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

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讨论者：云南高校教师及研究生10余人

记录整理：汤超敏、余彦冰、何微

时间：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

地点：云南大学文津楼云南文学研究所216室

主持人宋家宏：

“云大评刊”论坛从创办之初就是面对全国期刊和作家作品的，曾经有了较大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只面向云南的刊物和云南的作家，在参与了云南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这种方式有所不足。从本期开始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重新回到面对全国文学刊物。另外，从本期开始，我们邀请了“云大评刊”的老成员来加入我们讨论，他们都早已从云大毕业，但都是过去积极参与这个论坛的学生。他们归来，可以增加我们讨论的重量和厚度。我们还将邀请其他教师和相关人士来参加讨论，扩大阵容。

我们的讨论历来坚持鲁迅先生对批评的基本要求：“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在面对云南刊物和作家时可能这个要求也有所弱化。希望今天的讨论也回到这个原则上来。“有话则说，实话实说”，这要成为我们始终坚守的原则。

今天我们讨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五本文学刊物，主要讨论他们今年的第一期，看看他们首期有些什么新的动向，有些什么让我们有话可说的作品。

一、《收获》：比较稳定的艺术追求

主持人宋家宏：

我们现在说刊物，一家一家来，何俊你先说说《收获》的情况。

何俊（文学硕士，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师）：

《收获》2019年第一期有一个长篇，占据了整本书的主要篇幅，我主要关注的是里面的一个中篇和两个短篇，中篇是孙频的《鲛在水中央》，这篇小说主要讲述“我”带着一个秘密隐居在废弃矿区时发生的故事。这篇小说沉浸在两种书写状态当中，开始读的时候有一种残雪《山上的小屋》自言自语式的表达，包括大量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刚开始我觉得这是一篇很先锋的作品，最后落脚的时候又落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这是一个视角差。另外一点，主人公是男性，但是小说通篇弥漫着女性气息。作家是一位女性，她在书写男性的时候给我们感受到的笔触还是不太一样的，她描写的内容中有许多不应该属于男性的细腻触感，我刚开始阅读的时候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再次，小说里还夹杂着郁达夫式的向内的抒情书写方式。

余彦冰（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我也想谈谈《鲛在水中央》，我推荐这篇作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它探讨了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以及人在时间的长河里如何有尊严的做抗争。聚焦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男主人公郭世杰的人生经历和一九八三“严打”、九十年代的工人下岗潮紧密相联，范听寒则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的人生命运与反右、“文革”联系着。那作者是如何写这些人的抗争呢？以郭世杰为例，是坚持读书和穿西服，即使这在外人眼中是怪异的行为。第二是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人性深度。人性的矛盾、丑陋、卑微都被展现了出来。我喜欢里面一句话“万物刍狗，所以，谁也不要怪谁”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可怜人。他们生命中都有黑暗的一面，但深入了解后，你好像又觉得这些错误是可以获得原谅的。在小说的结尾处，范听寒在临终前交代了自己曾经刻意隐瞒的过去，孙频这么设计的主旨，恐怕是想要借此揭示一种人性的普遍存在，揭示一种交织着羞耻、虚伪与渴望美好的复杂性。

何俊：

我再补充一些，关于故事构思问题。创作当代小说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人怎样死掉。这期《收获》的三个中短篇都涉及到了“死亡”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小说会很容易垮掉。《鲛在水中央》写的是十年前的杀人事件，并不敢涉及到当下，但十年前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成立。小说主题不在于杀人或者杀人后的自责，而在于人如何搞清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主人公就是以“穿西服”和“读书”这两点方式来维系人之为人的认同感。但他又常常潜游到湖底与一具死尸面对面，文明的人化的外在要如何包裹住自己自然野性的内心呢？我认为就是作者为何取《鲛在水中央》这个名字的原因。

主持人宋家宏：

《收获》是保持艺术品位较高的文学期刊，其他作品怎么样呢？我没看过这期杂志，很遗憾。还有同学想说吗？

何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双雪涛的两篇短篇我都很喜欢，这里分享一下对《起夜》的阅读感受。作者采用复调叙事技巧，在短小的篇幅中搭构起多重叙事空间。叙事主体“我”，“我”妻子马革追踪的故事，球友岳小旗和他起夜的妻子，三方情节交叠生衍，故事情节围绕着主体脉络不停跳切。岳小旗杀妻的真实性成为一个疑点，马革追踪的故事以无解收尾，醉酒的马革突然临产，叙事空间的挨挤和事件的悬而未决给读者以恍惚失重之感。当故事进行到最后，一个疑点解除，岳小旗的妻子没有死，而她最后的话语再次将氛围引入迷离之境，荒诞感扑面而来，读者持续失重。在现实浑浊的洪流中，人与人之间所谓亲密关系的关联变得可疑，爱情、亲情、友情被作者搁置在巨大荒诞中，一切牢固的东西于是烟消云散。双雪涛奇特的小说工艺，让人印象深刻，在其构筑的虚实相生的隐喻世界中，解读仿佛失去效用。

