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荔

1

我常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新的事物，尽管我不想承认，一份质疑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及对陌生的恐惧。

初到湖北襄阳是繁花似锦的春天，荆楚大地富饶的气脉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元气。各色花草铺天盖地涌入眼帘。未落尽的腊梅，盛放的迎春花、连翘、油菜花，粉的、白的玉兰花，妖娆多姿的樱花，贴近地面小而精致的紫花地丁，阿拉伯婆婆纳，浅紫色的杜鹃，蓝色的矢车菊……在春天一场盛大的花事面前我对自己身份产生了质疑。

在我的理解中，故乡属于文学的，属于迁徙者的。齐聚山野的春花，每一朵花有自己的故乡，每一棵树有来处，每一缕风有归处。只有人没有可以预设的来和去，一生都在被选择着。每朵花尽最大的努力为供养它的土地盛放，每棵树全力为大地庇荫。它们没有像我一样无端生出一些忧虑，我不如一株花草活得豁达，不能像一棵树活得坦诚。世界万物都是迁徙者。花草随着天空飞行的鸟儿迁徙，是无意识、无目的的；而人类的迁徙常带着不为人知的欲念，从一处行至另一处，从历史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无声无息的行走中孕育着无限的风暴。

我父辈们的迁徙是响应时代的号召，从江南水乡到遥远的新疆奉献青春理想。我曾经短暂的背井离乡是带着对陌生生活的尝试。“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尔早就对人性的重和轻下了定义。我们可以像芦苇一样的生存，而要活成芦苇的模样，得需要一场漫长的抗争。我在陌生的环境里像一只受困的小兽，在自我设定的牢笼里奋力地挣扎着。离开与归去，归去与离开，迁徙与守望，守望与迁徙，这两两相对的词语里，藏着两个自己，她们进行着激烈、鬼魅的对决，一个要留在故乡，一个被带到异乡。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我给予的那片荒原的开篇语。它如我所熟知的一本经书，只要心念所到之处，它的章节就会出现。这片荒原，见证了父母用年轻的生命去开辟荒芜的生活，进而滋养我空无的灵魂。

七十年代初，父母跟随大伯来到新疆鄯善县东方红公社（鲁克沁）。初到新疆的他们见到一望无际的荒漠，是走还是留？拿不定主意。在这漫无边际的荒野戈壁上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需要很多人信念的支撑。一贫如洗的家和一贫如洗的土地，理想虚空、现实虚空，而生活是真实存在着。刚从江苏来到新疆的年轻父母，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居住点安家生活，他们把生产队分给大伯的几百株葡萄苗，连夜用毛驴车送往连木沁的远房亲戚家，据说那个远房亲戚是一个小队的队长。

从鲁克沁到连木沁要穿越一个大峡谷。一辆很小的驴车，满载着刚刚发芽的葡萄苗。母亲在一捆一捆垒得很高的葡萄苗中间扒了个窝，铺上棉被，让我坐在窝里。父母分别担任两个车夫的角色。在浩瀚的星海之下，在安静的峡谷中，我们一家人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缓慢地走着。

天越来越黑了。那些白日里不被人们注意的景物，在黑夜里瞬间活跃起来。黑黢黢的山体像一堵墙站在峡谷的两边，在微弱的星光下，几只黑影在天空一闪而过。母亲说，那可能是蝙蝠，蝙蝠是个吉祥物呢，说不定会有好结果。父亲不吭声。那头不太健壮的小毛驴向着黑夜更深处行进。我躺在葡萄窝里，睡了醒，醒了睡，像睡在童话世界的南瓜车里。我知道，这是一辆很现实的南瓜车，它不会在午夜之后消失。我睡得很安稳。“我来赶车，你休息。不用，还是你先睡一会儿，我来赶车……”这一路温暖的对话，让黑夜不再无限地蔓延。那一夜，我梦见一片绿色的森林，在森林的深处，繁花似锦的草地上长出一间简陋的屋子，那大概是人在居无定所的时候，所向往的家。

向北而行，有五十里路。父母要用这一车的葡萄苗来换取我们想要的生活。水草肥美的大峡谷，一大片浓密的葡萄园在微弱的星光下显得神秘而新奇。那里有我们想要的一切，至于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模糊、不清晰、未知的未来。在无尽的黑夜里，我与幼小的葡萄苗木紧紧地相拥着。

在天快亮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那个被我称之为舅舅的亲戚接待了我们。舅舅冷着脸说：“我再想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落户的问题。”

