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进入新世纪以来，先锋诗歌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很少有人质疑这一命名的合理性。之所以谓之先锋，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诗歌中所潜隐的现代性与异质的反叛精神，它与盛行的主流诗歌审美拉开了距离，以更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的书写建构先锋的诗歌美学。诗人们也确实在以自己的实践靠近这样的先锋，但他们普遍强调的是其反叛精神，一味地注重消解、破坏与颠覆，而缺少必要的守护，这样的先锋性就显得平面化。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在先锋性上弱化的原因，整体上缺乏一种冒险的气质，诗人们也很难把握好探索的尺度，这种理解和体悟无法在更深的层面上确立起先锋的谱系。

也许正因为先锋诗人所面临的困境是普遍的、整体的，新世纪先锋诗歌的生产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1980年代带有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的先锋转向了更为节制、内敛的叙事性先锋，这一转向是先锋诗人由主情型向主智型写作演变的见证。然而，在先锋诗歌试图接续上1990年代的话语策略时，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观念化写作盛行，先锋诗歌的格调愈发显得凡俗平庸，如同诗人朵渔所感慨的，“写小诗让人发愁。”当大面积的“小诗”充斥诗坛，先锋何去何从？先锋如何与时代、现实和传统对话？先锋诗人在普遍的症候性书写中能否重新召唤新的诗歌精神？这些追问可能是历史延续性的表征，它需要打破固有的认知，再度找回丢失的先锋诗歌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