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明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一

别离故乡两年，似乎已经模糊了母亲的面庞，不知她老人家身体可安好，五花八门的手机，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牵挂着，在母亲看来，打电话好像空穴来风，一点儿也不真实可靠。雪花儿一场场地下，思家的感觉与日俱增，我与妻子商量，准备回老家陪母亲过年。却又怕岳父岳母孤独寥寞，就把上大学的女儿留给了他们，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岳父甚为满意，于是我们购物买票，准备打道回府。

我和妻子闵北在遥远的北方工作，这里是一座省城，我们又是同一所大学的老师，平时很难抽出时间，回到那个连汽车也不通的小山村里住上几天。自去年春天到今年暑假，我又被派到贵州支教一年多，所以，有两年没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

二

二弟玉梁和弟妹秀锦去了广州打工，二弟打工的快递公司放不了假，于是打电话跟我说，哥，春节我们回不了家了，现在我和你弟妹在一家快递公司上班，忙着呢！挣钱也不少，你弟妹一月四千，我七千，还发福利，我现在是个分部经理，过年过节有双薪，我这个月能领一万，不行——你今年回家陪娘过年吧。听他这么说，我心中顿生出无限感伤。同时也为他高兴，因为兄弟从小就是老师和父母眼中那种不听话“不上道”的孩子，没少挨父母的棍棒鞋底和老师的训斥，所以初二没上完，他就感到“学途渺茫”，没有了盼头。父亲对母亲说，得更更这小子的性，再不更，还不知道会长成嘛样呢。

在玉梁刚刚有了要退学的念头，父亲就开始了修理弟弟的伟大工程，父亲让不到十四岁的他跟着自己爬坡种红薯，上山打石材，还托人把他送到窑场里拉砖坯，跟着拖拉机去建筑工地装卸石子。凡是苦活累活，父亲都让玉梁实习了一个遍。一年过去了，这小子脸庞黝黑，身壮如牛，一顿饭能吃下八个大馒头。父亲问他，怎么样儿子，干农村活儿累不累？还想不想上学？

弟弟大口啃着猪排骨，连嘴都没离，边咀嚼边呜噜，上——学，上什么学？不上学不照样有吃有喝，这样挺好，挺好！

从二弟不愿上学那时候起，父亲的精神大厦就好像坍塌了一半，干事儿没了精气神儿，脾气也变得很古里古怪，动不动就朝母亲和弟弟吼上两声，一到晚上只会独自抽呛烟喝闷酒。

玉梁见父亲不待见他，也不愿意呆在家里，就和邻村的同学一起去南方打工。而且也换了手机号，一年到头不跟家里联系上一回。

三

我是村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尽管不是什么狗屁“名牌”，却也惊得四邻不安。

一到过年过节，父亲总会攒些舍不得抽舍不得喝的好烟好酒，给爷爷奶奶“送去”，并在爷爷奶奶坟前咕喽半天，坐地上陪着爹娘抽上半天。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一份好工作，那就是到大学教书，并在那所大学里找了同在大学教书的妻子，这又把村里人都敬羡个半死。那年回老家结婚，镇里还特意为我家里送了个“书香人家”的喜牌。这牌子似乎有千钧之重，每有人来，他们都想看看这个牌子，每有人来，父亲第一个节目，就是拿出这个牌子给人家看看。父亲喝酒时，总不要菜，都是抓把花生米放在油糊糊脏兮兮的大桌子上，然后呡一口捏一个花生米儿，酒喝干了，花生米儿还在那儿四仰八叉静静地躺着，像一群娃娃睡得正香。

娘说，在那干喝，光伤身子，就着菜喝。说着端上来一盘葱花炒鸡蛋，还热气腾腾香雾缭绕。爹却生气地一拍桌子，拿走拿走快拿走，弄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娘一看，原来爹是在看西边那面墙，那面墙上张贴了我十几年前的奖状，花花绿绿几十张，爹把那个“书香人家”的大红牌子挂在这些奖状中间，显得异常醒目和与众不同。爹此时是在专情地看那个牌匾，他是看一眼呡一口，呡一口再看一眼，不知不觉一杯酒又下肚。娘说，别喝了，已经喝两杯了。

爹一瞪眼，老娘们家，懂啥哩，看不见我正在研究这块匾吗？这可不是一般的匾，这跟当年皇上御赐的金匾差不多，多大的荣光，老大给咱争脸了，什么叫光宗耀祖？这就是！

娘看着爹那个如痴如醉走火入魔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爹说，咱得盖新门楼。娘惊讶地望着他，你不是喝酒喝糊涂了吧！老大结婚那年刚盖的，才两年，你又抽哪门子风，人家不说你吃饱撑的，有钱哆嗦！爹不耐烦地打断了娘的话，要不怎么说你们是女人，真是不懂，到时你就知道了。

果不其然，爹花了两万多块钱，请村里建筑队盖了一个又高又阔古色古香的大门楼，大门楼翘檐的正中下方，他让人把那块“书香人家”的镀金喜牌镶了进去。

站在门外的大街上，你一眼就能看见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爹盖门楼把金匾镶上去的当年，我被提拔成学院团委书记。爹对娘说，娘们家的，头发长见识短，看到了吧，这才叫“光大门庭”呢！

四

日子到了二〇〇〇年，农村人的经济状况犹如雨后的玉米苗，一天一节地往上拔，因为大学每年都在扩招，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和高职技校生多得数不过来，甚至比草原上放养的牛羊还要多。党的富民政策给小孟庄村的百姓们带来了巨大实惠，这实惠来得突然，有些太快，让他们一时还有点儿不适应，他们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天天活得跟做梦似的。一夜之间，一望无际的金黄麦浪变成了天边无际青绿的土豆秧；一夜之间，一片片青绿嫩黄的玉米苗变成了白茫茫没有尽头的塑料大棚。在黑夜的月光下微风吹拂，这些没有尽头的大棚如同没有尽头的大海，素浪翻滚，没有尽头。