父亲说：“不是说好了吗，让我们过来就可以了？”队长舅舅说：“情况有变……”再没有更多的言语交流。这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过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几天不见，长这么高了，来来，舅母给你蒸鸡蛋吃。”这个自称为我舅母的人，是我第一次见，也可能更早见过，没留下什么记忆。舅舅的冷淡和舅母的热情，我惶惶地躲到了母亲的身后。那一顿饭吃得很沉闷。在吃饭间，我偷瞄了给予我热情的舅母。她一只眼睛里有着褐黄色毫无光泽的眼珠。我抬眼看她，觉得世界是斜着的，我必须转一转头，与她目光的对视才能达到平衡。偶尔再与她的目光相对，我能感受到她平静如水的温柔。她只顾给我夹菜，并不停地嘱咐着我的父母也要多吃点，走了这么远的路。而队长舅舅闷着头只顾吃饭，讲着他的种种不易。后来听母亲说，舅母终生不能生育。一只眼睛生了病，没能及时医治，最后就成这样了。一个以土地为依靠、身体有残缺的女人，不能生养，她要经历多少心灵的磨难，才能平和地度过一生。那个时候，我不懂得这些。只是从心底里生出一丝的怜惜，她的手一直地拉着我的手，直到我们起身要出发了。我感受到她的手和我母亲的不一样，母亲的手有力度、有纹路，我能摸出母亲手指的哪个骨节上有老茧，手心里哪一块被葡萄枝划过。我叫舅母那个女人的手像我无意摸到的一些旧棉布，柔软但很陌生。她一直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她仿佛置身于这场沉闷的就餐氛围之外。那个时候，我对于母亲和奶奶以外的陌生女人是拒绝的。在童年时期，一些故事中的坏人大多和陌生的女人有关。比如，用面粉泼洒丑小鸭的女人，装成羊的狼外婆，给白雪公主吃毒苹果的皇后，欺负灰姑娘的后妈……那些陌生女人都有一幅邪恶、狰狞的面孔。与她们对比，我眼前这个残缺的女人瞬间完美起来了。

一顿简单的便饭之后，那结结实实的一车葡萄苗，被当队长的舅舅卸下去了一半。

日过晌午，我们该回家了。

父母赶着那头疲惫不堪的小毛驴，默默地沿着原路往回走。这一路，谁也没有说话。

回家的路依然要经过那个峡谷，峡谷两旁是火焰山的余脉，那些被风化的石头按着年轮的远近呈现着不同的颜色，或青或赫或暗红。一些山后断切面整齐横在山脊上，呈现着各自的姿态，火焰山脚下一渠淙淙而过的水，清澈，冰凉。水是天山上的雪融化而来。日近西斜，驴车停在了火焰山脚下的水渠边。金黄的夕阳，照射着五彩斑斓又毫无生机的山体，哗哗流动的水托着三个无家却要归家的归人。父母顺手撩起一捧水，洗了把脸，说：“继续赶路吧，趁天黑能回到家。”

回到奶奶和大伯住的那间破旧的窑洞里，父母没有唉声叹气。或许他们理解了生活的出路不止那一条，也可能想起了奶奶的一句话，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随即决定就在这里安家吧。安家，就得先盖房子。在那个时候，盖房子很简单。挨着奶奶家的地基选择了一块空地，大概划出了一个长方形，就着古城墙，可以少用一些土块。盖房子的第一步是和泥打土块，用铁锹随便一挖一堆黄土堆就起来，在土堆中间掏个窝窝（我想起，那个葡萄苗制造的窝窝里，有着棉被的温暖），再把水倒进去，泥窝不断地变大，等到水把所有的泥都浸湿了，人进去用脚把泥踩匀，再把湿泥堆成堆。放上半天，等到所有的泥和水完全混合，就可以开工打土块了。打土块先把双手并齐，从泥堆顶往下挖，根据土块模子的大小确定挖泥的多少，挖下来的泥再滚成泥团。父亲抱着泥团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团好的泥放进土块模子里，用手抹平，一块土块就成型了。土块要晒上一周，等干透才可以垒墙，硂窑洞。父母专注地往返于一堆黄泥和小小的土块模子之间。不一会儿，土块躺满了刚划好的那块空地。我蹲在城墙角的阴凉下面，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麻雀在我的跟前绕来绕去，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想和我搭搭话，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如今想起来仍旧是一幅静美温馨的乡村画。