何俊：

是，其实双雪涛的两篇短篇里面也提到了我刚刚说的杀人问题，他的处理方式是不解决，杀了就是杀了，最后结局留下一个悬念。我们常开玩笑说韩剧有三宝：癌症、车祸和失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处理好死亡情节，如今我们自己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当你想把小说情节推向高潮的时候，死一个人往往是有必要的（集体大笑），这也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常见手段，但当代作家却越来越难处理这个问题了。双雪涛很擅长写短平快的短篇，二话不说丢给你一大个谜题，在《起夜》中这种疑惑就很典型了。小说结尾是高潮部分，“我”将这个女人抱出来时有一个“接”的动作，由死到生，这个字有重要意义。女子到底是死是活，成为谜题。双雪涛建构了一个迷宫，将“我”妻子马革的临产和岳小旗妻子被从后备箱中抱出的“接生”进行了一个对照，这多少与村上春树在《1Q84》里面对教主死亡时的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莎（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我想谈的也是双雪涛的那两篇，我主要着眼在荒诞的表现方式上，我觉得他这种写法是比较现代的。与契诃夫式的写法不同，“挂在墙上的枪”并不是要用契诃夫式的处理方法，最后必须要取下来用才是有意义的，他唯一的意义可以只是一把始终“挂在墙上的枪”，这样造成的效果是意义的深渊，能够达到多种解读，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自己的解读认为作者是在表达生活的本质，就是荒诞。第二篇《猎人》特别明显，这和《项链》的回环结构很像，“我”从头到尾做了很多，但最后发现前提、过程和结果都是无意义的。我觉得这是用现代手法表现生活的一种很好的写作方式，因为生活本身可能就是由很多无意义组成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细节的真实，也是双雪涛这两篇小说中最出色的地方。

何俊：

他的两篇小说读下来结构实际上很类似，读到最后整个小说发生了瀑布式的转向，让读者跌落到了对小说主题认知的深渊当中，不知道他想表达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二、《当代》：“接地气”的时代观察者

主持人宋家宏：

行，《十月》之后是《当代》，《当代》与其他几本刊物不太一样，它长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鲜明，多年来也深受读者们的喜爱，请李直飞先来说说。

李直飞（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

我认为《当代》的四部短篇小说都很接地气。《景色》写了中年夫妇的婚姻危机，是很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故事。再来是《苍蝇馆子》，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特别感兴趣，因为它让我联想到生活在成都时，成都那些美味的街边餐馆。《温玉娟小传》写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如何周旋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之中，逐步从农村走向乡镇的故事。最后，《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讲的是一个“佛系青年”生活困窘，但又不愿意工作，而去捐精赚钱的故事。四篇小说的选题都很接地气，结合了一些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作家们的写作技巧也很纯熟。

郭诗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我想谈一谈三个中篇，《起盗心》题材新颖，但猎奇的意味太浓。《东山印》的叙事过于拖沓。我比较喜欢《路上》这一篇，以现在的“扶贫”与90年代的“计划生育”两条线索来结构故事，叙事节奏明快，结局的处理也恰到好处，缺点就是里面存在着错别字和病句。

李直飞：

我再补充一些，现在的小说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以《当代》的这几篇小说为例，这些作家都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可字里行间却难觅思想的力度，看问题仍缺乏深度，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有高原却没有高峰，达不到预期高度的原因之一。比如《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涉及到的捐精问题，其中还包含着伦理道德以及子孙延续的问题，但作者却没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我们读者希望看到能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社会内容的文学，但当下的一些作品在遇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只会避重就轻的处理，这让我感到很可惜。

主持人宋家宏：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实主义的作品如何更具厚重感？这就需要思想的力量，用思想的力量来解剖社会现实问题。

罗莎：

我想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辩解一下，我认为它是这几个短篇中比较有亮点的一篇。“捐精”只是小说的一个线索，而不能看做一个故事情节，这篇小说主要写的是“代际关系”、“父子关系”。通过“捐精”这个事情来写父子间的关系，非常新颖。并且，通过这篇小说可以透视到现代人生命中普遍存在着的对生存、对繁衍、对代际关系的思考。《锦瑟》的亮点在于雅致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也与人物形象、身份贴合。至于，《苍蝇馆子》我认为比较一般，情节过于拖沓，设置伏笔后，作家没有对伏笔进行解释，这是个很大的失误。

