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学理论接受的“中国特色”※
2019-11-13比利时西奥德汉著松译絮校
长江学术 2019年2期
〔比利时〕西奥·德汉著 李 松译 卢 絮校
(1.鲁汶大学 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比利时 鲁汶 30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3.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南海 528225)
在《江城》一书中,美国作家彼得·赫斯勒描述了他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四川涪陵一所师范学院教授英语的两年经历。通过对当地生活和所在大学生活的观察,赫斯勒发现,无论是莎士比亚、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有外来的东西,在进入中国后都会呈现出“中国特色”。王宁、张江、朱立元这三篇文章是本期《现代语言季刊》的核心文章,他们论述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是如何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张江甚至用“中国特色”来形容他在《论强制阐释与文学理论的中国建构》中所呼吁的文学批评。
其中,朱立元的文章最直接。他追溯了中国文论界对2000年希利斯·米勒在北京一个会议演讲的复杂接受过程——其演讲题目为《文学研究能否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下来》——在中国所引发的热烈争论。一些中国学者赞同他们所认为的米勒关于“文学终结”的预言,而另一些学者则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在米勒发表演讲18年后的今天,朱立元重新解读了这场辩论,将其解读为中国比较文学家在电子媒体激增的时代与西方理论达成妥协的一场精彩实践。朱立元认为,米勒预言的不是整个文学的终结,而是一种在18世纪末已经成为西方文学代表的个别文学的终结。不过,既然米勒在演讲标题中用的字眼是“文学研究”,我们可以说他实际上完全不是指文学的终结,而仅仅是指过去两个世纪西方对文学研究的程度和方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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