第二天一早，父母扛起了铁锹和坎土曼，拉上那剩下半车葡萄苗跟着大伯到地里去。这些葡萄苗一半用于育苗，来年可以卖苗木，一半栽到地里，慢慢把它变成生活的依靠。父母栽插葡萄苗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玩。那空旷的荒原之地，在视线范围之内，越来越低的天空，最后和大地重合。能把天和地分开的，只有和父母一样的迁徙者，慢慢向此汇聚。赵钱孙李……这片荒原很快都有了自己的名和姓。最初，我对荒原的认知是空白的，除了对那旷远无边“空”的惧怕，还有对亘古沉寂的焦虑。我觉得大地像一个沉睡的怪兽，任何一个声响的产生，都会危及到我的安全，它像一个无影的跟随者随时能探知我心里的想法，在这毫无遮挡的世界里会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怪物。即便在大白天，我也会有一种“怕”的幻觉存在。多年以后，我在一个春日的午后，读到了美国草叶诗人惠特曼的诗歌《大地的肖像》：

“大地，我的肖像，

虽然你看上去那么冷漠、宽广、安守本分，

我还是怀疑那不是你的全部；我还是怀疑着什么凶猛的东西，

时机一到就会爆发。

因为有个壮汉正热恋着我，我也恋着他，

我心里有种凶猛可怕的东西时机一到就会冲他爆发，

我不敢讲出来，在诗歌里也不行。”

当我读到带着时间芬芳的诗句时，周围的时光在回流。幼年时对那片荒原的焦虑，中年时再想起，依然是焦虑。“我心里有种凶猛可怕的东西时机一到就会冲他爆发。”我们每个人的欲望随时随地都会爆发，这是惠特曼的大地，也是我的，是更多人的。在大地上存在的事物是一脉相通的。“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诗人赞美大地，赞美人生，赞美一切的善。而我赞美一切的荒凉。那片荒原自带着原始的浪漫，在时间的更迭中，荒芜的继续荒芜，成片的绿洲又不停地带着我走向更久远的荒芜。

为了栽种葡萄苗，父亲在临着大伯家地的旁边，开辟了一块荒地。父亲抡起结实的臂膀，高高地举起坎土曼，用力地刨进土里，泛着盐碱的泥土被翻出了地面。父亲越刨越有劲，最终把一块地开挖成三条大沟，在沟底挖出近半米深的坑，垫上一些沙土来中和泥土里碱的成分。我和母亲负责把个头大的葡萄苗拣出来。母亲把葡萄苗插到坑里，我看着那一株株细弱的葡萄苗，带着几根更细小的根须，插进坑中，它们像在完成了一个使命。父亲用土把坑填满，把虚土踩实，再浇上水。一株葡萄栽种就完成了。

父母把一株葡萄苗栽进了地里。把一把葡萄苗栽进了地里。把更多的葡萄藤插进了地里。葡萄苗的根须与大地完美结合，不久就会枝蔓交缠，连接成一大片的葡萄园。

幼年葡萄树的生长，春夏秋冬难以划界。三月插苗、四月施肥、五月拉秧、六月打叉......葡萄树要经过三年时间的成长，才能成为一棵成年葡萄树。成年葡萄树的标志是从葡萄树开花挂果算起。成年的葡萄树又过着另外一种“人生”。惊蛰过后，大地解冻，葡萄开墩。在地底保养一冬的葡萄枝，在主人的铁锹和坎土曼的合作下一点一点剔除埋在它们身上的泥土。蜷缩一冬的葡萄枝蔓被拉到葡萄架上，随性地伸展着腰身。整个大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鲁克沁猝不及防的春风里，粗粝的葡萄枝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一天一个模样。四月长满叶子、五月开花挂果、六月上糖、七月果熟采摘、八月收尾、九月剪枝、十月晒枝、十一月埋墩。在这样一年一年的反复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来了又走了，它每年按时告别属于它的多彩世界。休眠，再出发，重复着它不变的人生，乐此不疲。

在鲁克沁种植葡萄必须经历高温的炙烤，经受干涸的考验，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葡萄主人。汗珠摔在自己的影子里，葡萄藏匿于叶子下面，明暗结合，在光与影的交叠中慢慢拉上与生活相连的帷幕。植入到荒原内核的葡萄，它有时安静到虚无，有时涌动如潮水。

只要穿行于吐鲁番大地的任何一条公路、马路、小巷、庭院，或望远山，或近观流水，都会有着不同又相同的风景进入你的视线。让人产生一种质疑，我这是在看什么呢？看山，先看到浓绿的葡萄园温柔地依偎在山脚下，让荒芜的山多了几分秀气。寻路，路就藏在浓密的葡萄叶子下面。回家，庭院里的葡萄触手可及。访友，无论哪个季节都会有一盘绿或紫的葡萄，与私密的话题一同被甜蜜的时光消解。倘若爬到库木塔格沙漠上，找一个山头，最好是一个人，安静地远眺。无论怎样调整视线和角度，都可以明晰地看到绿荫如波的葡萄地，紧紧地缠绕在褐黄色沙漠的四周。在褐黄与墨绿的两种色彩的调和中，隐喻着生活的某种虚与实。