李直飞：

你从“父子关系”这个角度来解读这篇小说非常好，但我认为作家书写的重点应该是“捐精”之后，出现的没有父亲的孩子要怎样成长？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来结构小说，矛盾冲突会更激烈，小说所呈现出的效果也会更好。

主持人宋家宏：

没有了？看来这期《当代》让你们有话可说的不多，没关系，有话则说，无话就不说了。不说也已经是评论。（众笑）

三、《中国作家》：紧扣时代的“温情写作”

主持人宋家宏：

接下来是《中国作家》，陈林先来谈一谈。

陈林（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云大驻站博士后）：

我看了《中国作家》的几篇小说后，我的阅读体验是这些作品很难激起我的某种兴趣和情感。其中一篇小说《带蓝色遮阳帽》，书写的是男女之间的偶遇和情愫，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这样的故事我们看得太多了，已经审美疲劳了，故事的结局也很俗套，毫无意外的是男女主角相爱却不能相守。这个故事我们青春期的时候读会很受感染，但现在的我却很难被这样的情节发展所感动。作家在描写男女之间的邂逅时，处理得非常粗糙，男女主角一见钟情却不见复杂心理活动的呈现。作家写的是一个浪漫主义，适合少男少女看的爱情故事，但却写的如此浮夸，结局也在情理之内，你要读者如何感动？我不是否定浪漫主义的东西，也不是说浪漫主义的东西无法引起我的兴趣，但问题是你写的即浅薄也粗糙，我很难寻找到阅读的意义。

杨荣昌（楚雄师范学院教师）：

对《带蓝色遮阳帽》，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周圆通三次见到女孩后的心理变化，那是对异性之美，包括外在形态美和内在气质美的渴慕，一次比一次强烈。内心的骚动与行为的克制，表白的坦诚与举动的含蓄，均较好地统一于一体，让人物心理可触可感，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读来倍觉温暖和感动。

陈林：

接着谈谈《至此无山》，我认为这篇稍微好一点，也好不到哪去。写的是婚姻，讲述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相爱了，最后却因为某种物质的、家庭的、社会的原因，没能走到一起。小说写他们多年后，相约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把私人领域的爱情与公共领域的政治掺和在一起，探讨了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某种关联。

赵靖宏（德宏师专教师）：

我认为在看《至此无山》时，很多读者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小说写得很日常，文笔清淡自然，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深刻隽永的寓意，只是平淡生活里泛起的一点点涟漪，随风出现又戛然而止。但作者乔叶在对这种看平淡的日常叙述中，写出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事业有成，任厅级干部的他前呼后拥，“她”经营者小公司，俩人看似风光或热闹的外表下却都包裹着一颗孤独的心，这不正是很多中年男女的生活状态吗？乔叶在小说里把对话写得很有生活的质感，欲言又止、成熟的对话中流露出一种孤独感以及对生活的无力感，而这一短暂的久别重逢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些温度。

何微：

陈师兄可能要求较高，我对《至此无山》有好感，一读还是想让你读下去的作品。叙事在平顺自然中轻起波澜，一段感情沉浮聚散的微妙形态被淡笔勾勒出来，人物心理和情绪变化拿捏准确到位。人事变迁的唏嘘慨叹，恋情蹉跎的遗憾，被作者轻盈的笔调冲淡消解。文本中的“至此无山”，是需立足山颠才能领略无山的真义。这四字正是一种隐喻，暗合人物的心境，面对生命中的无解和遗憾，需静待人生行至某处，让迟来的对话发生，和解降临，最终转身告别，就“像一枚巨大从容的子弹。”

杨荣昌：

我认为《至此无山》的成功在于对彼此心理的探究，充满暗示，发乎情止乎礼。对方话语中出现的漏洞，也不再当面指出，而是留给面子。对涉及当年情感的话题，欲言又止，但彼此能心领神会。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现代人情感状态的把握很到位。精彩在于结尾处，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样的冲动在登山过程中无数次被激发又迅疾被抑止，最终仍没有逾越那条因岁月累积而形成的沟壑，也只是那么短短的几秒，形成了小说的“高潮”，随即各奔东西，相忘于江湖。精短的小说往往靠传神的细节取胜，而细节来源于作家对世态人情的深度感知。

余彦冰：

刚才杨荣昌老师谈了《至此无山》的成功之处，那我就来谈谈这篇小说的不足之处。这篇小说写女性情感漂泊问题，写两性关系，可里面的男性形象却模糊单薄，我们不难发现这篇小说的情节是靠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来推动的，但这里的男性形象更像一个旁观者，是基于女性的认知和情感需求来表达和言说的，这种被边缘化的男性形象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整体美感和想象力。

