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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元初馆阁文人所书楷书石刻书法风格递变研究

2019-11-12景晓娟

艺术大观 2019年11期

景晓娟

摘要:从金末元初现存的石刻中发现,楷书石刻的书丹人中馆阁文人身份的占多数,本文就金末馆阁文人书石审美的转变以及元初楷书石刻风格的变化,进行论述和分析,以勾勒出这一时期石刻的文化价值以及书法史学的意义。

关键词:金末元初;楷书石刻;馆阁文人

馆阁文人群体一直是书法发展的中坚力量,金末元初馆阁文人书法发展是被人忽略的,一方面是因为朝代变更,书法的发展处于低迷,另一方面是留存的书法墨迹有限,因此,金末元初刘存的大量石刻能够刻客观地反映出金末元初馆阁文人楷书发展的真实面貌。

一、金末馆阁文人书石取法审美的转变

金代中晚期,随着金章宗完颜璟(1168—1189)从其祖世宗完颜雍(1123—1189)手上继承皇位时,金朝迁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金代书法振兴,达到全盛时期,金代的馆阁文人书家由最初的宋臣或者宋臣之后变为金代本土书家的出现,如仁询、王庭筠等,这些书家足以代表整个金代馆阁文人书家的书学思想。

金代中晚期馆阁文人题署的楷书石刻,其书法风格是两条线并进的,一部分则是继续延宋书“尚意”风,苏学盛行,一部分则是晋法宗唐,到了金代晚期,馆阁文人书家书石风格由最初的师法法颜真卿发展到对唐代书风的推崇,开始全面对柳公权、褚遂良、虞世南等书家的认可与学习,楷书石刻的书法风格由追求率意转变为追求法度,当然这两条线不是绝对的划分,而是一个取法转变的过程。

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云:

金碑文体学苏,书体学颜、米。翁覃溪云:苏学胜于北……其时正书之学颜者,任南麓(任询)、赵黄山(赵沨)是也……鹿菴逮至元间,已臻耄耋,书张弘范碑,纯是苏书,不涉米法,当时自不经见。金末石刻风气又变,学米之行书已稀。传世碑版,正楷之复近颜柳。

叶氏对于馆阁文人书石取法转变做出阐释,由之前的崇苏向崇颜转变。金初馆阁书家承北宋书法,师法米芾、苏轼、黄庭坚,碑版石刻上也表现的多为苏、米之风,所谓“苏学盛于北”,但是随着金代政治中心的难移,金代晚期楷书石刻的取法发生转变,也就是叶氏所说“传世碑版,正楷之复近颜柳”。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挥而就,主要来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朝廷影响下,馆阁文人书丹楷书石刻时对颜体的认可。元丰改官制以后由尚书省给牒,礼部颁行符牒,大定四年(1164)《普照院牒》《福祥残碑》,而石刻书丹人王竞(?—1164),字无竞,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金史·王竞传》中:“善草隶书、工大字,梁都宫殿榜题碣竞所书”,元好问《王无竞题名记》赞其:“无竞他书未必便国前人,至于寻丈大字,盘之笔势,如作小楷,自当为古今第一,殆天机所到,非学能也。”元好问对王竞的评价之高,可见其在金代也是能书之人,虽未见其楷书,但是从其所书的楷书石刻中看出其书法风格很明显师法与颜鲁公。另一方面则是金代馆阁文人书家对于楷书石刻取法颜、柳书家的学习以及推崇,使得楷书石刻取法颜、柳的书风逐渐兴盛。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大定十一年(1171)及进士,历官汝阴县尹、翰林待制、国子祭酒、翰林学士承旨。金代石刻中的碑额多为篆书,且多出自党怀英之手,篆书造诣极高,赵秉文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一《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中云:“八分自篆籀中来,故公书上轨锺(繇)、蔡(邕),其下不论也。小楷如虞、褚,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也。古人名一艺,公独兼之,亦可谓全矣。”赵氏不仅对其文章颇为称赞,更认为其篆书是继李阳冰后第一人,评价甚高,并且对党怀英正书尤为称赞。认为其师法颜、柳,这在党怀英大定十八年(1178)所书《礼部令史题名记》以及大定二十四年(1184)所书石刻《重修天峰寺记》都可表现出来。与党怀英齐名的还有赵沨(?—1195),字文孺,号黄山,官至礼部郎中。清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十所收金碑中赵沨所书三方,且由赵沨撰文党怀英书丹和党怀英撰文赵沨书丹各一方,而明昌六年赵沨所书楷书石刻《时立爱神道碑》(如图2—8)的风格可知金代中晚期馆阁文人书家之间书风的互相影响,他们的书风这时候已經很少能看到米学、苏学的影子,可以说是完全师法颜、柳。

