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奇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浙江余杭人。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受祖父章鉴、父亲章濬在汉学上的影响，少时起便熟读儒家经典，汉学造诣精深。后入门杭州“诂经精舍”深造七年，师从经学大师俞越，古学造诣无人能出其右。他学贯古今中外，成就恢弘博大，既是学界巨擘，又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诂经精舍是朴学大师阮元创办的著名书院，章太炎之父章濬曾在此任职监院，协助山长俞樾打点庶务。因此章太炎对诂经精舍也多有耳闻，希望自己将来也能肄业于此。二十岁时，章太炎前往杭州拜师，多次请求俞樾准许自己进入诂经精舍求学，但未被允许。后俞樾以《礼记》《孝经》两问考察章太炎，章太炎对答如流，俞樾感念其学识过人，破例将其收入门下。

俞樾是承续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一脉的朴学大师，在章太炎求学诂经精舍的八年中，对其进行了严格系统的古文经学训练，章太炎也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在老师的指导下精研学术，练就了深厚的经学功底。正如《礼记·学记》有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他在诂经精舍完成的《膏兰室札记》，对先秦诸子和儒家典籍逐条考释，取材之广，考证之精，同代学者中少有企及。他的课艺同样完成的很出色， 对 《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经典文字音义的诠释，受到业师俞樾的赞赏，并收入俞樾所编的《诂经精舍课艺》第七集，课艺刊行时俞樾还亲自为他作序，表达了对其学术水准的肯定。这一方面是章太炎“精研故训，博考事实“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俞樾严谨的治学方法对他的深刻影响。

甲午战争清廷的惨败震惊了沉潜于学海中的章太炎，他有感国家危亡，思欲以办报唤醒沉默的国人。当时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他便应邀前往担任撰述，但恩师俞樾却对此“颇不怿”，他不顾恩师的劝阻，执意赴上海任职，结束了在诂经精舍的8年苦读。章太炎虽然离开了诂经精舍，但在情感和学术上却从未背离过诂经精舍，他投身时政以救国图强，是时代的召唤，也是自身安身立命的需要。维新变法失败后，清廷四处缉捕进步人士，风波平息之后，章太炎回到上海，但清廷的爪牙仍在暗中查探，出于安全考虑，他返回浙江老家避难，虽然与外界的联系有限，但他仍时刻牵挂国内的政治斗争。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联合流产后，他在浙江老家短暂躲避风声后，重新回到上海活动。当时美国基督教会在苏州筹办东吴大学，经友人吴君遂的介绍，章太炎赴东吴大学应聘做了中文教员。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至深的事。

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去拜访寓居苏州的业师俞樾先生，老先生三年前辞去诂经精舍山长一职，闲居于此颐养天年。按理说，师徒相聚本该把酒言欢，但恩师俞樾却因政见不同，对章太炎 “督敕甚厉”，责备他反清的行为是 “不忠不孝”，公开撰文指斥他辱骂皇帝是不忠，背井离乡远赴海外游历是不孝，痛斥他“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颇有《荀子·大略》中所谓“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纳，朝士大夫遇诸涂而不与言”的意味在内。章太炎则与老师据理力争，他从师承关系上指出，俞樾授学于自己的经术其渊源在顾炎武，顾炎武为民族大义不屈于清廷，自己也应该像其一样忠守民族大义。俞先生怒不可遏，章太炎恐气坏恩师身体，遂不再辩白。回家之后写作《谢本师》以明其志。至此，章太炎与恩师决绝。

对俞樾而言，无论是从器物上摸索富强之路的洋务运动，还是从政治改革上探求新变之气的维新运动，只要没有触及清王朝的统治根基，都是勉强可以意允的。但忤逆师意而投身反清革命，则是其断然不能接受的。而后便有了对章太炎“不忠不孝”的痛斥：饱读诗书，不思进言却热衷于指责朝廷，辱骂皇上，散播排满言论，这是不忠；不愿于科场求名，可学东汉的梁鸿、韩康等逸士归隐山林，而章太炎却远赴日本、台湾置身“乱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远离师门且不顾父母的坟墓，这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所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通缉排抑。

俞樾如此厉斥章太炎，实有其难言之隐，章太炎从学以来，各方表现都极为优异，是难得一遇的奇才，深得俞的赏识，若假以时日，必为治学魁杰。但璞玉尚需琢磨，章太炎就因急心于救世而出走，这不仅有可能过早地中断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进学路，以俞樾对章太炎的了解，年轻气盛的章太炎很可能会在不可避免的论战中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终致非议，且委身革命，无异于自断前程，古往今来为此而身死命陨者亦不在少数。因此，他对章太炎的责骂，一则出于持政立场的不同，一则出于对有才之士的爱惜。惟愿呵斥之下能让步入危途的章太炎悬崖勒马，于时未晚，但有备而来的章太炎明显没有顺从师意的心思。

在讲求尊师重道的中国传统社会，章太炎的谢绝恩师无异于大逆不道，但他的这一行径却赢得了时人的理解与同情。与恩师决绝后，他前往拜谒孙诒让，孙诒让对他袒护有加，“他日为两浙经师之望，发中国音韵、训诂之微，让字出一头地，有敢因汝本师而摧子者，我必全力卫子。”章太炎为坚定立场而宁愿“倍畔”本师，赢得了孙诒让的同情，也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另眼相看，这大概是出乎其师之料的。

坦而言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章太炎谢本师，确有其不得不“谢”的苦衷，在西风劲吹，欧化四起的近世，章太炎希望在遍通经史的基础上达到致用于世的目的，有感国危的他不仅深耕于史籍中寻求治乱之策，甚至还亲身参与到被俞樾视为洪水猛兽的革命实践中。章太炎虽然因政见相左而和俞樾断绝关系，但其内心对恩师的尊敬却终其一生不曾削减。之所以在政见上不念旧情叛绝恩师，一方面是他坚持本心，以明反清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可能他深知自己从事的反清事业危难重重，稍有不慎就会有倒悬之危，恐累及恩师，因而出此下策曲以爱护。正如唐弢先生所言：“他之所以‘谢本师’，是因为自己要革命，而俞曲园却反对他革命。从师弟关系上说，前者的确有应该被‘谢’的缺点，后者也的确有非‘谢’不可的苦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爱吾师’是为了‘爱真理’，‘爱真理’也正所以‘爱吾师’。 ”

孔子提出 “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韩愈在《师说》里承袭了这种观点，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种相辅相成的师道观在与恩师断绝关系的章太炎身上并没有半分弱化。章太炎虽然与恩师决绝，但内心却一直保持着对其师俞樾的尊重。他的谢本师，谢的只是师生间在政治立场上的异趋，而不是抛弃老师的学行和师生之间的情谊。文载道在《谈菿汉微言》中称，章太炎喜好臧否人物，对于嫌隙在身的人往往不介意以最辛辣的口吻予以讥讽，甚至对揶揄俞樾的梁启超拳脚相向，于俞樾、谭献二人却始终报以最尊敬的态度。他饮水思源，编写《俞先生传》，对恩师的治学、为人大加赞颂。孙诒让魂归道山后，他作《瑞安孙先生伤辞》，仍不忘恩师栽培之功，以“远不负德清师，近不负先生”自勉。陈存仁在《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中记载，章太炎晚年重访曲园，亲自到俞樾故居祭拜恩师，在“春在堂”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足见其尊师敬道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