程程（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对《至此无山》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读完这篇小说，我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小说的作者是一个“70后”女作家，却仍跳不出琼瑶式爱情、亦舒式爱情的圈子。难道女作家写作就只有婚姻上那点事可以写吗？难道我们女人的生命中除了婚姻、爱情、男人就空无一物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如何处理我与当下的关系。一个作家面临着生活中的种种压力，要怎样把它们写到自己的作品中才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你不写这些问题，你回到古老的历史当中寻找历史的遗骸，你如何打动读者？去写当下的问题，你又写不好，这又该怎么办？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语言的力量层面的问题，诗人骆一禾曾说“语言应该像一把利斧”，我认为好的小说是要以不动声色的语言，来写出内心深处灵魂的震颤。在《至此无山》中，作者期望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来表达出生命中最沉重的痛，表现出“我”这个人在当下的一种异化，但是，作家又明显缺乏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陈林：

相对来说更好的是《妥协》，我心目中的好小说是——不管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始终要和我们的时代，自己的经验、生命有着某种关联。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观念性、思想性的东西，但它一定对这个时代有着深切的理解。你们刚才说《收获》时，说到作品的现代啊，荒诞啊，在今天还会因为作品中存在这些东西而吸引读者吗？这在80年代还差不多，现在至少不会吸引我这样的读者了。作品一定要与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的内心感受有关，才会吸引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网络作家，成天沉迷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但他又是置身于社会现实中的人，这也牵扯出了当下的人要如何完成自身主体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主人公要回到农村老家，帮他爷爷奶奶起诉埋在他们家坟地的女人，这里面又涉及到乡村伦理道德的问题，也牵扯到祖孙之间新旧观念的冲撞与交锋。

韩艳娇（文学硕士，临沧师专教师）：

读完《妥协》，我也很喜欢这个作品。爱玲是一个写作手法熟练的小说家。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读者非常贴近作者的主体性体验。小说的时空超越意识也非常明显，当下与三十年前，边庄、银城与威海，现实生活与作者营造的小说世界，小说内容丰富而自然，不会觉得太刻意，融入得恰当。小说的细节我也很喜欢，“爷爷”的“身高已经由年轻时的一米七二缩到了一米六六”，大部分人都知道人老了视觉上总会变矮一些。但是作者接着写到“两条腿也压成了括弧”。奶奶的哭泣也让描述得让我印象深刻，“衰老的人哭泣，湿润的眼泪如何突破重重阻碍从干枯的眼角渗出来。”这些细节足以见得作者是一个对待生活敏感而体贴的人。

程程：

我也认为《妥协》更好一些，《妥协》让我看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子，爷爷一直在不停的锔锅，不禁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中村庄里不停敲打小金鱼的男人，并且作者这样的尝试是流畅的，不违和的。第二，文中设置了很多对立，又在不停的消除对立。首先是“我”与爷爷的对立，爷爷是古旧的、有信仰的，“我”是现代的，祛魅的。我以为后面会一直写对立，但后来“我”与爷爷的观念又融合了。再来是葬与不葬、坟取与不取的问题，不难发现这种对立在她的书写中不断被消融，而对立消融的过程其实是在处理现实与虚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是活着的问题，其实作者写的很直白了，活着就是妥协。

夏代会（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我和程程的看法一致。小说《妥协》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妥协”二字，但小说的故事结局都趋于“妥协”，结局充满温情，达到了一个“和”的状态。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时代变迁中城乡生存环境的差异、年轻一辈和老一辈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人在社会中面临的生存环境的艰难等。作品把乡村、伦理、人性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事的冲突对立和差异比较，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展现出人心向善的一面。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文中隐含的作者对当下乡村社会的发展、人性、生命存在的哲理思考，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赵靖宏：

小说名为“妥协”，既是奶奶对爷爷的妥协，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妥协。作者爱玲通过一个报恩的故事，在展现人性人情的美好的同时展开了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自我身份与定位的焦虑意识。

刘敏（武汉传媒学院教师）：

我和前面几位发言的同学的感受差不多，《妥协》随着对往事的追踪，故事脉络逐渐清晰，“乡村”与现代化“城市”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随之浮现。城里人难逃房价的重负，蜗居在角落。乡下人虽然居住宽敞，但却为死后的坟地发愁。土地逐渐成为困扰在都市—乡村三代人之间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符号。然而，不管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城市的进程下如何变迁，几千年的乡村文明还是具有根基作用。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仅意味着落叶归根，还承载着对无常命运的仁慈包容。故事最后爷爷与奶奶一起找到解决方案，源于土地的问题最后还是通过土地解决。传统文化中的情义二字在乡土情结中得到了温情表达，但小说所传达的社会转型期下小人物的生存矛盾仍让人心有余悸。