“承载时间的葡萄藤/你撩起漂亮的裙衣/在胡旋舞最后的一个慢拍里/微微倾身/这个世界一下就过了/千百年”这是葡萄赋予我生活的诗意。继续在吐鲁番大地上生活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会自觉地选择一株属于自己的葡萄树并以它为图腾，把自己的身份与之置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以它为天，并暗下决心，我一定会回去的。我就在这里生活，哪里也不去。我也一样。当我从繁花满地的襄阳再次回到这里时，有种少年归家的欣喜，也有人到中年回归故土的感动。

2

村庄成立之初，共有四十户人家。他们从江苏、安徽、河南、甘肃、湖北、四川……聚集而来。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房子，说着自己的方言，谈论着自己的家乡和过往。

四十几户人家。分成了三个巷子，六排房子。一户和一户相对。一家一个小院子。小院子的院墙是后来才垒起来的。房子像个火柴盒，一个一个有序、规整地排列在大地之上。在这个有序的火柴盒里，人们生养孩子，孕育生活。每个火柴盒里的生活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

这个村子里有一百多口人，他们互不关联又时刻相连。比如天空飞过的鸟儿，几只扑闪而过的黑影，有些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喜鹊、乌鸦，还是其他不知名的鸟儿。地上生长的葡萄，枝蔓相连，统一开墩、浇水、打芽，一起享受着阳光和雨露，他们是一体的，同时，又是独立的。一块地与一块地之间以一个土埂子或者一个树桩子为界。你在你的地里收割生活，我在我的地里实现理想。我们互不相干，却又时常暗地里较劲。我的葡萄挂果的比你家要多一些。你看，谁谁家不正干，该给葡萄打叉了，却好吃懒做。错过了节令，葡萄叉就长疯了，影响今年的收成。说着说着，春天就过去了。夏天到了。一串串青绿的小葡萄像一个个小小的姑娘，挂在葡萄藤的枝杈间，汲取阳光和大地的养分，在主人精心呵护下，从少年走向青年再到成年。村里的人们除了一天三顿饭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大多会在葡萄地里度过。有的叼根烟坐在水渠边儿，静静地与一块葡萄地对坐，他们对望的神情，专一而投入。我能想到很多诗句来表述，“相看两不厌”“竟无语凝噎”、“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出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当然还会有更多，更多的诗句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来说，都是空白。他们的生活不需要诗句，他们只有甩着一把一把的汗水，丢掉一截一截的岁月。

在朴素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别。这微小的差别成就着不同的人生。

我家对门，是一户夏姓人家。他家搬进这个村庄的时候，就属于富裕户，男主人个头不高，是个精明能干的小包工头，女主人白白胖胖，是个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能手。因殷实的家底，说话和走路都会自带着某一种“傲气”。据说夏家的男主人“出身”不是很好。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一些变故。七十年代初自流到新疆来，落脚在这个小村庄。他常给我们讲些过去的事情，并教育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共产党好。对于近乎蛮荒的童年时代，没能更深地去理解。但有一件事，我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印痕留在人的心里是深入骨髓的。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二月，村广播里响起一曲低沉的哀曲，我们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逝世。播音员哀婉的声音在小村庄上空回旋。村子里的人都在村头巷尾谈论着领导人的丰功伟绩。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村民，任何时候，对时事分析起来头头是道，好像是天生的政治理论家。当广播里播报这条消息时，夏家的男主人痛哭流涕，毕恭毕敬地对着广播拜了三拜，村子里的人们肃穆凝重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露出质疑的神情。

他家是村里第一个买彩电的人家。当那个有着明显标志“小心轻放”的大箱子，在一辆毛驴车上晃晃悠悠地从巷子里穿过的时候，毛驴车的后面跟着一大群小孩儿，忍不住地喊着，大彩电！大彩电！他家的孩子更是自豪又骄傲地驱赶着跟在车后面的孩子们：“别压车子啦，车子吊起来啦！”孩子们新奇地围在他家门口，满眼艳羡地看着他们搬着那个巨大的箱子。胖胖的女主人，面无表情地说，回家吧，回家吧，晚上再来看。孩子们一哄而散，晚上看电视喽！

