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浩 樊 祥

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发起、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承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主题为“物质、媒介与技术 ： 当代文论研究的新动向”。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朱国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肖百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负责人赵炎秋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随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盛行和人类新技术新媒介的蓬勃发展，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面向和范式出现了一些变化，“物质”“媒介”“技术”逐步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三个重点论域。“物质”“媒介”“技术”这三个重点论域互相勾连，互相渗透。“物质”和“媒介”在诸多研究中经常被视为同一范畴的互相替代；以物质视角重审文学史、艺术史和理论话语往往伴随着技术分析；技术革新直接助力新媒介的发展；按照控制论和麦克卢汉的视角，媒介和技术最终都会被还原为“信息”。综合来看，当前围绕“物质”“媒介”“技术”的文论新思考新构想，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学界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动向。与会学者围绕着“物质、媒介与技术 ： 当代文论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中心议题各陈己见，深入对话。大会发言和会议论文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板块。

一、 考察技术哲学或者技术应用的衍生问题

浙江传媒学院的杨向荣试图从西方艺术史、文化史的视角入手去揭示图像表层所含括的话语深渊，即视觉图像的意识形态建构。通过对古希腊、中世纪视觉文化观的剖析，他发现特定文化场域中的视觉图像和读图行为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隐喻意义，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张力。北京社会科学院的许苗苗探讨了媒介技术对于当前城市空间形态的形塑作用，她认为媒介的革新推动了城市功能的转换，致使其时空内涵增值；另一方面，它又对城市空间进行筛选与简化，从而裹挟了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伦理想象。闽江学院的练暑生以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诗歌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学的先锋性问题，认为网络媒介所营构的空间是其保持先锋性的重要原因，并由此触发他思考AI技术时代的文学应如何突破体制化的创作机制以及保持人类固有的疆界。吉首大学的刘泰然结合中西艺术经验具体探讨了观看的技术化与历史化问题。他认为感官技术的变革重塑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应然关系，而这种认知范式的更迭实际上暗含着对古希腊时期自然观的祛魅——自然只不过是主体心智结构的一种投射。衡阳师范学院的文玲通过对海德格尔、斯蒂格勒技术观的梳理与阐释，认为技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自反性的形构关系，当下我们需要摆脱工具论的技术观，从而让技术成为创造人类性能的先导。

二、 多向度审视“物”的存在和价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唐伟胜结合当前人文研究领域兴起的“物转向”现象对叙事文学中“物”的存在形态进行了探究。他认为“物”研究不能仅关注文化的“物”，对于叙事文学来说，生命的“物”、本体的“物”都是作家用来实现自己修辞意图的叙事成分，因此考察“物”是如何呈现其自在自为的状态以及参与构建叙事作品的美学特质，可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与参照范式。此外，他指出在“物叙事”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重挖掘像“唐传奇”《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并将其与“物叙事”研究理论进行组合与嫁接，从而更新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并使其融入当前国际学术前沿的对话之中。温州大学的阴志科认为伊格尔顿揭示了本雅明的物质性美学。这种美学是对浪漫主义或者“有机整体”观念的反叛。浪漫主义者谨守语音中心主义传统，主张“意义”在逻辑上先于“符号”，物质性的符号和精神性的意义可以有机统一。现代的讽喻美学却认定精神与物质的完美融合是不可能的，强调审美对象的物质性和语言的物质性，比如本雅明的悲悼剧研究正好呈现了语言本身的物质性。语言表达的东西不能脱离自身的物质性而被单独抽象为精神，必须结合它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去理解其精神实质。这种物质性美学的进步在于打破了物与意义虚假统一的神学式唯心主义观念。山东师范大学的杨光指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论理论对媒介物质性与先在性的强调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文学观念的嬗变，即文学不再是通过手写来实现人类的声音、灵魂和个性的自然延伸，而是通过一种物质性的书写技术系统。

