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冠龙

一直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延安文学研究摆脱不了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往往被视为这一问题的源起，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阐述，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关节点，并以此为基础，采用文史对话的方式，或对众多代表作品进行解读，或对重要文学史现象进行剖析，均涌现出大量有价值的成果。随着探讨的深入，延安文学研究逐渐显现出瓶颈，未被充分发掘的话题似乎越来越少，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战争环境笼罩着延安和各个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又爆发了解放战争，战火硝烟从193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工作自然处于次要地位，作家无法安心创作，从而导致作品艺术水平普遍不高，文学界的活动状况比较单调。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战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情境时，就会对其中包含的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有所体悟，从这一角度反观已有的延安文学研究，我们更多的是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纳入视野，其他因素则不予充分考察，从而缩小了“历史”的范畴，致使大量信息无法有效的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支撑，进而使延安文学研究领域很难得到拓展。在这样一种现状下，周维东的延安文学研究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他对“历史”的把握并非局限于“文学”一隅，而是站在一定高度上综合观照当时的社会状况，由此发现了延安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解放区的“战区”本质，这一看似与文学无关的发现，有效打开了延安文学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