陈林：

我再补充一点，《妥协》里面写了很多人的两难、困境。这些困境都是真实的、相对深刻的。进城打工的方家人生存的艰辛，网络作家困在虚无世界中的迷茫，爷爷奶奶的伦理道德都写的很深刻。

赵靖宏：

在《妥协》中“我”是一名长期蜗居在城市，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的网络作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令我远离现实，精神空虚。与“我”不同，爷爷、奶奶、二叔一直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古老边庄，他们的生活单调重复，但植根于广袤土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却是充满人味和生命力的。最开始回边庄，“我”是不情愿的，但是，在边庄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爷爷为了报恩而与周围对抗，“我”看到了传统生活方式下人对人性人情的坚守。因为一碗肉汤，三十年来爷爷始终没有忘记这份恩情，尽管奶奶反对甚至以死相逼，爷爷依然坚持要把女人继续葬在自己的墓地。年迈的爷爷虽然身体羸弱，但站在屋顶宣告自己要给女人及其子女墓地的决定时，他的身影却异常的坚挺，从这个老人身上，我们能看到崇高，看到人性的光芒，而这正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逐渐丧失的东西。

韩艳娇：

小说的结局我也很喜欢，小说通篇都在极力塑造着爷爷是非常衰老的老人了，读者随时觉得爷爷可能会不久于人世，并且爷爷也不止一次提到他的直觉告诉他自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是小说最后爷爷“仍然神奇地活着”，“人老了直觉也不准了”。虽然《妥协》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妥协》的美感效果并不因为大团圆的结局被削弱。《妥协》总体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小说，但是对于人性、生命意识的透视，我认为还挖掘不够，不足以让人回味无穷。

陈林：

最后，我再谈一点。我认为《妥协》这篇小说在表达上、形式上，以及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上都是具有一定先锋性的。刚刚大家在讨论《收获》时也提到了先锋与荒诞，但单讲先锋和荒诞并不够，这些东西在80年代时就已经被我们读烂了。今天讲先锋，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先锋？难道我们理解的先锋就只能是教条式的，八十年代所谓的先锋吗？至少在我看来，如今的先锋应该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经验有所理解和书写，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语言的迷宫”和形式探索。

四、《人民文学》：别样视角与人生书写

主持人宋家宏：

接下来聊一聊《人民文学》。

朱彩梅（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刊发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我着重看了小说，中篇有王蒙《生死恋》，罗伟章《倒影》，王松《宋家庄的斯芬克斯之迷》，短篇有张鲁镭《葱伴侣》，肖克凡《念》，张柠《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杨遥《白色毡靴》。这些小说在题材、叙事、结构和语言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大多读来觉得平稳有余而活力不足，没有营造出富有感染力的场域，缺乏强烈的带入感，很考验读者的耐心。

主持人宋家宏：

你这话说得巧妙，是没有太好的作品吗？

赵小爽（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我认为，张柠的《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写得比较好。小说利用“我”带有偏见的眼光，旁观医生父亲“卖弄”自己引以为傲的职业。先用糊里糊涂的农妇和自作聪明的农民两个趣味横生的病例布置好了小说的背景板，再不紧不慢地请出主角刘玉珍登场。故事刚开始如同看戏一样，语言幽默风趣，表面上是父亲在调和家庭矛盾，在小说结尾却釜底抽薪，说出了这个女人是有病的，就跳脱了传统农村家常小说的模式。小说节奏不紧不慢，留给人回想的空间特别大。

朱彩梅：

是的，我也认为张柠的《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比较有意思。小说在父亲、母亲、“我”、就诊农民、刘玉珍、罗长生等人物的明言暗语及拉拉杂杂的对话中，看似没头没脑、没心没肺地就带出了发生在罗镇那段爱情婚姻家庭轶事。劳碌命苦的刘玉珍肝癌晚期了，丈夫罗长生不知道，还凶神恶煞地对她吼叫，时不时痛打她一顿。医生告诉了实情，罗长生才带上所有积蓄，卖掉三头猪，把家交给大女儿，带着妻子去省城医治，但三个月后刘玉珍就死了。小说构思巧妙不说，通篇的口语化对话式表达，语流滔滔，席卷而来，读着越是畅快淋漓，结局越是让人唏嘘感慨，可以说是小短篇里蕴含大能量。

主持人宋家宏：

张柠是北师大教授，文学批评家，前些日子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近年，评论家进入创作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早期有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还有李敬泽，他的散文写得非常好。

陈林：

对于批评家，至少要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作品才拿得出来，尤其是名声大噪的评论家。