村里的马虎子说，咱这“地蛋儿”个头大品相好，日本、韩国要的老鼻子去了，一年一亿公斤，他瞪着一双牛眼，伸出一个指头，很夸张很卖弄的样子。马东问他，一亿公斤是多少？马虎子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算不过来，但他脑子灵光，眼睛只眨了一下，说，你别不懂装懂，一亿就是一亿，哪那么多问题，不行你说，“1”后边几个“0”？马东比他还不识数，掰着十个手指头比划了半天也没算出来。

马虎子只有吹的份，他没有能力跟常主任相攀比，因为常主任不仅靠种土豆和做蔬菜生意在家里盖了一幢小楼，还在村口公路旁建了两层楼和一个大院子，专门迎接过来去往的大车小辆，配送土豆蔬菜。为装运土豆方便，他还特意在镇上的一家纸箱厂定制了印着红色标志的“界河土豆”的专用纸箱，上写着“界河无界，土豆不土”的宣传语，这可是镇上专门请来了在京城某大学任教的“乡贤”王本仲先生给题的。王老先生十八岁考入北大离开家乡，一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渊源颇深。被邀返故乡，他千百感慨激动万分，于是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写下了这八个行楷，字圆形方，力透纸背。殊不知，他的书法作品在京城标价上万，这一写，少说也能卖个十万八万，而且县里镇上每年都会邀请他来讲一两次课，教授皆分文不取。老先生说，故乡养我十八载，我报故乡十八年，可谓对桑梓情深意切。

这种包装精美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土豆颇受南北客商的青睐，每逢土豆季，北至黑龙江、吉林、内蒙、京津，南至福建、两广、云贵的大车小辆蜂拥而至，往往收购存储的货物不够外卖，供不应求。本村、邻村甚至外乡的村民们见有商机可乘，纷纷效仿常四军，接二连三在路两旁盖起了房子，甚至收起庄稼，打理出一块空地，架起塑料布棚就做生意。从此，小孟庄和附近的李家楼、孙家楼、马家楼、刘家楼、土家楼等公路沿线村子都成了界河土豆的供集地，每年的土豆季车马欢腾人山人海，买卖如火如荼一派盛世繁荣。

小孟庄与一溜五楼的生意影响和带动了整个界河镇，一时间风起云涌，拔地而起的一幢幢小楼，十之七八都成了界河土豆的收购网点，有的还给商铺起了一些财大气粗吉祥顺意的名字，叫什么“盛腾”“聚鑫”“顺达”“巨利”“丰源”“金鑫”“聚丰”“鑫丰”等等，反正，只要与发财、利益、顺利沾得上边有亲戚关系的名词都被他们请了出来，有的因为争夺好听吉利顺溜的店铺名字而不惜大动干戈。也有的商户为了少生嫌隙和突出个人影响彰显存在，干脆用了户主自己的名字作铺名。那门口的对联，更是写得五花八门雅俗共赏：“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土生蛋蛋生金，蛋蛋生金，树招财财招福，财财招福”……

五

娘见爹一手端着茶缸，一手捏着烟屁股铁着脸从外边回来，问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爹不理她，径直进了屋，一屁股坐到东边的太师椅上，把搪瓷茶缸重重地往八仙桌上礅了一下，缸子里的水即刻溢到桌面上，顺着桌棱往下滴答。

娘跑进屋来，又问了一声，爹把烟屁股气哼哼地往地上一掷，你惹了，还问。娘瞪他一眼，生气躲了出去。爹看看墙上的挂钟，忽然说，你那擀面杖放哪去了？拿出来放到门后面。

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她斜眼往大门口瞅了瞅，说，不就在你身后嘛。爹歪头看看，果然在。然后起身，去拿他的酒盅和酒壶。

娘悄悄躲出去，坐到大门口，满怀心事，在那儿左盼右顾四处张望。

爹一人下午喝到晚上掌灯，也没见老二回来，爹有些微醉，站起来晃荡着往院子里走，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个人影，他又晃荡着往大门口走，正要出大门，迎面碰见娘挎一篮子菜回来，篮子里的茄子、辣椒水晶晶泛着光影，还卧着一个全身湿漉漉的小南瓜。

爹把眼一瞪，老二呢！咋——咋还没回来？娘看都没看他，谁知道！我上菜园了，你不是在家吗？爹翻了一下眼皮，又摇晃着往堂屋里走，边走边骂：这狗日的到——到——现在不回，死——哪去了？给——给老子“藏马虎”？等——等着……说着，屁股碰到床沿上，身子一歪便倒头呼呼睡去。

第二天一早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爹问，老二怎么上学去这么早？娘说，今天他们上山栽树去，所以一早就走了。爹没再多问，披了衣裳上大队部了。

这个夏天，村里发生了很多大事。王庆竹家的大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荆河城市执法局的公务员，闺女今年又考上了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马士奎的闺女从市团委调到昌坪县，当了挂职的副县长。孙洪生家的二小子考了个北京的985学校，就连曹毛三家的一窝四个儿子，三个都去荆河县城包了工地，一个还成了身价千万的富豪。

村里人没有谁再把爹当回事儿，儿子在大学里教书的辉煌历史已经彻底翻过去，也不再有什么体面可言。四军问，你儿子还在那所大学里教书，也没升升？马二虎说，当大学老师多能耐，工资又高，有什么活儿比这更享受？马五说，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上班，到头来不还都是个教书匠，教一辈子书，能有啥出息？

爹把茶缸儿一端，气哼哼地又回来了，照样喝酒，照样找擀面杖。终于有一回，他逮住了老二，按在地上狠狠地打了一个皮开肉绽，玉梁哭天嚎地，痛得三天没起来床。

爹的精神慢慢消沉下去，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变得黑乎乎的黯淡无光。他经常用手去摸他的右侧肚子，呲牙咧嘴喘着粗气，可就是不叫不喊不吭不哈。

转眼日子又到了中秋，爹的酒量也一天不如一天，慢慢地喝得越来越少，有时三天五天不见喝一回，娘劝不住他，管也没用。爹说，今年中秋老大也回不来，老二在县城的工地打工，不远，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趟，一块儿过个节吧。娘看着爹的眼神跟以前也大不一样了，就打了玉梁工头的电话，工头说，下午就放假，我告诉他。

