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健

在云南，尤其是在秋冬时节的云南，选一个晴朗的午后，走出城去，无论在坝子还是在山岗，最好能找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坐下来，看看远山及近处的城市或是村庄，累了，就躺下，可以看天空，天空的蓝是很有代表性的“云南蓝”，白云白得没有半点杂质，白得干净纯粹，每一朵白云拽下来就可以作为白色的小样或色卡，阳光是温暖的，可以温暖全身和心。最美的风景，不是看落日，是阳光退出大地的模样，这时，应该背对落日，看城市或村庄及远山，洒在大地上的夕阳，向东退去，城市或是村庄因夕阳退去暗淡下来，而远山，金光闪闪。夕阳的退去不急不慢，还可以再坐一会儿。这样从午后待到黄昏，刘年没少干。

夕阳颂

等蜻蜓选定落脚的稻叶

等花头巾的女人，取下孩子背上的书包

等牛羊全部过了木桥

夕阳才沉下去

诗人这时应该在田埂上，目光由近及远，细微处是寻找稻叶落脚的蜻蜓，不远处是母子的温情，再远些，是成群的牛羊在过桥，诗人用简单的几个意象，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充满乡村气息的油彩画，“选”“取”“过”“沉”这几个动词的运用，赋予了画面的生命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美。在这里，还值得一说的是“夕阳”这一主体意象，诗人一连用了三个“等”，把远在天边的夕阳和大地拉近，夕阳是温情的，有思想和情感的，面对蜻蜓、母子、过桥的牛羊，充满了呵护和爱恋。夕阳本应该早沉下去了，但为了蜻蜓有一片休息的稻叶、上学的孩子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圈的牛羊过了桥，夕阳才放心沉下或是说沉下去的夕阳才安心。这时的诗人，应该背对夕阳，眼前和远处都是风景。我在电话里问过刘年：“这首诗写的是云南吗？”刘年这样回答：“成诗是在北京，可我的脑子里全是云南！”

刘年来昆明是2009年的冬天。刘年的到来让我们有些失望，准确地说是对他长相及穿着的失望。头发不长但也不短，看得出来，至少在两个月前，他理了短发，然后就没有再打理过。靠顶上的头发自由生长，鬓角长，发根下的茸发稀稀疏疏爬进衣领，稀稀疏疏的胡子在嘴的周围随意插着，深色毛衣上加一件厚厚的深色夹克，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有些旧了，在鞋底的边沿还看得出有少许未处理干净的黄泥。话不多，普通话里夹杂着很重的湘西口音。个子不高，但壮得像牛。我想，出了火车站，出租车司机应该会出现错觉，因为他的客人应该去某一个工地，而不是写字楼。

刘年来昆明是和我们办一本名为《时代天骄》的商业杂志的。《边疆文学》的主编潘灵向我们老总推荐了刘年，说给我们找一个写手，是一个诗人，文笔很好，然后潘灵给我们背了一段刘年的《湘西》 “还想做一个土匪，独霸这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云雾不许出去……”云里雾里，我们老总就同意了。后来从刘年的嘴里知道，他和潘灵是在鲁院中青年作家班的同学，他们在鲁院经常聊天喝普洱茶，刘年把潘灵从云南带去的普洱茶从中药味喝出了甘甜的滋味，跟潘灵混，主要是混他的茶喝。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次喝茶聊天中，潘灵的大哥脾气上来，当着众多同学的面对刘年说：“兄弟，想来云南混，找我，我包你有口饭吃。”潘灵顺口一说，刘年却当了真。几个月以后，潘灵早把他对刘年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一个清晨，大概6点，或是不到6点，睡梦中的潘灵被电话吵醒，电话那头这样说：“大哥，我是刘年，我来云南跟你混。”潘灵在半梦半醒中哦哦嗯嗯中挂了电话。刘年真的来了。这是潘灵的描述。