谢轶群：

对，而且批评家写作，用自己批评的矛来攻他作品的盾是很容易的。

朱彩梅：

张鲁镭的《葱伴侣》也还可以，在当下突出的家庭矛盾中刻画了余小燕、欢欢、大乔、靓姐、大姨、阿福等性格鲜明、富有时代特色的人物缩影。

赵小爽：

《葱伴侣》主要写婆媳关系，对惯常的婆媳对立关系书写，像巴金的《寒夜》，而《葱伴侣》里面加入了婆婆和岳母之间的关系。小说对人物心理与故事节奏的把控很到位，娇生惯养的欢欢常把还房贷的丽丽挂在嘴边，进城伺候媳妇的余小燕对亲家母光鲜生活的打量，都紧扣着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徐徐展开。葱伴侣作为一个象征物，它的每一次出场都紧贴着余小燕的处境变动与心理变化。在不起眼的葱伴侣中，凝结了五味杂陈的人生百态。最难能可贵的是能把生活气息如此浓郁的故事，写得不落俗套，还耐看、好看。

余彦冰：

我也想聊一聊《葱伴侣》，作者以细腻的女性视角透视了“文化差异”“婆媳关系”“住房”“现代婚姻”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其实，写这些问题，最有名气，热度最高的是作家六六，她的《双面胶》、《王贵与安娜》等将这些问题激化，婆媳关系被描写的剑拔弩张。我一个女生看了后，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但《葱伴侣》不同，它向我们读者传递出了经营生活的勇气。文中虽然也有矛盾与争吵，但在小说的结尾一系列矛盾都得到了化解，人性中的美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容被凸显了出来。

主持人宋家宏：

本期《人民文学》还有一个点值得关注。打头第一篇是王蒙的作品，但大家都没提王蒙，显然是无话可说。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读者阅读感受和编辑的期待心理有很大差异。编辑认为名气大的作家会吸引读者，但实情并非如此，尤其对于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来说，他们有自己成型的审美标准，会根据小说是否打动自己来进行有选择的阅读。当然，我们不知道《人民文学》的编辑究竟是怎么看这篇小说的，王蒙在这个刊物发作品，编辑能不放在头条吗？

五、《十月》：“草菅人命”与“我行我素”

主持人宋家宏：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十月》。《十月》也是一家多年来艺术质量比较落后稳定的刊物，这期情况如何？轶群先说说。

谢轶群（文学硕士，云南艺术学院教师）：

本期《十月》除了长篇，一共只有两篇短篇小说。石舒清的《九案》让人印象深刻，讲的是宁夏审判志等文献里所记载的历史案例，这些案例都有真实的依据，所以阅读时重心放在作家如何讲述这些案子。叙述手法非常朴拙，是说书式的全知视角，偶有粗糙的地方，总体上属于好读且耐读的作品。小说里留存了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风俗民情等，从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历史距离，重现了若干年前主要是清末时的世风，尤其是司法方式。九个案子都关于死亡，有些案子相当荒诞，也许是遵循了那时的规则，给了我们某些时代反差中的思考。在这种朴拙手法的叙事中时常有亮点出现，里面有相当精到的脱胎于鲜活生活的人生道理总结，也有相当精妙的修辞，总的来说这篇小说给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宋家宏：

其他看过这篇的同学来简明扼要的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汤超敏（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

我也想谈一下《九案》，在这之前，我读过石舒清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组，叫《凌伯讲的故事》，感觉石舒清在延续这种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九案》是一篇由九个以刑事案件为原型创作的故事组成的，与谢师兄看到死亡元素不同，我看到的主题是关于平凡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命运不可捉摸的折磨，他们都遭受着人生的无奈与不易，里面有一个故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叫《学生证》，主人公仅仅因为修改了一个地址，最后就无辜死掉了，很荒谬却又很无奈，毕竟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谢轶群：

我想补充一句，你讲的很对，他的叙事方式很接地气，但他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第一感觉是茫茫人间什么怪事都有，第二就是人如草芥，随时旦夕祸福。

主持人宋家宏：

我本来是不打算说什么的，怕说了影响你们的自由发言，但这篇作品我还是想说几句。这九个故事的时间线索从晚清到共和国，在不同的政体更迭之后，民如草芥依然存在。小说里隐含着这个问题，但你初读时感觉不出来，作者刻意打乱了时间顺序，像电影里的蒙太奇组合，存在于镜头之外的意义央读完之后出现了！原来不管哪种政权下草民都处于悲哀的境地。这是这篇小说很巧妙的一个方面，其他内容我赞成他们两位所说的。

谢轶群：

我再说一下《蛇形入草》，这篇小说主要写一个人生经历过失败，心理有些病态的捕蛇人，常以施虐为乐，后来在捕蛇中灵魂得到了安妥，但在拆迁背景下不容于现代社会，不能捕蛇后更加颓废消沉。我觉得这篇小说书写的是时代进程中一个孤独的灵魂。这个人原本在传统生活中就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又破坏掉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捕蛇生活，最后只能死于车祸。