好不容易盼到晚上，孩子们早早地聚集在他家门口，各自找着来看电视的理由。主人把电视搬到院子里，放在桌子上，电视机用一块红布盖着。看电视的场面很严肃，像进行着某一个重要的会议，每个看电视的人都安静地听着电视里的声音。坐在最前排的有几个大人和孩子，那该是提前来串门的，顺便就看电视了。看到精彩处，不时传来“嘿嘿”的笑声。倘若有谁还想议论一番剧情，影响到其他人的观看，白皙的女主人会立刻制止，“听你们说，还是听电视里人说！”看电视的场面瞬间恢复安静。

到夏家看电视的人渐渐的少了起来，一来是他家人高高在上的态度，再者是一种狭隘的自卑感，家里的大人严厉阻止自己的孩子到他家看电视。我也是一样。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我家院子里听电视里的声音，对着那台彩电充满着无尽的遐想。只是，事情发展到最后，夏家的女主人，竟然撇开了自己的彩电而去串门看别人家的黑白电视了。

最初看电视的经历似乎影响到我成年后的一些生活习惯。至今，我仍不喜欢看电视，即便看电视，也是把声音调到最小。这些是不是童年岁月留下的痕迹呢？

斗转星移，时间在村庄的空地上疯长。夏家的主人潜心地经营着自己的葡萄地，他家地里的葡萄收成年年最好，这让村民投来了一阵羡慕和探测。偶尔会悄悄地议论着他管理葡萄的妙诀，也会偷偷到他家葡萄地里去研究一番。但夏家的男主人依旧忠实于自己的沉默和专注。他家葡萄的收成依然年年是最好的。到后来，夏家在村子里越来越有影响力了，比如谁家和谁家有了矛盾，都会找他去评判一番，谁是谁非，他从来不会因为关系的疏近而偏袒哪一方。男主人被村民们推选为镇上的人大代表，又被推选为县人大代表，偶尔也能在县人代会上代表村民发表一些心声。他每次到县上开会身着一身整齐干净的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黑布鞋。利落而又不失风度，当夏家的主人黑发长出白发的时候，低矮粗糙的土房子变成了砖房子，房子逐渐变高，而人在逐渐变矮。

“转转身，弯弯腰，就是几十年呀！”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夏家最先把土房子变成了砖房子。后来孩子到了外地工作，结婚成了家。他专门带着孩子到村里来办了一场宴席。他把砖房卖给了村里新入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积蓄给孩子们买了楼房，跟着孩子到城里去，看看大门，带带孙子。

现在，能回到村庄看看曾经住过的房子和收留他们的村庄，是夏家人最大的理想。

一些人走了，一些人又来了。来的人大多和走的人有着关系，或是自家的姐妹，或者家族里的亲戚。人走了，葡萄地还在，房屋还在，村庄的岁月还在。

逐趋萧条的村庄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其实它正在成为我们远方温暖的归宿。

3

对于孩童们更钟情于乡村荒野的夜晚。月光之下的那些微小的动静，在浩瀚无边的戈壁滩上，激发着孩童们的好奇心。那连成片的葡萄地，到了夜晚是另外一个城。在影影绰绰的月光之下，风吹葡萄叶“沙沙”地响着，像翻书的声音。葡萄园是大地的书页。在葡萄地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野生的动物，野兔子、乌鸦、猫头鹰。乌鸦和猫头鹰是最不受欢迎的。乌鸦一般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绕着村庄的上空，呱——呱地叫着。这时候，忙着做饭的人们，会从锅底抽出一根正在燃烧的葡萄棍，对着乌鸦飞过的方向绕两圈，意思是让火来破解乌鸦可能会给这个村庄带来的晦气。

在我对世界最初的认知里，乌鸦及乌鸦的叫声，是对这个平和世界的一种宣战。

“丫头，快起来，你爸妈和Y家打起来了。”邻居李叔，把我叫了起来。我一听就愣了，正在睡午觉的我，像在梦游，想想平时父母与人为善，今天怎么会和别人大动干戈呢？李叔说：“傻孩子，快点去帮忙，他家人多着呢，又都是男孩子。”我一骨碌爬起来向着“响亮”的争吵声奔去。这是个小村庄，独立地凸现在一片没有边际的戈壁荒滩上，五湖四海的人因为生活汇聚于此，他们先是以房屋的形式落脚，然后以田埂为界限，一家一家把生活和理想划开再连接着，他们通常把自己最小的利益以最大的力量来维护，让人觉得生分又亲切。因为这几十户的人家，把根紧紧地扎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炊烟、有争端、有哭泣的地方。这样，戈壁荒滩的劲风才不会把他们单独地吹走。