刘年来杂志社写的第一个稿子是采访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当时，云南大学教授宋家宏老师的研究生和杂志社的同事已经完成了采访，并由研究生写出了初稿，刘年到来，把初稿交给他修改和润色，刘年的做法是推翻了重写。稿子出来后，让大家刮目相看，语言清丽唯美，节奏舒缓有力，给杂志增色不少，反响不错。没用多长时间，刘年用他的才华和勤奋成为杂志的第一写手。除了要写作，还要参与大量的采访，做编辑，甚至美编的工作也要参与，加班熬夜是常有的事，刘年瘦了一圈，但刘年觉得很充实，他说他喜欢文字的工作。好景不长，作为一分商业性的杂志，还未长大就夭折了。投入大，产出少，是商业性杂志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困境，外加新型媒体的冲击，杂志始终不能更好地打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看不到钱，停止对杂志的后续投入，杂志只有选择停刊。对于主编及其他在媒体行业混的同事，他们很快又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而刘年却彻底失业了。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可以想象的，不厌其烦地到处跑，没日没夜地写稿，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刘年的这首《洪家营的月亮》体现了他情绪的低落和无奈。

看不到门牌，不知是监狱，还是精神病院。

有两丈高的围墙和拇指粗的钢筋。没有牵牛花。

不知是病历，还是罪名，白纸写着黑字：

举石砸天，挑沙填海。养狐成妖，磨砖成镜。

穿过钢筋后，月光变得锈迹斑斑。

月亮若是上天掷来的一枚硬币，我永远选择背面。

“看不到门牌，不知是监狱，还是精神病院。有两丈高的围墙和拇指粗的钢筋。没有牵牛花。”这是刘年租住的洪家营城中村的真实写照，洪家营和今天中国其他城市的城中村没太大的区别，房子很老旧，没有绿化，房屋一排接一排，一排过去，楼房之间几乎没有空隙，如一个个火柴盒堆砌在一起，两排楼房中间的路连小汽车都没法通过，窗户都用很粗的钢筋做了防盗网，从一楼一直延伸到顶楼，所以，才有了“穿过钢筋后，月光变得锈迹斑斑。”在这里居住的人，除了极少的城中村的原著居民，也就是房屋的主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不时也可以遇到打扮得花枝招展昼伏夜出的女人下楼或上楼，她们不会在村子里逗留，回来和离开，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到楼道口送或是接，每每是黄昏或是深夜，留给刘年的就是那一声关闭铁门的闷响。当然，环境是一个因素，刘年面对的精神上的困境，才是这首诗歌背后的书写。的确，刘年很珍惜这份工作和杂志，付出了“举石砸天，挑沙填海。养狐成妖，磨砖成镜。”的努力，而等待刘年的却是洪家营的月亮的背面。“月亮若是上天掷来的一枚硬币，我永远选择背面。”硬币是我们儿时玩过的猜输赢的游戏，猜到正面为赢，猜到背面为输，刘年输了。