主持人宋家宏：

关于《蛇形入草》，我也认为是关于孤独者，极端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孤独的，但这样处理我又觉得减少了这篇小说的意义。

谢轶群：

我还想提的是，本期《十月》看完之后我感觉没有重头作品，开篇是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就已经占据了大片江山，所以只有两篇短篇小说。

六、文学期刊的两个现象

（一）文学期刊与长篇小说

主持人宋家宏：

今年几家刊物开篇或者第二期都发表长篇小说，这成为一个可以说一说的现象。刚刚说到的《十月》就是其中之一。

陈林：

因为我没有追踪阅读过这几个刊物，所以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新鲜现象？我知道《收获》有一个长篇专号。

主持人宋家宏：

长篇专号无可厚非，但我认为文学期刊还是应该以中短篇小说为优势，而发表长篇小说应是出版社的任务。

陈林：

很多知名作家的长篇小说都会先在期刊上发表，然后再出版，这一模式很常见。

主持人宋家宏：

作家当然愿意先在刊物上发，然后再在出版社出书，两次稿费，当然好。但是读者订刊物时恐怕想读到的还是中短篇，要读长篇还是读出版社成书的作品。刊物上发表的长篇往往是作家的未定稿，或者是被刊物压缩后的作品，我先看作家的初稿，再看定稿，至少我是不愿意的/因此，刊物发表长篇小说并不恰当。

谢轶群：

在刊物上发小说，刊物编辑部占了相当大的权重，他会给你改动，并且刊物发表的容量也很有限。出书的时候则相反，作者的权重比较大，出版时也需要作者签字才能印刷。因此，在刊物上发长篇很容易偏离作品本来的面目。

主持人宋家宏：

对，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拿到一本文学刊物，一半以上的版面都被长篇小说占据了，如果它不占，对读者，对中短篇小说的作者都有好处。

赵小爽：

还有一种这样的现象，《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先生在《收获》上连载的长篇。它不是直接写好的，而是黄永玉先生写一部分发一部分，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

余彦冰：

据我了解，《收获》杂志从2009年第1期开始以专栏《永玉的窗口》为题，刊登黄永玉先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每期两万多字。自2010年第1期起栏目《永玉的窗口》更名为《长篇连载》并沿用至今，只刊发《无愁河》。并且，除了每年的长篇专号外，一年6期的《收获》每一期都会连载《无愁河》。

汤超敏：

我们都知道黄永玉是沈从文的侄子，沈从文也有一本《从文自传》自叙了生平经历，把《无愁河》与《从文自传》进行对比的话，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长度上更是相差甚多，《从文自传》只有十万字左右，而《无愁河》目前已经有几十万字了，还在连载中。现在有多少年来人有兴趣看一个文化人几十万字的自传体！还要在刊物上一期一期等着看。可能会看一两期，后来打开刊物，一看这个题目，翻过去了！

余彦冰：

《无愁河》的文学价值我们不能否认，但它一直在《收获》这样的重量级刊物上连载，并且连载了10年之久，这件事是颇受争议的。我关注了《收获》的微博，不少读者在微博上反映，“《无愁河》过于冗长，情节拖沓，而连载适合节奏快以悬念取胜的小说”，有些读者更是言辞激烈地说，“《无愁河》如果继续连载就不会再购买《收获》。”这些读者的意见难道不足以引起《收获》的重视吗？

罗莎：

其实再好的作品，以这样连载的方式呈现也会变得鸡肋，暂停连载出单行本可能会更好一些。

李直飞：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完全不赞成刊物发表长篇小说，而是长篇压缩了中短篇小说的位置。我翻了好几本杂志19年的第1期，有的杂志短篇小说甚至只有一篇，而我们的刊物应该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

唐诗奇（现当代文学2016级研究生）：

因为我在做期刊研究，站在期刊的立场上，这种现象是“以刊代书”，这是期刊为了增加销量的一种自救行为。

李直飞：

但这也导致了青年作家成长的空间被挤压，不利于扶持青年作家。因为很多作家在创作之初，都是以创作中短篇小说为主。

谢轶群：

长篇小说的载体就是书，期刊为中短篇小说服务天经地义。因此，我认为期刊发表长篇小说弊大于利。

李直飞：

这也反映出了我们当下糟糕的文学生态环境，期刊的生存也很艰难。当然，如果他们生存不艰难，还这样做，就很对不起中青年作家了。

主持人宋家宏：

对，而且今年开年几家重头刊物都在发长篇小说。用名家的长篇挤掉有价值的中短篇小说的生存空间。有同学说是名家效应、文化资本，但名家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优秀的、能吸引人的。你们刚才对名家的作品不也是无话可说吗？（众大笑）