我赶到了“事发”现场。狭窄的田埂和一渠正在流动的水，没有理会地面上发生的事情。一只铁锹横躺在进入葡萄地的入水口。显然，这次争端和这渠水有关。那声嘶力竭的争吵和谩骂声从平日里温和的嘴里蹦出来，仿佛是一个黑暗世界的出口。人性最深的黑暗，被一些利益激发，瞬间溃堤。我开始深深责怪这片贫瘠的土地，它干旱、匮乏，但又不失真实。我怕，真的怕极了！我怕对方那强悍的身躯和被激怒的表情，我怕和我一样大的男孩子也会挥舞着木棍或拳头，仗着他们强大的气势一并向我的父母或我的身上袭来。但是，我无法躲避，只是站在这个圈子的外面，等待着赋予正义感的人们把那些强势于我父母的强者拉开。那是一个气息密集的场，空气中每一个分子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缩小，在各自的怨气没有完全疏解之前，公平和正义是很难插进去的。我只能大声地哭喊着。我看见妈妈那褪了色的衬衣被撕破，并渗出点点的血迹，那些不规则的破处，在向我示威说：“你看人家男孩子多！”。我突然觉得愤怒和屈辱！对面的Y家人，依然是拔张弩剑地等着下一轮的反击，那种胜利和挑衅的眼神，如刀刻般刺激着一个弱者奋不顾身的本能。我死死地抱住父母的双腿哀求他们不要再去还击了，毕竟我们是弱者！但是，我在对方胜利和挑衅的眼神里，也找到了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我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窜到Y家那个肥胖女人的面前，狠狠地咬住了她的胳膊，直到听到她的惨叫声才松开口，然后迅速躲到母亲的背后！

最后，我得到的是父母一顿严厉的训斥，他们说：“大人的事情小孩家不许掺和！”我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我开始怀疑，我家的这个“事件”是不是与乌鸦的叫声有关。我仔细回想几天之前的时光，根本没有去留意天上飞过的任何一种鸟类。也可能有一只乌鸦飞过，也可能没有。

像这样的“战争”在村庄建立之初，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有时因一条地埂而争执，因一个拦水坝而互不相让……天黑了又亮了，寒来暑往，村庄在一天天变小，我们的世界一天天变大。接着，我们一个接着一个从那个贫瘠的土地上相继走出，沿着不同的方向，到达不同的城市。当年那条颇具争端的田埂，越来越窄了。那块地先是被种上了小麦，又种过高粱和棉花，还栽过梨树，最后又换成了葡萄，葡萄地中间的田埂更加瘦小，几乎被踏平了。匍匐在葡萄架上的葡萄藤蔓越来越浓密，从葡萄地经过时，你只有弯下身子仔细辨认，才能辨认出哪一块地是自己家的。

曾经与父母刀戈相见的Y家，早已把手言欢。不知道是谁先找谁认的错。他们相约一起去给葡萄修枝打叉，各自讲着儿女的事情，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他们各自数着白发，从葡萄开墩，到葡萄盘枝填土，再到围着火炉看电视。

再次见面，他们已经认不出我了。她问我的母亲这是你家的老几啊？母亲回答说，老大。在她们互相答问中，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个曾经被我视为“仇家”的人，早已忘记一个孩子对她的反击，她只是模糊地记得那个孩子的模样，与她眼前的这个我毫无关联。

村庄越来越像一位老人。尽管现在村村通、路路通，一些现代化的元素不断地装扮着村庄，但它依然现代不起来。村口的那棵椿树越长越老气。树已经长过了屋顶，树干粗壮，完全是一个居家男主人的形象了。灰白的尘土常年浮在叶面上，它不变的是高高挺起的姿态，这些树都是村里人随意插栽的，就像村里的人一样，他们是随意地聚集于此。走着走着，需要房屋就建造了，有了田地就停留了。

高大的椿树与低矮的土墙房屋成了鲜明的对比。树下屋子的主人已离开村子到街上去开馆子了。屋子离开了主人，像一个将被舍弃的老人，显得空荡和孤独。村口的那口老井，早已干枯，只是以井的形式存在着。这里曾经繁华一时，水桶与水桶的碰撞叮里哐啷声，水从水桶里晃荡出来，稀里哗啦撒泼到地面上的清脆声，伴着一些顽劣孩童们幸灾乐祸又肆无忌惮的笑声，汇集成一条涓涓的溪流流淌在岁月的丛林中。在夏天，夜幕降临时刻，人们刚从葡萄地里回来，他们扛着坎土曼、铁锹，或手里拿着铲子、剪刀，迎着夜幕中轻快的蛙鸣声，向着这口老井聚集，他们的衣服大多都是被汗水和泥土混色了，放下手里的工具，噗通一声跳到白花花的水里，“呀”的一声，回应着机井隆隆的抽水声……这一切应该都被这口老井默默地收藏着。等待我某个时刻想起它，就想起了另一个自己。