失业的刘年，浑浑噩噩过了几个月。大多数时间是把自己关在洪家营的出租房里，偶尔也到昆明的周边转转，有时约上朋友，更多时候是独自一人。这样的日子是很难熬的，那时的刘年，与其说是诗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失业的打工仔更准确些。几乎没有在大的刊物上发过诗歌，开了一个名为“刘年文字”的博客，有小部分粉丝，但范围很小。从作品来看，虽然有《湘西》及《写给儿子刘云帆》这些不俗的作品，但所有作品，都是向内的，自我的，是对自我生活及思想的叙写，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起点和视野都制约着他的创作。失业的日子难熬，但这样闲暇的日子对于刘年来说又是难得可贵的。刘年在这段日子里，开始了更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有时，还约上文友，出游。就在这些日子里，刘年开始读于坚、雷平阳等人的作品，认识了黎小桃、雅兰等作家。最让我们彼此怀念的，还是几个人一起探讨文学，交流思想。记得一次，刘年、田冯太和我，三人相约在我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文学。从诗经、楚辞，聊到唐诗宋词，再到清词中兴，从古代聊到现当代，意见有时统一，有时天差地别。至今还记得几个片段。三人一致认为，唐代三大诗人，排在第三的为什么是白居易？其实，从成就、作品质量来看，还有几个人在白居易之上！田冯太问：“谁替换白居易？”三人思索片刻，异口同声说：“李商隐！”刘年曾罗列了最好的10首古诗，把《将进酒》排得很靠前，而我认为《琵琶行》好过《将进酒》，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只有让田冯太来裁决，小田被逼得满脸通红，那样子，就像不敢得罪远在唐代的两位重量级大师！刘年认为，散文是长一点的诗歌。这让我和小田站成了同一阵营，一起来反驳刘年，我们俩挖空脑子里的所有理论向刘年开战，刘年人气上低了我们一头，但还是硬着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应该排第二。理由是《西游记》比其他两部更富有小说特质，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性更高，可读性和思想性更强。此观点一出，我又遭到了刘年和田冯太的猛烈进攻。后来，我们开始读诗，诗歌是从我的书架上一本本取出，读“蒹葭”、读《九歌》里的篇章，读“琴瑟”“梦游天姥吟留别”、读纳兰的词，一首一首地读，读的人还作简单的分享。后来读《雨巷》《妇弃》，读《远和近》《日记》……最后，读于坚、雷平阳的诗，还有樊忠慰的诗。从傍晚一直到第二天清晨。那天晚上，我们读了很多作品，有时热血沸腾，有时热泪盈眶。后来，我们三人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给朋友讲起：我们从傍晚到清晨，只谈文学，只谈诗歌，没聊一句女人。三个男人在一起，没谈一句女人！很多朋友都不相信。多年后，石头一样硬的刘年终于服了一次软，对我说：赞同我把《西游记》排在第二，只赞同这个。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东川的汤丹镇——一个矿区的小镇。由于过度的开采，山上的矿已经失去的规模化开采的价值，虽然还有几家矿业公司的楼房零星在镇上，但大多已经空闲了。大概是一个萧瑟的深秋，我们一直待到日落才往回赶。汤丹镇就在四周都是黄土的山腰上，背后的山高耸入云，向我们压来，左右的山相隔的直线距离就是几十米上百米，要是没有雨水冲刷的沟壑，是不需要把连在一起的山分别开来的。山顶不一定在最高处，山腰上也有凸起的山峦，只有前方，太阳落下去的方向，才让人感到少许的开阔。山上，几乎找不到几颗像样的树，枯黄的小草没有能力遮盖裸露的岩石和黄土，用当地人的话说：这地方，找树比找矿难。刘年显然被这样的景色所吸引，他手中的相机一刻也没有停过。在回来的路上，一个同事说：“这种地方老火了，树都没法长，不要说其他了。”刘年马上就反驳了回去，“为什么山一定要长树？长树的山有的是，不长树的山更美……”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刘年说了这句话后，他还想说点其他的，但我们早已经把目光移开他了，然后，我们一行四人分别都进入一种长久的沉默，只有年龄尚轻的驾驶员会偶尔说上几句，“看，山上那几家人，他们的饮用水从哪儿来！”“看，最远的那座山，都住有人家！”但这并没有打破沉默，这次沉默一直持续到昆明。我知道，这一次东川之行，给刘年带来很大的触动，之后，他一个人无数次去东川，甚至比汤丹镇还要偏僻的几个镇，他都去了，有的地方甚至去了多次。我想，吸引刘年的，不仅仅是东川贫瘠、荒凉的大山。

在乌蒙山露营

看到金沙江才知道

乌蒙山一直在大出血

坟地里，走出一个驼背的老人

要了一支烟，又走了

下弦月，泛着白骨的光泽

接到一个电话，幽幽地问

知不知道她是谁

慌忙关机。握住刀柄

穿过松林的大风，在寻找丢失的孩子

孤独和恐惧是两姐妹

恐惧，头发和指甲都要长得多

缩进睡袋，鸵鸟一样，护住头

念《心经》，向乌蒙山忏悔，祈祷

发誓不再给矿老板写文章

第二天，打开帐篷

紫白的洋芋花，在风中，美如裙裾

朝阳，像母亲煎的蛋

滇东北，是连绵的乌蒙山脉，像一个没落的贵族，富有和贫穷都是乌蒙山的人生，曾几何时，用自己铮铮白银托起一个大清王朝，而今，贫瘠、苍凉、没落是这里的现实。可这里，不断的是文脉，精神的高度像魏巍的乌蒙山。也许有一天，在翠湖边上走过，迎面而来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鬓角斑白，略显老态的中年人，只有他把小眼睛睁开，你才发现，这双眼睛可以洞穿云南，可以让云南以外的人读着云南不知疲倦——这是诗人雷平阳，他来自乌蒙山的腹地！在昭通学院，枯瘦、长发、黑边眼镜，这是文学院教授杨昭。喝酒必醉、醉酒会哭是王单单，他的诗歌的起点和高点都在故乡乌蒙山，还有樊忠慰，在盐津峡谷里挤出的诗歌是“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他想飞”，“我走了，你蓝给谁看”……刘年在云南，有了朋友，有了朋友就不会太孤单。