赵秉文在评价同时对虞伯施、褚登善正书的认可,曰“秦相、李监之篆,汉、魏之八分,虞、褚、鲁公之楷,见者莫不敛而敬。”并且在对别人的教诲表现出他对唐代其他书家的推崇,其曰:“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锺、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一定程度上表现赵秉文从对师法颜、柳到对取法唐代其他书家的书学思想转变。同时,师法唐人的这种思想在其大安二年(1210)所书《圭峰法语石刻》、贞佑四年(1216)所书《李演碑》 、正大四年(1224)《刘从益惠政碑》均可窥探。

金代中晚期馆阁文人群体将金代楷书石刻宗法晋唐推到一个高潮。不得不说从金代楷书石刻看,“复古”的萌芽已然初现,这也为元代的“复古”思潮埋下伏笔。

二、元初馆阁文人书家以颜、柳为宗,趋于雅正

忽必烈建元中统后,开始设立馆阁机构并推行汉法,因此集中了大量以北方为据的汉族馆阁文人,而这些馆阁文人中有很多善书者,但是仅存于文献记载,传世作品并不多见,因此,要窥探元初馆阁书家楷书风格面貌,石刻成为了唯一的文献载体。

元初楷书石刻风格主要是金代书风的延续,金代晚期,馆阁文人已经开始尊崇唐代,但楷书石刻的风格是主要以颜真卿为主,对于唐代其他书家取法相对较少,且书风多取开张之势,纵横恣肆,并不注重细节的变化。如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中云“其碑文字多猥鄙,书法亦无士气”。至元初,这种书风稍稍得到改善,馆阁文人书家以唐为宗在楷书石刻上完全体现出来,逐渐褪去绵延之气,点画开始精细,更加注重学习唐人书法的严谨法度,同时其取法不仅仅体现在颜、柳,更是对欧阳询,虞世南书风的全面学习。

姚枢(1203—1280),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柳城(今辽宁朝阳)人,迁洛阳。太宗(1235)七年,随杨惟中南下,访儒道释医卜者,后得名儒赵复,得逞朱理学书籍传至北方。

姚枢书法主要是以草书著称于世,而其楷书多被忽略。姚枢楷书传世的只有碑刻并无墨迹流传,有至元八年(1271)所书《赞皇复县记》、至元十六年(1279)所书《重建赞皇县学记》等。《赞皇复县记》由徒单公履撰文姚枢正书并题额,额为正书,从石刻看其师法颜真卿,结体外拓,点画遒劲,书风较为率意,未脱金世遗风。时人对于姚枢书法的评价甚高,程钜夫说道:“学斋名迹不下古人,字画亦非后来所及”。但是这些评价大都是对姚枢草书的推崇,并不是针对楷书而言,其原因首先在于姚枢草书以唐人为宗,师法山谷道人,未沿袭宋人之风,可谓独树一帜,开启元代草书书风的新篇章,而元代善草书的人并不多,使得其楷书无人问津。其次也是受到碑刻书体的限制,姚枢楷书师法颜鲁公,稍显稚嫩,但所书的《赞皇复县记》仍不失碑刻的庄严之气。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姚枢的楷书与草书都师法于唐人,一定程度的体现出了元初楷书石刻的书风取向。

元初馆阁文人书石除却姚枢,还有姚枢之侄姚燧也不可忽略。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至元十七年(1280),有《牧庵文集》。姚燧所书楷书石刻有至元元年(1264)《杨奂神道碑》、至元九年(1272)所书《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张子良神道碑》、至元十三年(1276)所书《重阳祖师先迹碑》。其中《重阳祖师先迹碑》拓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其师法颜真卿,相比于姚枢,姚燧所书楷书石刻已经脱去金世率性之遗风,点画精细、遒劲,法度严谨,清人对其评价曰:“仿颜平原,秀拔朴厚,大有先正典刑”。

王恽是继姚枢之后馆阁文人的重要领军人物,其所书楷书石刻书风影响诸多馆阁文人书家。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人。王恽所书楷书石刻共有七通,其中北京图书馆所藏拓本《栖严寺碑》(如图)可见,王恽楷书石刻师法颜鲁公,笔力挺拔,开阔雄劲,相比姚枢其师法颜鲁公时书风更加成熟,这主要得力于对颜真卿的推崇。例如其题跋中记载:“予尝谓鲁公此笔,用忠义为本,然后以大篆变而为开题,故后之学者,终莫能及”。王恽楷书石刻师法颜真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王恽对颜真卿大量书帖的收藏,這为其学习颜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子王公孺在《王公神道碑铭》中云:

字画遒婉,以鲁公为正。所书卷帖,为世珍玩。

不可否认,王恽对颜真卿的推崇在元初馆阁文人中影响是极深的,引起了元初楷书石刻师法颜真卿的热潮,而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元代中期。

元初楷书石刻的书风受金末书风影响,主要师法颜、柳,追求“法”的同时,书风趋于雅正,可以说,元代馆阁文人所书楷书石刻的书法风格已经开始走向“复古”。因此,南宋以来“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直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的书法局面在元代初期得到了全面的改变。

参考文献:

[1](明)宋濂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清)叶昌炽撰,王其祎点校.语石[M].中华书局,1998.

[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49卷-50卷[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