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一点都不错，一点用没有”，既无反映社会实际的现实信息量，也无独立思考的思想含金量，却又“正确”到几乎无懈可击的话。这样的话，说起来顺嘴，听起来顺耳，逻辑上也不错；但它对认识问题、推进工作、落实政策、解决问题，却不能发挥任何作用。5月13日，从广州市副市长任上到汕头市上任市委书记才5 天的马文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面对某些言之无物的工作汇报，脱口而出地批评道：“直接说需要市委解决的问题，不用说那些正确的废话。”马文田书记此言，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会有“正确的废话”，甚至成为一种习惯或者风气，以至于在“反四风”深入开展的当前，还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首先，它反映出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保”心态。“正确的废话”对工作无益、对他人无助，但它因为总是“正确”，所以具有“自保”功能；即它虽然没有建设性、创新性和创造性，但它不会让说话者承担犯错误的风险。封建社会的“不倒翁”官僚，如清代的曹振镛、穆彰阿等，信奉的“官箴”就是“少说话，多磕头”。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全在皇帝一念之间，说“正确的废话”都不好揣摩把握，所以就干脆少说、不说为佳。但历史证明这样也不保险，曹振镛三朝不倒得以善终，穆彰阿就被咸丰查办了。在当今就更无市场，你是在讲真问题还是讲“正确的废话”，人们一听便知。

其次，它反映出一种消极、不作为的工作作风。话风、文风反映作风。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成因，归结为缺乏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汇报讲话又是面对上级质询时必须完成的程序，因此，就只好用“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来敷衍塞责。

这样的应对，面对作风务实、敢于较真的领导，会无法圆场。讲“正确的废话”，是因为没有深入实际、缺乏与群众的深入交流和对情况的深切了解；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问题就只能空对空，梳理不出问题的要点，也谈不出解决问题的思路。马文田书记到任后第一次市委常委会，对涉及具体工作的数据问得细、问得准、问得深，让个别局长一时乱了阵脚，照稿念经式的汇报也行不通了，直面问题，直奔对策，一问一答之间，是真抓实干还是调门虽高、落实却虚，一目了然。

对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汇报会上讲“正确的废话”者，解决之道仍然是四个字：调查研究。少坐办公室，多到现场去，做到对业务熟、对情况底数清，解决问题才有思路、有办法；即使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至少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它可能是来自一种文风与话风。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2月8日的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就严肃批评了这种“正确的废话”的话风，他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作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把这样的讲话或者文章，称作“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其效果只能是，“决心不要群众看”。

可是，这种喜欢讲“正确的废话”的话风，却像牛皮癣一样具有顽存性。中国出色的外交家、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批评我们的一些官员：“有的代表团，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可是，你头三句话抓不住听众的注意力，下面你说什么，人家已经没有耐心听了。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要求干部说真话，前提是允许干部说错话。”所以，杜绝讲“正确的废话”，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真抓实干、讲真话实话的积极性，一方面在考察干部时要重实绩，另一方面也要营造宽松讲话的言论氛围和环境；让“言者无罪”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