一杯一杯地灌进去。身体内部

因为焚烧纸钱，引发了一场大火

挂掉电话，泪水夺眶而出

眼泪，为自己流，38了，还蝴蝶一样天真

还蝴蝶一样，惦念着冈仁玻齐的雪莲

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过

我知道，有一天，命运会判我的极刑

眼泪，为胡正刚流。这个常在深夜磨刀的年轻人

身无分文，电单车又被偷。他用酒来淬火

那是一把鬼头大刀，藏在胸口偏左的位置

每次拔出来，都会有月色笼罩故乡

眼泪，为雷平阳流，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吐肠为丝，把自己越捆越紧，透不过气来

酒杯相撞，那是肋骨折断的轻响

眼泪，为杨昭流，长发飘飘的教书匠

面无血色，走路悄无声息，如一具幽灵

在这个巨大的太平间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证明

眼泪，为王单单流，他说家乡镇雄

刚刚山体滑坡，46个人，像洋芋一样埋在下面

大杯地喝酒，是为了取暖。那晚的雪太大

太重，太冷。他的话里，含着许多冰屑和煤渣

眼泪，为苍天流，可怜的苍天

被屈原问得满脸铁青的苍天，在荆棘密布的荒城之上

仅比那棵叶子落尽的银杏树高一点点

像黑云悄悄地收走星子，我默默地收拾眼泪

愿苍天降一场令彼此安慰的雨

这一首名为《在文林街大醉》的诗歌 ，刘年和胡正刚是幸福的，至少当晚是很幸福的。以刘年38岁的年龄来看，他当时是《边疆文学》的编外编辑。胡正刚当时单身、无钱，还为电单车被偷揪心的诗人。但即便这样，有雷平阳、杨昭这样的文学前辈陪着喝酒，对他们是一种安慰，王单单已经小有成就，虽然年龄尚轻，但他，可以增强刘年等人坚守诗歌的信心。说到这里，应该为云南诗坛点个赞，因为在这里从来都不缺“苍天降一场令彼此安慰的雨”年长的，年轻的，有成绩的，还在成功路上艰难行走的诗人们，抱团取暖、彼此慰藉。这样的喝酒的场景我也参加过。几年前，也是在翠湖边的一家餐馆，陆续而来的是云南的一些年轻诗人和作家，我只认识刘年和师弟田冯太，其他的都不认识。最后进来的是雷平阳和雷杰龙，雷平阳抱着一个和他腰一样粗的酒坛，进门就说：今晚一个也别和我抢，我的稿费比你们多。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我们说话的时候，雷平阳往往是沉默的。那晚，所有的文学男女都是幸福的，就连我这个不写诗歌不写文章的人都被感染。这里，应该为雷平阳老师点个赞，就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前辈在年轻诗人的身边，给他们打气、给他们支撑。

刘年在云南，得到文学前辈的关心真不少。文学评论家、云南大学教授宋家宏老师总是不声不响地关心刘年。在刘年失业的日子，宋老师会给我们打电话，问问刘年的情况，让我们去多陪陪刘年。听说刘年老婆儿子来昆明，还以家庭为单位约上刘年全家出游。刘年在《边疆文学》时，因一件小事和一个文学前辈在电话里发生争执，据说最后还彼此动了粗口。这位文学前辈是诗人、评论家、教授还是作协副主席，当时闹得非常不快。第二天，刘年在办公室等待主编潘灵来处理他，潘灵来到办公室，听完刘年把事情经过复述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这事，我来处理。”然后离开了。潘灵走后，刘年还是忐忑不安，又给田冯太打电话，因为跟他吵架的是田冯太读研的导师，田冯太说：“没事，他是著名的刀子嘴豆腐心。”一连几天，刘年都坐立不安，但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多年后，刘年再次和我们提起这事，言语中，充满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重。说实话，云南文坛，作家们、诗人们相互不待见也是会有的，但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教授是不可能狭隘到为难一个成长中的诗人，为难一个临时编辑的。就像一个成人不会去和一个孩子干仗一样。