（二）文学期刊与文学批评

主持人宋家宏：

现在说说第二个问题，你们在看这几本期刊时发现文学评论了吗？

众：

没有！

何俊：

《收获》的文学批评部分会放在微信公众号上。

谢轶群：

文学期刊还是应该发文学评论，因为现在文学评论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创作隔绝，与阅读隔绝。我们专门的评论刊物，说实话，也只有我们做评论的在看，对读者几乎没有影响，作家们也不看专门的文学评论期刊。建议文学期刊发评论一定要抓住评论的本体特征，一定要拒绝评论的学术化，文学评论应该对作者的创作起作用，对读者的阅读起作用。

李直飞：

《当代》有设置读者来信的版块，但别的杂志是没有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现在作家和评论家之家的隔离越来越大，互相看不起。

谢轶群：

所以恢复评论文体的本来面目，文学期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其次，我们要明确区别于学术论文的批评文体应该是怎样的，需要树立一个标杆，有一个导向。

主持人宋家宏：

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评论逐渐变成了文学研究，失去了批评的色彩，特别强调学术化，云山雾绕、术语堆砌。而作评论的人主要集中在高校，高校的评价体系又不利于文学批评的生长。要发C刊，就必须学术化，这就远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其实，前几年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写了《批评，还是研究？》发在《文艺争鸣》上。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批评和研究的学理区别是什么。批评是作品与研究之间的中介，文学批评在保持感性特征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理性成分。文学批评还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因此，文学批评的文字要让普通读者读懂，如果太学术化，不仅普通读者不愿读，作家也不读了。现在的文学批评已经远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因此形成了自说自话的局面。

谢轶群：

而且也让很多不懂文学的人借着文学的名义藏身其中，他其实靠的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文学感受，对作品没有感性把握，不识创作甘苦，这些东西在学术中是可以隐藏的。

主持人宋家宏：

现在文学批评的文章一是发在报纸上，与媒体批评同流，报纸的功能与文学批评是有差异的；二是发在学术刊物上，普通读者和作家根本不会去看,于是失效。其实，现在的刊物要做的就是恢复文学评论，寻找出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既是给作家看的也是给读者看的文学批评，这对推动文学发展和作家创作，促进读者的阅读理解都很有意义。

谢轶群：

要是像《人民文学》、《收获》这样的大牌期刊，能够旗帜鲜明的提出面对当下刚发表的作品写学术论文是不靠谱的，这不是研究的领域，研究者应该拉开时间距离。而鲜活的现象是批评的领地，所以，我们要发的是文学批评，那些学术型的稿件就会销声匿迹了。甚至，我们可以明确的规定不要做注释和列参考文献，以此来恢复文学批评的本来面貌。

主持人宋家宏：

就是要回归到鲁迅、茅盾、李健吾、周作人他们那样的批评，这才能真正地对文学创作起到推动作用。但现在刊物的栏目设置上逐渐没有批评的位置了，且慢慢成习惯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那时文学刊物都有批评文章，90年代后，逐渐没有了。

谢轶群：

漠视评论确实是可惜了，本来文学评论在文学期刊上是大有可为的。刚说到恢复文学批评的本来面貌的，促进批评界、创作界、阅读界三者间的良性互动，这都是文学期刊可以做到的。这是文艺评论的刊物所做不到的，因为它与读者、作者之间是脱节的。

《人民文学》就带头漠视了文学批评，栏目设置并没有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现在《人民文学》的主编施战军，过去的主编李敬泽两人都是著名批评家，却不给自己主编的文学刊物留文学批评的空间！真是奇了怪了！

主持人宋家宏：

有的刊物偶尔也发一点对当下作品的评论，但其实是“宣传”，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批评。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与鲁迅、周作人、李健吾那时期的评论差距太大了。刊物编辑、作家、读者，一方面在反感没有真正的批评，一方面你又不给批评提供生存的空间。

主持人宋家宏：

今天下午的讨论很精彩，大家都作了认真准备，积极发言，讨论氛围热烈。特别是几位师兄的发言，对这些还在读研究生的同学会很有启发。但了一些不足，好作品交流不够，讨论不深入。如何在讨论前有更多的交流，互相看看提出来的作品？在设计上还要有些思考。我们会想办法做得更好。

最后，我们不计名推荐一下作品，所有作品中，只推荐三篇，你的推荐可以少于三篇。

期待下一次的讨论，谢谢各位的参与！

【本期推荐篇目】

·《妥协》 爱玲（《中国作家》2019年第2期）

·《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 张柠（《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

·《九案》 石舒清（《十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