玉梁不敢看爹的眼，低着头。爹说老二，你都快十七了，还没跟爹一起喝过酒呢！今天是八月十五，咱爷俩就一起喝一盅吧。玉梁这才敢端起酒壶，慢慢给自己倒上。

爹说，是爹没管好你，没教育好你，你哥，我还真没管过他什么，可他自己就成了。我也没少打你，也没少骂你，你怎么就……行了，别说了，怨我，怨我……爹话没说完，咣当，一盅酒下了肚。

爹的身子突然摇晃了一下，两眼上翻喘着粗气。他呕了两声，然后“呜”地一下，吐出了一口酒气浓重的鲜血，接着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娘吓坏了，不知所措。老二手疾眼快，一下拿过手机，拨通了120，然后撒脚往外跑，一口气跑到常四军家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四军叔，我爹——不行了，你——快……然后头也不回往外跑，跑到支书家，他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又跑到堂叔庆柱家，说了同样的话。救护车来的时候，弟弟早已跑到村口候着，领着救护车往家里赶。

爹被村里人抬上车时，已经昏迷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命令一个穿浅绿色护士服的小姑娘赶紧打吊瓶，小姑娘的手哆哆嗦嗦却怎么也打不上，医生不耐烦了，说，算了——算了，赶紧抬上车，抓紧——走。

六

等爹醒过来时，他已在抢救室里昏迷了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一共输了六个血，又加四千毫升液体，标着“肝硬化腹水”的小黄牌在床头无助地挂着，一向健壮的爹身体虚得如冬月墙头上一棵随风瑟缩的孤草。

爹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执拗着要出院，谁说也不管用，把大夫护士熊得哑口无言。主任说，你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你自己得好好掂量掂量。再说现在有农合，能报销，像你这种大病，还能二次报销。爹的脖子绽出道道青筋，就是三次报销，我也不住了，再报再报，还是我拿得多，报得越多我花的越多，再说，我知道这病没得治，治来治去反正也是个死！

大夫们被他憋得心慌，主任让他签字，说，行——行——行，你这人真是犟到家啦，见过这么多病人，还没有个像你这样的，走可以，一切后果要自己承担。大夫很快写好了一个协议，爹二话没说就签了字。医生还让娘也签了，娘不会写字，大夫替他签上名，让她用右手食指，在上面按下了一个“血糊糊”的手指印。

回到家里，爹一边喝茶一边抽烟，样子出奇的悠闲，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娘和弟弟劝他早些休息，他说，你们先睡吧，我再喝会儿茶。熬了几天几夜，娘和弟弟再也坚持不住了，相继睡去。

爹捱到夜深人静，他找到藏在厢房角落里的镐头，搬了个凳子，走向了大门口。

凌晨四点，娘醒了，她见爹正坐在堂屋门口，向炉子里一点一点填着木柴，炉上的水壶正咕咚咕咚叫个不停，水汽弥漫，笼罩了父亲的整个身体。

娘说，他爹，你还不歇着，大半夜烧水干嘛？爹的话语好像被蒸汽湿透，烧点水，没水了，你睡你的，我一会就歇。

娘迷迷瞪瞪又睡去。第二天早上起来，见爹不在，吓了娘一跳。她赶紧穿衣下床，趿拉着鞋就往外跑，跑出大门，迎面遇上爹倒背着手从外面回来，脚上和膝盖上沾了很多泥水。你下地了？“我去看了看爹和娘，跟他们说了会话儿。要不是你和老二，说不定我再也没机会到他们坟前去了。”

娘听了，酸楚的鼻子迅速胀起来，猛地咳嗽了两声，眼泪从鼻子里流出来，沿鼻沟灌入嘴角。她抬头望了望天，天依旧又高又蓝，可头顶大门上的“书香人家”的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深不浅的空龛。

娘明白了，泪水流得更甚，一张嘴，“哇”地哭出声来。爹说，家里哭吧，让邻居听见光笑话，咱丢不起这个人。娘戛然止住，然后搀住爹努力地跨过门槛，往堂屋走去。

爹去世了，他是在无限痛苦和孤独中去世的。因为，他的二小子终于也没能上完初中，就毫不犹豫去了县城干泥瓦匠。他的大儿子，教了二十年书至今还是个教书匠，而村支书马文秀的儿子马涛涛大学毕业就去县法院当了法官，马操的“淘包”儿子学医进了人民医院，没几年就干上了妇产科主任。村里的人为了一丁点屁大的事，都拎着东西到他们家里坐坐。看到这些，爹的病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加重了，腊月二十八，爹偷喝了一壶酒，结果又出了一次血，正月初八，他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他到死还没弄明白的世界。

七

父亲的去世，让我们这个本来还有点儿尊严的家变得异乎平淡平常，除了母亲任劳任怨地继续她的耕耘和收种。弟弟一刹那却变得无比成熟，他除了帮着种地，就是到城里打工，然后用打工的钱在村口建了一个小超市。建完超市的第二年，他娶了李楼村支书的闺女秀锦当媳妇，秀锦没要彩礼。岳父还送了他一辆八万块的小车和两万块钱的嫁妆。

安稳日子过了没两年，新农村建设开始上马，镇里一部分土地被南方的一个老板以每亩每年一千二百元租用，办起了集体农庄。

超市拆了，弟弟在朋友的邀请下，决定带着弟妹去南方打工，秀锦的爹虽然把弟弟骂了个狗血喷头，尽管他有些瞧不起弟弟，可看在闺女面上，李支书还是想拿出二十万块钱来扶持小两口做点生意。可弟弟执意不肯接受，因为他明白爹为什么而死。他也明白这个社会，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生气不如争气，心急不如经济，有了钱好像整个世界都能买回来。有钱就任性，有钱就牛逼，有钱就是爷。他想像曹三那样，做一个身价千万人人敬羡的老板。