刘年有两首诗歌成就了两段佳话。一首是《胡家寨的牧羊人》，另一首是《大怒江》。《胡家寨的牧羊人》出自潘灵小说《一个人和村庄》的设想。一天，潘灵在编辑部和雷杰龙谈起自己近期小说创作时的设想：计划写一个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小说的故事是一个村庄，人们都离开了，剩下一个老人和一群羊的故事。潘灵和雷杰龙还讨论了很多小说细节的设计及创作思想。坐在一边的刘年被这个创作灵感深深打动，认为，这不但是一个好的小说设想，更是一首好的诗歌题材。刘年偷偷把潘灵的小说创意写成了诗歌，刘年的这首《胡家寨的牧羊人》出来，好评如潮，成为刘年诗歌中很有分量的作品。而潘灵的小说，一个字都没写。后来，潘灵的小说《一个人和村庄》出来后，反响也不错，甚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提名奖。《大怒江》取材于雷平阳给一个女读者讲的摆渡人的故事，女读者听得索然无味，而一旁的刘年听得惊心动魄，认为这是最好的诗歌，他请求雷平阳允许他把故事写成诗歌，雷平阳欣然答应。这首《大怒江》发在2013年《人民文学》第四期，获得当年的人民文学年度奖。更具戏剧性的是，一年后，雷平阳又根据这个故事，写成长诗《渡口》，也发在《人民文学》，还是第四期，也获得了2014年度的人民文学奖。《大怒江》和《渡口》虽然同为诗歌，取材同一个故事，但风格迥异，刘年以简单、灵动的手法完成《大怒江》，而雷平阳却以厚重、思辨的笔调创作了《渡口》。刘年在讲到这两首诗歌时这样说：《胡家寨的牧羊人》是从潘灵那里偷来的，《大怒江》 是从雷平阳那里借来的，雷平阳的还给他了，只是还回去后改了名，叫《渡口》，潘灵的一直没还，因为是偷来的，还不回去。

滇东北这片土地，带给刘年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上拥有着的独特的文学养分，还有着一群真诚、无架子的师长，他们的身上有着滇东北土地带给他们的豪气和耿直，当然，也有如王单单这种外表粗狂，心却细密敏感的年轻诗人。我们来读读《别雷平阳》，这首诗是刘年2013年6月将离开云南，离开《边疆文学》，去北京前写的诗歌。