三、 围绕媒介问题展开现象研究和理论反思

湖南大学的张俊认为在当代新兴的媒介文化中，亚文学在文学载体、语言风格、价值观等方面都对传统文学有所突破，而且它也已经不再依赖于精英主义的文学制度，而是成为了一种激性的话语艺术表达和交流方式。中山大学的罗成认为格罗斯伯格所谓的媒介建构并不是一种技术操作，而是强调人、技术和文化语境之间的深刻关联和渗透，简言之就是媒介的语境化与语境的媒介化。可以说，媒介被格罗斯伯格打造成了一个潜在的能动的改变人际活动关系的载体，它的核心就是从没有联系到正式联系这种可能性关系的浮现。中国人民大学的常培杰认为格林伯格从媒介的视域为艺术确定边界、对媒介纯粹性与绘画平面性的持守与阿多诺的艺术理念具有内在的趋同性，即切断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强调审美形式的整一性与自主性。南京大学的王曦指出朗西埃、南希等西方批判理论学者所提出的“场景”范畴驳斥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理论，悬搁了其带有总体论、集权色彩的判读，恢复了媒介景观固有的辩证关系，从而生成了一种全景敞视的社会交往空间。苏州大学的张春晓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香港流行文化吸引大批90后非粤语区粉丝发挥了重要作用。河南科技学院的苏喜庆以当下的文学现象为切入点，发现文学书写对媒介话语的复制与征用，不仅是媒介话语的一种选择性的“迁移”方式，而且也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学创生机制。

四、 在“后人类”语境中重审人类的主体性

浙江师范大学的李震解读了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卢曼从“系统”“观察”“符码”和“纲要”等几个关键概念对艺术的考察创构了一种异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系统论。这一理论解构了人类主体的先在性与自主性，创设了一种非人类的系统作为艺术观察的主体，从而使其理论呈现出明显的后人类指向。湖南省社科院的王瑞瑞通过对尼古拉斯·罗斯的“生命政治”理论的阐释，探讨了后人类图景中生命与死亡的辩证问题。她认为罗斯关注的重心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如何产生了当代生命政治空间的新变化以及实现生命政治与伦理政治的完美融合，这种转换的枢纽就在于生命可以在分子层面进行透视，而这种透视不仅革新了人们对于生命秩序的诸多认识，而且催生了以自我管理身体为主的“生物公民”。

五、 从多元视角透析与会议相关的其他议题

兰州大学的刘顺通过对中古时期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估，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存有更为内在的结构性关系。文学既确证了政治的形式化、合法化、荣耀化以及公共性，同时它也是政治行动的重要方式。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金城围绕着1800年前后由康德和德国浪漫派所构建的艺术哲学话语，重新考察了艺术有机体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有机形式并不是常规模态下的一个作品范畴，它是特定场域内的建构之物，表征着一种德国思想史现象。湖南大学的李三达梳理并比较了威廉斯与朗西埃的文学艺术理论，发现他们理论中存在相似的平等化倾向，而这些相似性在深层次上都指向了审美现代性。东南大学的卢文超通过追溯西方艺术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变迁历程，指出新艺术社会学之“新”在于将审美重新置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同时将艺术社会学关注的“人与人的互动”扩展到了“人与物的互动”，进而弥合了重思辨与重经验这两种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罅隙。江西师范大学的徐丽鹃从文化诗学的视角考辨中国古典美学的“尚声”传统及其演进历程，指出其与古代礼乐文化和文艺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中南大学的魏颖从彭连熙工笔仕女画中的“红楼美人”意象入手，探讨了诗境与画境之间的互文性问题。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赵敬鹏将潘金莲放到文学与图像的语境内进行讨论，认为潘金莲的“语象”与其“肖像”之间并不存在同构性，它们的语图关系也并未标识出一种再现与被再现的关联。四川师范大学的谭玉龙从“醉”字出发，分析了其背后蕴含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并以此来探讨宋代蜀学的审美境界。

17日下午举行的三场小组讨论涉及“物质与技术”“媒介与技术”“身体与艺术”“大众文化”“微信叙事”“网络文学”“空间批评”“人工智能的情感”“近现代文论反思”等众多议题。学者们思维敏锐，围绕感兴趣的议题展开了充分的学术论辩，思想交锋明显，现场气氛活跃，推进和深化了“物质、媒介与技术 ： 当代文论研究的新动向”这一中心议题。

18日中午，湖南师范大学何林军教授主持闭幕式，华东师范大学汤拥华教授、王嘉军教授分别致闭幕词。本次学术论坛上国内青年学者聚集一堂，既取得了一些理论共识，也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火花，有力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