我们这一生在不断重复着自己，其实在重复着一条回家的路。我在外面的世界兜兜转转了许多年，最终还是回到了这里，并决定不再离开。隔三差五，会跟着父母，去看看老房子。母亲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鸟儿从村庄上面飞过。屋前的那棵杏树的杏子，很甜。屋后的桃树今年也开始结了。邻居家的桃子结的可好了，可惜没人来吃了。只有一些鸟儿来吃了。各种各样的鸟儿都有。那只背负着我不祥预言的乌鸦，回来过吗？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我跟着母亲走到屋后面，那一树盛开的桃花鲜亮无比，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女儿和那个山花烂漫的春天。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会在那里的一棵桃树之下，想起此刻。那么，白发苍苍的母亲心里还会想起她故乡的桃花吗？可能想不起来了。但她能像熟知葡萄生长的时令一样，清晰地记得我们姊妹人生的每一个成长的节点。直到长大成人后，每次离家和回家的具体日期。至于她的过去和曾经越来越久远了，最后与她自己一起成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人化为了尘土，也还是蓝图的一部分，和过去相似，也和未来相似。”我沉浸在遐思中，母亲突然大声说：“看，又长了一棵小桃树，把它移到县城吧，楼房门前还能再栽一棵小树。”年近七旬的母亲，说着就拿起铁锹就去挖那棵小桃树，像她当年和父亲在荒原上插栽葡萄一样的专注和欣喜。

创作随谈

“谁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

——卡尔维诺

鲁克沁是我的出生地。听父母说，我成为我的时候，是在江苏苏北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里，而真正看见世界的模样是在鲁克沁。我的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女子，黝黑的皮肤，两条粗黑的辫子，一双叠着双眼皮的大眼睛，家境良好。我的父亲家境贫寒，但一表人才，会吹笛子、拉二胡，写一手好字，学习成绩也不错。我的父母是同学。他们的结合于现在时尚的说法，是郎才女貌。父母结婚不久，就听说，有文化的人到新疆可以找到工作，可以当工人。从江苏到新疆，他们坐了半个月的火车。对于那段未知路途所经历的艰险，在讲给后辈们听的时候，也只轻描淡写地说着家常的事儿。每讲起那段经历，他们像一个穿越了无人涉足的原始森林探险者，在经历各种生命的考验之后，最终胜利地走了出来，这带着某种浪漫色彩的生命体验，成为父母之后教育子女的一个蓝本。

我们的家最初落脚在了鲁克沁镇柳中故城边。那时候，还不知那是一座古城，这黄土夯出来的土墙敦厚地立着，没有人去破坏它，人们围着这道城墙周围建造房屋，每天从古城的中间穿行而过，累了会倚在城墙脚的阴凉下歇一歇，古城不是别人的城，就是生活在这里人们的城。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习惯了在古城周围的生活，与这块陌生的土地开始了交流。我们从脚底坚实干涸的土地开始，一步一步丈量，一寸一寸用手触摸。直至把脚下的土地踩得扎实了，把手里的泥土摸得熟稔了，父辈的青春岁月就被消耗殆尽了。那些被消耗的汗水和时光被另外一些事物带走了，他们最终也没觉得失去了什么，依然是日复一日地劳作着，只是觉得自己的腿脚不好使唤了，走路越来越慢了，想要走的路越来越长了。他们停下了脚步，开始寻望着子女的背影。慢慢地习惯倚着门看着我们出门的方向，观望再观望。蹒跚的脚步颤巍巍地支撑着他们曾经健硕的身躯，他们像往常一样去往某一块葡萄地边，从家到葡萄地的距离，就是他们走过沧桑一生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如我父辈们无目标性的迁徙，自身带着无畏、决绝、激情和坚定，除了具有古希腊神话英雄的浪漫之外，还有一个时代精神影像的缩影。人们在贫困的生活压力下，激发着心灵的出走和探寻，打破了地域的疆界，人们不停地来来回回。他们以热爱生命的热忱，爱上了这片荒芜的土地，并带着艰辛的浪漫养育着称为“疆二代”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无边界的荒原地区，毫无距离地相处着，又各自无限地疏离着。之后，我们沿着父辈们行走的方向，继续走着，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自豪地说，我是新疆人，我是鲁克沁人。对于我们祖籍的标识，已经陌生了。