我买墨回来，雷平阳已铺好宣纸

握着毛笔，就像掌握着一张犁

累得满头大汗，才给我画好一道符

看着对面的他，像在照镜子

八年之后，自己会有多少白发和皱纹

多少悲苦和辛酸，一目了然

离开云南后，我将用他教的巫术

给人们取黑，算卦，解结，下阴，喊魂

驱魔，禳福。不收穷人的钱

“离开云南后，我将用他教的巫术给人们取黑，算卦，解结，下阴，喊魂驱魔，禳福。”实际上，刘年已经尊雷平阳为师了。作为老师的雷平阳教给刘年的，是那种超越狭隘自我，对底层有悲悯情怀，有认同和尊重，而不是站在高处俯瞰，要走入他们当中，和他们一样，可以坐下来聊天、可以彼此注视着说心里话的群体中的一员。多年前，雷平阳就陪着我的母亲说了小半天话，那是在潘灵家，潘灵出去办事了，雷平阳没走，留下来陪我母亲，我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我知道从他们俩的性格来分析，一定是我母亲说，雷平阳听。多少年了，母亲时不时提起这件事，我们还会取笑母亲，人家一个诗人，和你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老太太有什么可谈的！肯定是你揪着人家说过不停，人家不好意思走。但不得不说，雷平阳真可以坐下来，当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的听众。他到普洱茶山上，和一个茶农可以坐一个整天；在怒江大峡谷，和一个少数民族兄弟可以喝一夜酒说一夜话，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滇西、滇南，在这片温润的土地上，山美水美，人的性格很温和，民族文化多元，这对刘年诗歌的拓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这里的人们是温和的，大度而沉着。年前，我计划领着家人游滇西，出发前一天，收到刘年的微信，告知第二天到昆明，这让我心有点乱，一边计划已定，一边又想见见刘年。还好，刘年说，你按计划行，我尾随你而来。他要到大理进行他的新书《行吟者》的签卖会。我从巍山到保山，刘年到大理，我住和顺，刘年到漾濞。我在电话里说：你在漾濞等我，我们明天见。挂了电话，才做家人的工作，停止前行，返回漾濞。在漾濞，刘年带我见了几个文友，一个叫小七，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宾馆，平时闲暇，读书写字写诗，另一个是赵继梅法官，喜欢文学，喜欢写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漾濞文联主席常建世，是一位诗人，说话很少，笑容憨厚，但又让人感觉有着滇西人的雍容和大度，他在谈起自己的一首名为《父亲》的诗的创作时，让我和刘年肃然起敬。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瞄准城市把笔直的身躯拉成弓射出我这枚响箭后你隐居了隐居到了安全的土里。”就这样简单的几笔，写出了辛劳一生的卑微父亲，写出了作为儿子的愧疚，那一晚，一个诗歌前辈平静地讲着自己农民父亲的付出和艰辛，讲出了一个农民父亲内心最真实的期盼和挣扎，而作为儿子的诗人，要理解这一切，只有文化是不够的，还要岁月的锤炼。而当诗人讲到对父亲的愧疚时，他是超乎想象的平静，没有哀伤、眼眶没有泪水，他这样说：其实想想，父亲为我所做的，是所有平凡父亲都做过。作为老板小七和法官赵继梅，他们喜欢文学很纯粹，他们不需要文学养活自己，而作为诗人常建世，他对诗歌的体验和理解，都在平静和理性思考中，都在生活真实的体验中。

在漾濞

向石头学习打坐

向岩壁上的蝙蝠学习，如何习惯颠倒的世界

向流水学习，让自己平静下来

又向彝族大哥，学习了善待土地和耕牛

想在屋前屋后，山上山下种麦子

种一垄小麦，种一垄燕麦，小麦磨面，燕麦酿酒

小麦黄时，燕麦还是青的

斑斓的后山，像我豢养的一只猛虎

我喜欢这样的刘年。那个有些许抱怨，想做“土匪”的刘年，那个只知道自己的“痛”的刘年，开始平心静气地看世界了，孤独的刘年开始感受到了温情。那个像蝙蝠一样认为世界颠倒的刘年，深刻认识到了不是世界颠倒，颠倒的恰恰是自己。石头和流水，教会了刘年安静，彝族大哥的温情，是世间最美的，后山的耕耘，超越了辛苦和劳累，那是自己耕耘的风景，没有一个人会站在自己喜欢的土地上抱怨，猛虎是豢养的，只有毛皮是虎，不再凶猛，是刘年自己驯化的，只是刘年身边的一只乖巧的宠物。

在读很多文学作品的时候，作者的情绪往往绑架着读者。愤怒与苦难，疼痛与无奈都想最大限度地带给读者，其实，这样的做法愚蠢至极，是不能把读者很好带入作品中的，这就如一个父亲，千百次用自己的苦难经历和艰难的过去与孩子交谈，孩子在似懂非懂中永远回不到你的过去一样。尽管有不少人认为《湘西》《写给儿子刘云帆》是刘年的代表作，平心而论，对这类的诗歌，我不喜欢，甚至是持否定态度。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诗人，一个走入大众视野的诗人，如果只局限于自我情感的抒发、自我现状的书写，没有必要把作品推给读者，应该写成日记，压在箱底。一个有责任的诗人，应该是带领读者去看世界，应该最大限度地与生活和生命和解，应该把灵感和激情放一边，用思想和真诚去书写。好在，刘年做到了。这一类型的作品，集中在他旅居云南的后期及离开云南后的作品中，如《夕阳颂》、《离别辞》等。“白岩寺空着两亩水，你若去了，请种上藕\我会经常来有时看你，有时看莲\我不带琴来，雨水那么多；我不带伞来，莲叶那么大”这是刘年的《离别辞》。自古以来，“离别与感伤”是中国诗歌的母题，可在刘年的这首诗里，离别却没有感伤，诗人不再是诗人，是一个即将远行的布道僧人，一个心里只装着“众生”的僧人是带着使命的，只有远行才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感伤是俗世的事。最后一句，是本诗的灵魂，“我不带琴来，雨水那么多；我不带伞来，莲叶那么大”雨水通过房顶的瓦片实现汇聚分流，形成的一股股水流泄下屋檐像极了古琴，打在瓦片上雨水声与屋檐泄下的水流打在天井的石板上声音混合交融在一起，这是“古琴”弹奏的美妙音乐。莲叶是大自然制造的伞。每一个远行归来的世俗人，都不想行囊空空 ，而只有僧人，远行是为了给予，不是获取。如果说琴是精神的需要，伞却是生活的必需品，两者之间不需要回避，也不用界限。在这首诗里，诗人给了我们另一个精神的世界，超凡脱俗，禅意满满。