当然，村里人好像看扁了他，早已不把当年的“书香人家”放在心上，放在他们心里的只有钱，马文秀的小儿子马涛涛办错了一桩人命案，死者家属要求巨额赔偿，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吓得马文秀拎着两瓶“五粮液”去求曹三，是曹三花了一百多万上下打点疏通关系给摆平的。常四军说，这年月当官吃个公家饭也不容易，如果不是曹三出手相助，马涛涛个操蛋孩子早从法院给滚犊子了。

日子让人过得纷乱，无着无落。恍惚间入了农历八月，界河镇的小城镇建设迅速推进，新楼建得七零八落，黄色的大吊还吱吱呀呀转着，有的甚至刚挖个深坑出来，那边红色的庞然大物却高举着尖牙利爪，早已把村庄的房屋院墙抓挠得千疮百孔面色全非了，整洁、安适、静谧的小村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片破瓦残垣满地狼藉。

小孟庄的三百来户人家被集体安置在距村东八百米外的一所小学里，学校操场上临时建起了二百多个简易棚，教室两家合住，才总算安排下了三百户人家，还有二十多户没搬，城里镇上有房子的人家，干脆把家搬到了城里和镇上去住了。

搬迁费用和补贴问题是敏感而又棘手的大问题，为了促进搬迁，由村两委和开发商共同协商，先给村里一千一百多口，每人发放一千块钱安置费，那就得一百多万，然后余下的按楼房、平房、瓦房和土墙四个等级，分别给予每平方一千、八百、六百、四百元的补贴，大院子按二百六十元每平方计算，这样，普通老百姓家里至少都能分到六十平方以上的房子，听起来好像十分合理。

村书记马文秀在群众大会上唾沫乱崩，村里大喇叭成了他宣传搬迁的强有力工具：兄弟爷们，姊妹娘们，咱现在赶上了好形势，咱农民也要住上城里人住的那种商品楼了，过上城里人过的那种日子了，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协议，我们最低保证每人六十平方供应，人口多的能给二三百平方，那样就可以分三套房子，三套呀！爷们，这是多美气的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大伙以后啊，可都会有好日子过喽！对了，不单这样，搬迁后，我们这里的土地，要转给开发商集体承包，无论地好地孬，每亩均价一千二百块，到时我们可以不用下地，坐在家里翘着脚丫子就能数钞票了。当然还有，如果你闲得慌没事干，你可以去田里参加劳动，他们会给你发工资，妇女老人还可以搞搞清洁绿化，打扫打扫卫生，一天也能挣他个三十五十的，还管盒饭，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呢，乡亲们！希望大伙儿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不能拖后腿，谁要是不愿意、故意反对或者集中闹事，那就是跟咱广大老百姓过不去，是跟咱这新农村建设过不去，我们就要予以严厉打击，当然，上级对付这种人，还是有办法有措施的。

当然，如果谁家搬迁积极，我们还要奖励，给他发奖金，第一名奖五千，第二名奖四千，第三名三千，以此类推，奖完为止。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要不然呢，这煮熟的鸭子可就飞了，不仅你到手的钱没了，给我们建的新房也会让给别的村。老少爷们们，别光想着自己，还要为孩子们好好想想，他们要住楼，他们要上学，他们要看电影，他们要过城里人过的日子。可不能因为你的那点儿私念，耽误了他们一辈子或几辈子，到时候，他们不但不会孝顺你，而且会恨你，等你以后死了也会嚼你。

八

这个动员报告可谓是声情并茂软硬兼施，把小庄村里的男女老少说得心里都长了草，一个个坐不住了，东家走，西家串，你问他，她问你，甚至有的把打电话打到了城里和镇上的亲戚朋友家，打听和询问县上镇上关于农村城镇建设的消息和建议。

娘这几天跟村里所有人一样，心里慌慌的，六神无主，老是睡不着觉，天天夜里躺在床上，瞪着一双老眼看到天亮，然后才迷迷瞪瞪小睡上半个钟头，天亮又赶紧起来下地。因为地里的玉米熟透了，有劳力的人家早已开着大车小辆把它们转移到了学校里的空地上，要么摊撒到车辆穿行的公路上。

娘刚掰了一篮子玉米，村头的大喇叭又响了，老少爷们，这回是村主任常四军的声音。我宣布一下积极搬迁的农户，第一名，马士心；第二名，常玉成；第三名……

娘听得邻边的田地里咣当一声闷响，那是玉米筐摔在地上的动静，随之叫骂声传来，他奶奶的，房子还没动静，搬迁怪积极，不行，这到手的钱不能叫这帮鳖孙子都挣了，我得看看去。这是孙老二的大嗓门，孙老二干嘛都沉不住气，也不知道，这一次他为什么没去争第一。

孙老二话没说完，早已拉着大排车叽里咕噜消失得无影无踪，娘也没了掰玉米的心思，她半沟没掰完，也推起三轮车往村里赶。

我常年在东北，弟弟玉梁跟弟媳秀锦又去了广州，娘让人打电话给玉梁，让他赶快回来拿办法。可玉梁说忙，让秀锦的爹跟马文秀说了。马支书说，这事包我身上，你老兄放心，咱多年的老伙计了，给我怎么补，就给他玉梁家怎么补。

娘去了村委会，见院子里黑压压站了一群的人，她个子矮，只能站在后边向往里挤，却怎么也挤不进去。会计马峰眼尖，老远就喊，二娘你上这边来，领一千块搬迁费。

娘听到马峰喊她，有点儿受宠若惊，说，俺还没……

人群里炸了锅，孙银胡骂，奶奶的，我们从天不明就跑来排队，到现在连个钱毛还没见着，她怎么刚来就给？治保主任孙保东是他本家大爷，你狗日的把嘴闭上，没你的事少管，人家玉梁——昨天一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你知道个屁，没事——一边呆着玩去。

一席话，说得孙银胡的脸变成了一块红布。他撇撇嘴，没敢再说话。孙二狗冲他呲着牙笑，你笑嘛？老的个屌的，你要有本事，也叫村干部给你家先报上名。

十万块钱发完，院子里还有一大半人没领上，所以谁也不愿意走。常四军说，那不要紧，明天小学校里的安置房建好，谁先搬过去，前十名每家再奖一千元，一起发，少不了一个子儿。赶紧回家准备吧，去—去—去，还愣着干嘛！在这儿等，能等来钱吗？

