四条汗迹。白天看书、抄稿，晚上散步，足音与落叶合奏，一同谱写爱的乐章。

一个在柏溪，一个在白沙，除了偶尔涉江一见，他们几乎每天写信，情到深处字字锦绣。他说“欲寄一双红豆子，换取相思万字”，她则遥寄“共说相思镌肺腑，还将宝玉嵌玲珑”。在单身宿舍的小油灯下，写信、读信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国家动荡，远离亲人，战火中，他们视彼此为唯一的依靠。

1945年7月，盛静霞与蒋礼鸿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才子佳人引得师友称羡，贺词中，“青鸟不传云外信，白沙今日是蓬莱”成为最美点缀。他们的名字被巧妙地镶嵌其中，“青”即弢青，是她的字；“云”指云从，是他的字。床是拼起来的，家具是借的，唯一的新婚用品是同事送的暖水瓶。一方红绸上，两人各写了一首《瑶台第一层》作为誓言。从此，“连理枝头侬与汝，人天总是双”。

学术道路，并肩同行

抗战胜利后，盛静霞带蒋礼鸿到扬州见母亲，尽管家人对蒋礼鸿“没有田地房产”“不懂言谈世务”颇有微词，但盛静霞丝毫不以为意，物质可有可无，学问才是他们共同的志向。

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他们双双去任教。两人在战乱中共同完成的《商君书锥指》出版后，被称“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光芒”。与蒋礼鸿素昧平生的顾颉刚读后断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名气有了，学术也得到认可，可不通人情世故仍是他的短板，1947年夏天，一纸解聘书摆在他的面前。酷热的天气难抵心中寒凉，站在南京街头，他不禁发出“南京不要住，一雨大风来”的悲叹。

蒋礼鸿被中央大学解聘，盛静霞也毅然离开深爱的母校，跟随他来到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他教古代汉语，她教古典文学，她用小家庭的温暖抚慰着他受伤的心。儿女出生后，他们诗兴大发，她的描绘趣味十足：“鼻息呼呼睡正香，红凝双颊睫毛长。笑颜未敛忽啼哭：‘一个猫猫抢我糖！’”他则对孩子寄予厚望，一首《沁园春》的结尾这样写道：“都休矣，恐砚田一篇，还要传伊。”世俗的幸福，如同清亮的溪涧，汩汩而过。

学术切磋也是他们的日常。在授课中，她发现一些民间词曲很是费解，于是请他帮忙一起研究。那些词曲出自敦煌文献，敦煌学顿时引起他的兴趣，钻研之下，一发不可收。1959年，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后一鸣惊人，被誉为研究教煌的必备之书。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再增订，第四版时，字数已达原来的好几倍。1992年，这本被称为“撼山易，撼《通释》结论难”的著作获得“吴玉章奖金”一等奖。那时，他已罹患肺癌。

他不顾多病之体，年过古稀仍坚持上课，半节课下来，背后的衣服一直湿到了腰部。“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几度死临头”，这曾是她戏赠他的一联，所幸履险如夷。1995年，她又一次收到他的病危通知单，这次，她没有留住他，她的《写在金婚前夕》尚未完成，他已匆匆作别。

他去世后，她写了多首诗文怀念他。用残余的精力，她继续他的未竟之业，相继主持出版了《蒋礼鸿集》，注释了他俩一生诗词唱和的《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岁月跋涉中，她总能感受到，他在天堂俯身凝望她。

心愿已了，2006年，她去云阶月地的世界与他相聚。依照20年前的约定，她也和他一样，捐赠了遗体。“明镜台前肩并处，笑看恰一双”，爱，依旧芬芳馥郁，绚丽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