云南这片土地，到底带给刘年什么？或是说，刘年旅居云南3年多，对这片土地有了什么样的理解我认识？我想，读他的两首诗，可以从中得到答案。一首是《东川县》，另一首是《王永泉》。

东川县

孙正明生在妖精塘，黄淑菊生在狐狸窝

他们结婚后，每年都去狐狸窝拜年

这两个地名真好

女儿孙立群，一出生，就活在童话里

“狐狸窝里莫乱喊，妖精塘边莫乱喊

乱喊狐狸会答应，乱喊妖精会变天”

要吃晚饭时，雾从崖底上来，像只蹑手蹑脚的妖精

吞掉了山冈上的孙立群和她的三头黄牛

王永泉

三年来，王永泉每周进两次城，给周立萍做透析

摩托车越来越旧，周立萍越来越瘦

病友批评他，别让母亲坐摩托了

日晒雨淋，一大把年纪了，谁受得了

他说，没办法，要赶回去烤烟，又没班车

他压低了声音，又说，她是我的老婆，不是母亲

两首诗，是两种人生。《东川县》这首诗，就连“妖精塘”“狐狸窝”这两地名就美得让人醉。孙正明和黄淑菊是幸福的，有美满的婚姻、有温暖的家庭的人当然幸福。最幸福的要数女儿孙立群，“一出生，就活在童话里”，还有那从孩子嘴里唱出的歌谣“狐狸窝里莫乱喊，妖精塘边莫乱喊乱喊狐狸会答应，乱喊妖精会变天”更增添了一种童趣的美，最后，诗人把傍晚放牛归来的孙立群和三头黄牛放在了云雾缭绕的风景里。可以说这样的美是一种源于本真的美，让人神往的美，是大美。《王永泉》写的是一对农村夫妻与癌症病魔抗争中的一个片段。在这首诗里，原本的主角应该是癌症病人周立萍，但诗人巧妙地把主角换成了丈夫王永泉。“摩托车越来越旧，周立萍越来越瘦”摩托车的旧与周立萍的瘦形成了平行的比较，摩托车在这里可以等同于王永泉，癌症在周立萍的身上，而摧残着实际是两个人，不用赘述都可以想象这夫妻俩所经历磨难。诗人在这里，没有进一步把这对夫妻的苦难放大，没有试图通过煽情来获取读者的眼泪，诗人通过“误会”，然后“消除误会”来作为诗歌的主体。病友批评王永泉“别让母亲坐摩托了日晒雨淋，一大把年纪了，谁受得了”王永泉解释“没办法，要赶回去烤烟，又没班车” 病友把被病魔折磨的周立萍误认为是王永泉的母亲，王永泉告诉病友“她是我的老婆，不是母亲”。诗人通过病友眼中的王永泉不为母亲着想，让母亲乘坐摩托车风吹日晒的“不孝”做法——误会。然后通过“母亲”和“老婆”这两个角色的对换——消除误会。再现出来的王永泉是一个对病妻不离不弃，与病妻站在一起并肩面对病魔的男人，这个男人，也许他普通得如他旧了的摩托车，但这个男人，是一个好男人。特别是最后一句，在回答病友“她是我的老婆，不是母亲”时，“他压低了声音”这样一笔看似闲笔又富有冲击力的描写，把王永泉推向了更高的高度——他还是一个知冷知热，心细如蜜的男人。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在这首诗里，诗人歌颂平凡中的伟大，王永泉夫妇是不幸的，但这种相依为命，携手面对苦难的做法，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是一种平凡生命的大美。可以说，这两首诗，虽然切入点不同，立足点不同，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再现出来的，是人性和生命的大美。