在钱的巨大诱惑和刺激下，也为了抢占位置条件好点的安置房，夜里两三点钟就开始有人搬家。

天刚明，马文秀牙不刷脸没洗，先披着大衣到村里走了一圈，然后又从村东头逛进小学校里，一见这阵势，不由得喜上眉梢，他看到小学校里一夜住进去了二三十户，村里有一半村民正忙着搬家，当然有不少人还在观望，站在街上或者院子里磨蹭看景，十几家大门紧闭，没有半点动静。他心中窃喜，走在满是垃圾的小街上，不由得哼将起来：大路上走来了我叫陈士夺，赶会赶了个三天多，且说东庄上——唱的那台戏啊！有几出唱得还真不错……

九

他摇头晃脑地正唱着，背后冷不防被人拍了一巴掌，吓得马文秀激灵灵打了个哆嗦，登时愣怔在那儿。他歪头往左看看，看不见人，又把身体转向右侧，看见曹二杆子正笑眯眯地望着他。

马文秀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你狗日的一惊一乍地干嘛！把我魂儿都吓掉半拉，你不是在城里嘛，跑这里干嘛来了？曹二杆子仍笑，马文秀站住，把左脚的鞋脱掉扬了扬，笑—笑—笑，笑你娘的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倒看看你一大早跑来，又憋什么好屁儿。

曹二杆子说，叔，我兄弟的事不仅给您摆平了，我家老三说，还把他调走了。马文秀一听，上哪调？调哪？曹二杆子嘿嘿一笑，你说呢！马文秀急了，你狗日的，别卖关子，赶紧说！曹二杆子说，还能上哪，上市里呗。上市里，马文秀有些不太相信，上哪儿？二杆子说，上市法院，还当上了副科长。马书记一听，有点儿晕，这——这，这是真的？千真万确。马文秀伸手，说，走，老二，家里喝茶，我还有一斤好碧螺春，叫你婶烧俩菜，咱爷们喝点。

曹二杆子摆了摆手，说不用了，叔，我弟叫我来，就是问这搬迁的事怎么样了，还需要多少时间？因为那边玻璃纤维厂的刘总等不及了，他说只能给半个月时间。要不，他再另找地儿。

马文秀一听，别——别介，他那不是说话不算数了吗？曹二杆子说，现在谁有钱谁说了算，上边的领导对他都很尊重，他制定的开发方案市里县里已全力通过，镇里更无权过问，所以搬迁的细节问题由你们村自己拿。

曹二杆子说完，打了个响指，然后左腿一撇一拉急急走了。曹二杆子的左腿是上小学时翻校墙摔的，没接好，就成了现在这个熊样子。

马文秀望着他一歪一斜的匆忙背影，心理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出一根揉搓得软了吧唧的纸烟，塞进干涩的嘴里。

日子过去了两天，仍还有二十一家不搬，四家城里的，两家住镇上。其中一家在城里住的，叫王庆来，儿子是荆河县荆河街道办事处主任，某某办事处在乡下只是一个乡镇的管区，可在荆河县却是个乡镇级别编制，又建制在荆河城中心的地面上，所以很有实权，也可以说是相当牛X，也怨马文秀事先没跟人家商量，所以人家就来了个强量。还有个在镇上住的一家人，姓郭，叫郭广亮，是镇上的派出所指导员，也挺着性子不搬。

这两个人的阻挠，让马文秀十分为难，因为这两个人权力大，关系广，得罪不起，可上边催得紧，又没办法。他苦思冥想一夜没睡，清早起床头疼得厉害，让老婆取闺女买的电子血压计来，他挂到手脖上一量，160/102mmhg，顿时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坏了——坏了，血压又上来了，这可咋办？

马文秀自从当了支书，整天酒场不断，喝东家吃西家，村里红白事儿没落过他。不知不觉，身体胖了，血压也高了，最高180/110mmhg，这可愁坏了马文秀，他心想，我这都干了十三年书记了，再干两年，就能按国家政策拿退休金了，一月千把块钱的退休金，可不能丢了，丢了，那不白干了，村主任干了六年，加上书记十三年，快为村里服务二十年了。二十年，他经历的事情太多，村里和国家发生的变化太大，原来不能干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原来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也都有了。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全都落后去了。现在楼都不想住了，只想住一层两层的小别墅，鸡鱼肉蛋也不想吃了，只想吃点新鲜的蔬菜水果。村里村外公路四通八达，家里家外水泥路面，出门自家的小汽车不开，得有专人拉着，这种日子，别说他小时候，就是二十年前他都没敢动过心思。现在想想，觉得过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心里老是挂着放不下来。

现在，公路边上自家的两层小楼不让住了，要归集体，当开发指挥部。起初，他也有点儿想不通。可新农村建设是上级的要求，别管你同不同意，都得按政策办。再说，新社区，新气象，新生活，距离镇上近，上学、工作、吃饭穿衣，走着买着用着样样方便，年轻人喜欢过这样的日子。对于老年人，哎！马文秀叹了口气，就是不喜欢，也得跟着形势走不是吗。

十

晚上喝着小酒，马文秀浮想联翩，下午给曹三曹建民打了电话。曹建民说，我再找相关单位领导和个人交涉交涉。有了他这句话，马支书就觉得，自己的烦忧一下子去了大半，姑且坐下来，慢慢等待曹三的信儿。

晚上九点多钟，马文秀正要洗脚睡觉，忽然有人敲他的大门，他吓得一下拉灭了电灯。在村里老百姓搬迁期间，他天不黑就给大门上锁。因为村里村外找他的人太多，每天都有十几波，问这问那，当场骂他想揍他的人都有，所以他现在不敢一个人单独去小学校，更不敢在晚上出门或接待任何人。尽管他拉灭了灯，可敲门声却没停下来。他干脆和衣钻进了被窝里，他下定了决心，任谁叫也不开。