父辈的一生在此安顿了。那么我们的一生将在哪里停留呢？

“新疆这个地方呦/也许不是白头偕老的妻子/却是终生难忘的情人”（周涛）这是每一个新疆人的终生理想，当然也是我的。一个理想的生成，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一定是有一段岁月镶嵌其中。

我的青年时代是一段混沌、无序、混乱的岁月，但却是最真实的时光。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被分配到鲁克沁镇的一所学校当老师。我每天看着那破旧的教室，面对着那尘土漫天的操场，只有望着天空发呆。这一切和我理想中的工作学习相背而行。我必须为沉入谷底的生活，找到一个出口。我经常会混入到那一群不分男女老少的老师们中间，在没有硬化的操场上，尘土飞扬地追着一枚掉了皮的篮球。奔跑在篮球场的人们肆意地笑着、跑着、流着汗。谁抢到篮球就投篮，这里没有性别、年龄之分，每一个人都会为那个掉了皮的篮球而全力以赴。当然，男老师的胜算更大一些，他们抢到了球会做一个优雅的投球动作，再将篮球投进篮筐，有时候可以投进，有时候投不进。女孩子们则双手抱着篮球加上一声尖叫，奋力地向天空抛去，大多时候，篮球连球筐也沾不到，却有着投进球的忘我快乐。我们把对生活的不满，置换成了对那个篮球筐的愤怒，全力投掷的不是一枚篮球，而是我们不得志的青春。那个简易的篮筐永远是一个姿态在等待着，天空通常蓝的让人沉醉，它又会把我的愤怒完整地还到我的手里。那段日子就像那枚掉了皮的篮球，偶尔有一场宏大的喧闹，更多时候是安静地躺在办公室的角落接受时光的洗礼。

同龄的姐妹和同学，各找各的路子。嫁人的嫁人，调动的调动，而我固执地拒绝这一切。每当放学之后，我就会怀揣着几本书，蹲到葡萄架下与这个世界谈判。世界可真安静啊，我能听到那些不知名的虫子爬行的声音，能听到葡萄叶子之间互相碰撞的声响，还会有几只莽撞的蚂蚁爬到我身上来，咬我一口，那微小的疼痛感瞬间让我回到了人间。慢慢地，那些书和世界最微小的事物们安抚了青春的躁动。直到有一天，我拿着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带着一种告别的仪式，再去那块葡萄地时，我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响，我的脑海里只有对校园新生活的联翩浮想。

在鲁克沁小镇，我没有一起共同成长的同伴或者朋友，我们大多都有同样的无奈和忧伤，每天面对泥土的侵袭，无法生活成一个女孩子的模样，我们互不搭理，各奔前程。时常又觉得有许多一起成长的同伴和朋友，我们走过了共同的路程，拥有了共同的记忆，并无可替代。无论我离开小镇多久，我再见它时，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齐聚，成为了一种平和的亲近，尽管小镇的风景早已物是人非。那曾经不安的、躁动的，无限渴望和向往的思绪，瞬间幻化成想用文字表达的欲望。与岁月无关，只与心灵有关。

在那段荒芜的青春时光里，我努力想象着我多年以后想要的生活的模样。但仅凭有限的学识和见识，我的理想是西西弗斯推的那块大石头，怎么推也推不到山顶，怎么推也推不到鲁克沁之外。而多年后，当我真正离开鲁克沁时，那曾经追寻的身影常常会在梦中出现。斑驳的古树影子下，一条悠长深邃的小巷，一个模糊的身影，像自己，又像别人。我会偶尔和那个身影相遇，一起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也会驻足去拉一拉挂在门旁生锈的铃铛。那个身影存在吗？存在或者不存在。我把人生最珍贵的时间遗落在了小镇。小镇即是我一生的青春。至今，我还认为有个身影隐藏在小镇的某一个角落，或一片杏林中或一片桃林中，他一定会在最美的景色中等待着我的归来。这大概就是文学给予我的指引吧。我会一直远远地看着那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他有时候是整个小镇的影子，有时候是我熟识的一个人。我只这样远远地看着。就这样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个身影一直在，我的文学之梦就在。于是，我记下了“在时光的锦书中/谁能留下谁的背影/在刹那/一秒/即是一生”。我无限感恩地珍藏着这一切，无论是欢喜还是悲伤。人到中年之时，依然用文学的思维来为这个枯燥的世界命名，只要他是美好的，我们就以美和善来记述，只要它是阳光的，就敞开心扉，让阳光去驱除幽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