刘年走了，离开了云南。刘年去了北京，把云南带去了北京。刘年回了故乡，把云南带回了湘西。刘年走了，并不是像白岩寺的僧人两手空空，而是行囊鼓鼓。他带走的是对人生和诗歌的自信，是云南风景背后还有的故事，是蓝天白云下站在高原看得更远的胸怀和视野，是《大怒江》故事里的主人公对爱的坚守和澎湃的内心，是雷平阳的背影，是常建世的平静。“不管云来云去，云少云多，云白云黑天，始终平静\坐在风中，端详众生梅里雪山一样我拒绝融化，拒绝征服，拒绝开满山的花\等你想起来，我已经掉头而去，金沙江一样二十七座水电站都锁不住”从刘年的这首《出云南记》中我们读到的，是对明天、对诗歌的自信，是对生活及诗歌的坚持，但这一切，不是盲目的，而是深思熟虑，通过长久的平静自我斗争得出的结论，诗人已经预料到了未来的坎坷与艰辛，诗人勇往直前的决心不再改变。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年走得决绝，走得义无反顾。去了北京的刘年没有让人失望，在《诗刊》做着他喜欢的文字的工作，作为一个诗人，他不断写出好的作品，作为一个编辑，他把余秀华和张二棍这两锭黄金从灰尘里刨出来。然而，名气越来越大，并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被曲解被攻击让他身心疲惫，他像滚滚金沙江一样，在被阻断中回了个弯，回到故乡湘西，依然前行。

茶几上，有好烟，好茶，好书

若是下午，还有阳光和晃动的树影

雷平阳靠里坐着

日子比沙发还旧，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的背后是窗子，窗子后面，是一棵苦楝树

再过去是收发室，再过去是翠湖

那是一个更大的收发室，海鸥像信件一样

一年年被春寄出，被冬退回

翠湖过去昆明，昆明过去是楚雄

洱海过去是金沙江，金沙江过去哈巴雪山

到奔子栏，往右，再过一次金沙江

走五百里的土路

再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就是我和李贵明、扎西尼玛唱歌的地方

那里有满山满山的石头

这是刘年的《云南忆》，从这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刘年视野和胸怀逐渐放大的过程，刘年的眼光是从雷平阳的办公室出发的，也是从雷平阳的身上出发的，然后是窗户，然后是苦楝树，然后是收发室，这是似乎是实写，可以说，这是狭小的空间。这样狭小的空间，并没有限制刘年的视野和想象，他用虚写的方式，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航拍镜头才能再现的世界，从翠湖，开始延伸和放大，再延伸再放大，最后放大到遥远的金沙江和哈巴雪山，这样无限的放大真为诗人揪心！如何收回？收回后落脚何处？诗人没有收回的意思，再往前！“走五百里的土路再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就是我和李贵明、扎西尼玛唱歌的地方那里有满山满山的石头”走出五百里外，还不够，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诗人把镜头就落脚在这里，而这里，只有“满山满山的石头”。“我”“李贵明”“扎西尼玛”相聚喝酒的温暖场景只留在脑海，是“忆”的画面，这个画面是曾经有过又消失了的，或是原本就是诗人的梦境或是诗人有意的虚构，诗人再现给读者的是虚与实、有和无的矛盾体，通过虚幻又不失真实的结合，最大限度把诗歌的内涵和审美推向极致。当我们再回到诗歌题目《云南忆》时，其实，所有的画面都是虚的，所有的看似是真实存在都不复存在，所有的美好都在过去，这就是“忆”。诗人写出了对云南的怀念，而这个怀念，是从另一个诗人雷平阳开始的，最后，又落脚到一个相聚甚至是邂逅的虚幻或是记忆中。这是刘年对云南的情感，真实又虚幻！“那里有满山满山的石头”，这沉甸甸的、分量十足的结尾，是刘年面对云南的真实的内心。“二姐澜沧江，流经佛教地区后，宽阔起来她说卖保险，也是普度众生 \我是怒江，紧攥着自己的溜索不放一头是碧罗雪山的悬崖一头是高黎贡山的教堂\大姐是金沙江石鼓第一湾，是她向满头白雪的青藏高原最后的回望”刘年在《大西南》这首诗里，分别把自己及两个姐姐与云南流淌的三条江一一对应，等同在一起。

云南，不但有刘年自己，还有刘年的两个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