一会儿，手机响了，他一看是曹建民的。马上接通。曹三说，叔，是我，建民。县上这边的关系已经疏通了，可那边的郭指导员还没同意。洪副县长发火了，说，他姓郭的再敢阻扰，明天就免他的职，洪副县长管政法，他说话向来说一不二。

第二天，果然听到郭广亮不仅被免了职，还被调到了偏僻的龙山乡。可郭广亮是个倔种，调到龙山乡当普通民警的他仍不同意搬迁，把告状信寄到了市里。没过两天，郭广亮因刑讯逼供被荆河县检察院起诉，当然这宗案子是三年前的，也不知是谁，在这个时候又给拿了出来。

郭广亮的爹娘也没了往日的威风，他爹郭云启差点给马文秀下跪。下跪也没用，郭云启家领了二十万补贴，郭广亮却被检察院依法起诉，判了一年六个月。

眼看入了腊月，小孟庄、李楼、柳泉等四个村的搬迁房也未封顶，说冬天太冷，怕水泥标号不够，只能先停下，等开春再动工。镇上管开发的人说，应该在明年的三四月份就能住上。

玉梁春节回不了家，这让娘很难过，自从爹死了以后，村里也没有多少人对我们家光顾了，门前冷落车马稀，人走茶凉的日子让她体悟得透心透肺。好孬亲家发了话，常四军又是未出五服的本家兄弟，家里的物件，让人帮忙倒腾到了小学操场上一个靠近厕所的安置房里，桌椅床铺破破烂烂搁了大半个房子，娘在门后支了张床，拾掇了一堆砖头瓦块，在门口的空地上垒了个小锅灶，就这样算临时安了家。

安置房里暂时没装电灯，只在操场的四个角里各安了一个大日光灯，所以，原来的家用电器甚至包括手机都成了摆设。这样的日子让小孟庄人感到无比憋屈和无助，再过十几天就到农历新年了，他们的生活却发生了如此困顿不堪的变化。镇上的领导也来过不止一次，每位领导的到来，似乎商量好的，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这困难只是暂时的，望大家稍安勿躁耐心坚持，一开春，大伙都能搬到楼上，去过像城里人一样幸福体面的生活。可这三个月咋熬，他们谁也不说，尤其是马上就要过年，村口的超市尽管还在，吃的喝的用的也算齐全，可大伙守着家中的破破烂烂都不敢出门，不敢去赶集，怕让人偷了钱丢了东西。住在这临时板房里，过年还需不需要贴对联，如果连副对联都不贴的话，那还叫过年吗？

腊月二十五，老天爷又落井下石，下起了雨夹雪，这雪水下了一天一夜。小学校和村子都笼罩淹没在一片白茫茫冷飕飕的冰水中，一天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出来，偶尔闪出一两个缩着头弓着身子往厕所里小跑的男女，有的人家干脆不愿再费这么大麻烦，拎上两个破洋铁桶，端上个痰盂儿，蹲在屋里偷偷摸摸窸窸窣窣就解决掉了，然后盖上盖子把它安置在床下或者墙角里，家里人口多的，索性将铁桶提溜出来，无所顾忌地扔到房门口。

十一

腊月二十八，我和妻子终于赶到了荆河县城，尽管下午四点刚过，天却上了黑影儿，因为刚下过雨雪，天寒地冻，路上也少有行人。我依稀记得，记得有一趟公共汽车经过小孟庄。离家这么多年，我也就坐过两次，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小中巴。

下了火车，我一手提着沉重的行李，一手握着妻子的手，随着几个寥落的行人，急匆匆穿过又暗又冷阴气弥荡的地下通道，向着汽车站的方向快奔。

想找人打听一下，是否还有去小孟庄的汽车，可路上的行人都缩着脑袋，只是用两只眼睛跟我们说话。我连续询问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是木呆呆地眨两下眼睛，摇摇头，便再也没了下文。

我很心烦也很无奈，守着妻子爆了粗口，奶奶的，这鸡巴县城的人都怎么了？连话都不会说了吗！妻子拿眼睛惊奇地看着我，默不作声。

本想打的去汽车站，可辆辆爆满，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破三轮，那个开三轮车的人裹得严实，也不说话，只是伸出食指勾了一下指头。我问，九块？那人点了点头。我说，你宰人吧，一共不到二里路，你要九块钱。那人腾地从三轮车上跳下来，对着我猛吼，你也不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天气，你也不用脑子想想，今天是几月几了，我还要少了呢，就你，少十块不拉。

几句话，把我噎得胸腔滚烫，四肢冰凉。妻子说，坐吧，天快黑了。我的倔劲儿也上来了，坚决地说，不坐，没车也不坐他的。

三轮车夫甩下一句话，犟种，你就等着吧，爷回家过年去了，等到明儿也没人拉你。我对着他的后背，猛猛地吐了一口唾沫，唾沫随风贴在路崖上，顷刻间成了冰屑。

我还是想寻找一辆的士回家，可朝它们一辆又一辆地招手，就是没人停。好不容易逮着一辆，那人一听说去小孟庄，连嘴巴都没张开，一溜水汽儿就跑没影了。

眼看着天黑得看不见了行人，我着了急，急得心里犹如窜火。

“吱扭”，一辆机动三轮车猛然停在我们跟前，泥水溅了我和妻子一身，我正想发火，却看见一个戴着黄帽子穿黄大衣的老头正冲我们傻笑，老人下巴的胡茬子凝了一层稀疏的霜白，因为天冷，那笑容似乎来得特别艰难。老头怕我们犹疑，把帽子脱下来，露出一头花发，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冻得木登的下巴，嘴唇干瘪地说，你俩——上——上哪去？妻子拉了我的袖子一把，意思说要小心，我端详了老头一会儿，看着他不像坏人。就说，大爷，我们想上小孟庄。“小孟庄，是不是那个界河的小孟庄？”

我很惊喜，对，对，是—是。大爷说，正好，我也是界河的，住孙楼，也回家过年，我在烟厂食堂上班，这不刚刚买完菜，正想回家去。如果你们不嫌车里脏，那——我就拉着你俩回去。

妻子往车里看了看，车里的确脏，有泥水不说，还有十几片鱼鳞和几个灰不溜秋的土豆。我看看天又看看妻子，问，咋样？妻子说，那——就坐吧，脏就脏吧！总比站这里挨冻的强。我迟疑了一下，问，多少钱？老头想了想说，你——看着给吧。

我鼓起勇气说，二十块钱，老头很爽快，行，赶紧上车吧，还有老远呢。

于是，我们把包里的报纸、塑料袋甚至连伞都撑开了，铺在车厢里，把东西行李搬上来，挤坐下来。我和妻子相互依偎着，老头戴上帽子，系上下巴的黑带子，然后“嘭嘭嘭”发动了引擎，三轮车一颠一簸沿着轧出的车轮道慢慢地向家的方向滑行。

十二

我将毛呢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把头缩进去，妻子用白绒毛毛的貂绒捂住脸和耳朵，眼圈通红，似乎要冻哭。

我想伸手替她搓搓，她赶忙制止，说，别动，一动，说不定耳朵就要掉下来了。我一下笑了，说，胡扯，哪这么严重。这里可比东北那疙瘩暖和多了。暖和个屁，妻子喷了一口，在家暖气烧得滚烫，出门有小车，商场温度都二十多度，哪受过这般委屈，你看，她伸出穿着的短筒高跟女靴，你看，我的脚都快冻成冰冰了。

我也有些无奈，没想到，到年了到年了，却下了这么一场雨雪，又刮个小西北风，再等上这么长时间的车，早已冻得透了筋骨。这破三轮逆风而行一路颠簸，妻子这种没出过远门的娇女人，不整感冒那才叫一个“怪”！

想到这，我心疼地看了看把颈脖缩进绒毛里的妻子，只露着一团黑漆漆的发顶在外面，心里无限酸楚，顿觉有些许热乎乎的东西溢出了眼角。

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妻子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打起盹来，我推了一下她，说，可不能睡，可不能睡觉，会感冒的。妻子抬眼看了看我，又把头缩进毛领里。

终于到了所谓的小孟庄，它与周围几个村早已变成了遍地瓦砾，哪还有一丁点儿故乡的身影。在车灯的的映视下，破砖残垣随处可见，水泥路面早已被垃圾填满，周围是一片漆黑的旷野，草木稀疏萧萧，东北角一棵光秃挺拔的大树上，几只昏鸦不经意鼓噪两声。

大爷说，到了，好像就是这里，村口的石碑还在，那个一百多年的大柳树还在，可几天工夫，这里怎么变成了一片砖头瓦块，人都搬哪去了？我的天，村子在大冷天的搬迁，这不是折腾人吗？唉！这人一旦有了钱，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好了，纯是瞎折腾，唉！这过得好端端的，又捣鼓个啥哎！

我从三轮车上跳下来，四周黑得一塌糊涂，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把手机的灯光打开，试着往里走两步，一不小心踩上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摔倒，脚踝拧了一下，痛得咬牙切齿，赶紧一步一瘸退回来。大爷见了，问，怎么啦？我说，不小心踩上了一块石头，扭了一下。妻子听说我扭了脚，一下从毛领里钻出来，要下车扶我。我摆摆手，说，没事，坐着，下面水、泥、砖、石头、草啥都有，一步也不能走。妻子听了，马上又缩了回去。

大爷说，你们两人先坐在这儿别动，我到周边看看。说着，大爷下了车，从乱石堆里摸出一截木棒，然后像盲人一样敲打着往前走。我说，给您手机，照着点。大爷说，不用，那东西金贵，别不小心掉下来，摔坏了，等着，你们等一会儿，别躁，别急！

大爷探着头哈着腰，亦步亦趋往前走，身影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妻子抬起头，往周边望了望，吓得又把头低下来，这是什么鬼地方，黑咕隆咚的，怪吓人的。我说这就是咱家，她说别胡扯了，咱家我又不是没来过。十米多宽的水泥大路，路灯锃明瓦亮，两边还栽着红的紫的黄的月季和木槿、青竹，跟花园似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说，拆迁了，正盖楼呢，现在也不知道临时搬哪去了？妻子有些不解，好端端的拆了干嘛？咱娘这么大年纪，膝关节又不好，住得了楼吗？那地还咋种？妻子觉得，关乎母亲，一个独自生活在农村的老太太，面临这么多一大串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所以，她比我还犯愁。我说，那就不种呗！她说不种吃嘛！谁给粮食谁给钱？我说那谁能知道！

十三

我们两个正争辩，大爷回来了，也一瘸一拐，气喘吁吁，大爷说，我走了周围几百米，也没找着一个人，还摔了一跤，摔膝盖了，哎哟——痛死我了，别摔骨折了，还得花一些子钱看病，哎哟——可别骨折了……

我赶紧上来扶他，大爷说，不用，可能没骨折，还凑乎着能走。大爷一瘸一拐上了三轮，点上了一只烟，抽了两口，叹了口气，说，不行，这样吧，你跟我回我们村，我家里一个大院子，儿子儿媳去广东打工没回来，就我和老伴在家，你们去我家先住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再带你们过来找，行不？

我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就问妻子，妻子蔫蔫地说，行——吧。于是，大爷调转车头，向几里地外的孙楼村出发。

孙楼距离镇上只有二三里路，没有拆迁，村里人住得挺安逸。大爷七拐八拐，终于拐到了一条大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说，忘了告诉您俩，我姓孙，就住孙楼村东头。你们两个在哪上班？我望着大爷的背影说，我们在东北的一个大学里教书，两年多没回来了，这不，连家都找不着了。大爷听了，言语里盛满欣喜，你们两个是老师，还是——大学老师？我说是，我教中文，她是教外语的。大爷自言自语，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不知不觉，没一会儿就到了孙大爷的孙楼村，孙楼村跟刚才见到的情形可大不一样，一条城际公路紧挨着村北，公路上灯火通明，车马喧嚣，似乎还能听到男男女女说笑的声音。

进得村来，街路也有十米多宽，路灯煞白分外亮堂刺眼，雪已扫净，堆在路的两旁，女贞子和小塔松位列两旁，绿得发黑，在路灯下闪着油油亮光。街道静幽，偶尔传来几声单调的狗叫，整个村庄好像一个静卧在草丛里的孩子，沉适安然，眯着小眼打着微酣儿。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祖辈生活的那个小村庄，那座灰砖门楼灯笼高悬怀抱缠绵乡愁的古朴老宅，那个安详如彼温暖如此的幸福小家。

似曾相识，孙大爷的三轮车停在街东一个挂着红灯笼漆着浅蓝色彩的大门前，那种家的感觉愈发让我不能自禁。想起了小时候，一放学，我就一路奔跑着窜进家的院子，还没进门，就扯着喉咙叫喊，娘——娘——，您做熟饭了——没有？娘总是笑呵呵地从堂屋里迎出来，伸手摘下我的书包，搂着我的头进屋去。这个时候，我真想一下推开紧闭的大门奔进去，对着宽敞的大院子使劲地喊一声“娘”。

十四

孙大爷叫门的一刹那间，我飞出的魂窍倏然回归。孙大爷先是用手掌使劲地拍打大门，接着冲门缝高喊，他娘，他娘，咱家来贵客了。他的声音很大，像一块大石头猛然砸在冰封的湖面上，炸裂的声音骤然响起，悠宁的夜被迅速打破，激起一阵愤怒的狗吠，在夜空里嘹亮无比。沉醉在旧事中的我彻底清醒过来，接着，听见有人打开房门急匆匆跑进院子。

大门开了，映入我们眼睛的，是一个围着围巾前额散着白发的农村妇女。一开门，就叫，你个死老头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天不好，我还怕你回不来呢！说着，就径自去拍打老头肩膀上的冰屑。

孙大爷赶忙阻止了她，说，你看，这俩是我从县城接来的客人，小孟庄的，大学老师，文化人，小孟庄搬迁，黑天半夜的找不着家了，先来咱这儿住一晚。老婆子，你快去烧汤，做菜，放多多的姜，两个孩子兴许冻坏了，让他们暖和暖和。

大娘一听，赶忙迎过来，先接过闵北手里的行李，又一把拉住她的手，看了又看，这闺女多俊，手多凉，我的乖乖，冻坏了吧，么来，快上屋来。说着，拉着妻子的手就往屋走。边走边回头对我说，你这孩子，也不知道疼媳妇，大冷的天，走这么远的路。

我和妻子穿过院子进了大平房里，这房子又宽又大又干净又漂亮，正中两间大客厅，两边四个房门，门口有个大炉子，两边连着暖气水管。因为家里就一个人，孙大娘没烧大炉子，只在灶间点了个小炉子。大爷说，赶快生大炉子，让他们暖和暖和，你先做饭，我出去趟。说完，一脚踏进院子走向大门。

孙大娘说，大冷的天，你干嘛去？大爷也不说话，咯吱咯吱往外走。

大约过了有半个钟头，我和闵北正喝孙大娘给我俩烧的鸡蛋姜汤，孙大爷却领着一大群人涌进了院子。孙大爷介绍，这是村里的三十多个孩子和十几个家长。他们像一群想急于看戏的人，争先恐后挤进孙大爷的房子，四间屋子顿时塞得满满登登。

孙大娘急了，死老头子，你这是抽什么风，你—这—，她的话被一旁的村主任孙大奎打断了，大娘，我大爷说，咱村里来了两个大学老师，你看这段时间镇里搞搬迁，柳泉小学被占用了一个多月了，孩子们没法上学，落下不少课，咱村里不少孩子，他们爸妈还在广东、上海、南京打工，过年也回不来。这不趁着今天晚上来了两位大学老师，让老师给咱的孩子辅导辅导，补补落下的课。这上学的事可是大事，耽误了可是一辈子，以后不能都在家里种地，或者跟他们的爹妈一样都出去打工吧，这样下去，咱村里以后就真的没人啦。两位老师，不知您们能不能答应，我先代表村里人，给两位拜个早年。说着，郑重其事地给我和妻子深深鞠了一躬。

一群孩子也跟着喊，老师，您给俺们讲吧，俺给您拜年。说着，跪倒一大片孩子，其他孩子见状，也纷纷跪下磕头。

这下，可惊坏了妻子闵北，她急红了脸说，快起来，孩子们，快起来，可不能这样，我这就给你们上课。说着，她扯开围脖脱下大衣，把孩子按一、二、三年级在集中客厅里，我把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集中到东厢房。不补不知道，我发现，孩子们已经落下了将近一个月的课程了，一晚上再努力也只能辅导两三个课时，算起来，这落下的课程全辅导一遍，至少也得十天半月。

我们两人开足马力，一直教到他们夜里十二点，有几个孩子打起盹来，也有好几个孩子精神十足，眼睛瞪得又黑又圆，那认真劲儿让我与妻子感动而心酸。辅导才结束，一个上二年级瞪着大眼睛的小女孩带着乞求的口吻说，伯伯，阿姨，明天你再教我们数学吧，我数学不好，我妈妈打工去了，她说回来我再考不好，就不让我上学了，伯伯，我不想不上学，呜——呜——

这哭声捣碎了我和闵北的心，我不由得泪水灌满了眼眶。说，孩子，你明天再来，伯伯教给你，一定让你考好。小丫头含着泪咧开嘴笑了，笑脸里，两颗尖尖的小虎牙调皮而俊俏。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几个孩子过来敲门，孙大爷也一早骑车出去，打听我的村庄和母亲的下落。

他临出门说，你们俩别急，我这就出去打听，一有准信，马上就回来送你们过去，保证不耽误你们中午回家吃饺子。

腊月二十九的风似乎比昨天又大了一些，分外的冷，孙大爷穿上黄大衣，戴上黄帽子，然后骑上一辆小三轮车，吃力地蹬出去。

我站在大门口，望着苍茫大地上孙大爷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顿生出诸多无以言状的惆怅和无奈。也不知道，自己年老的母亲现在哪里，我魂牵梦萦的小村子到底搬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还能在除夕的晚上，走进那个曾经灯火通明温暖如初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