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奇

20世纪90年代初，我获得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优秀青年自然科学奖学金”，去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继续科研工作。

这个研究所十分讲究开明和平等，每天下午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所长到清洁工，不分贵贱，进来以后就坐在桌边。最使我惊讶的是，当所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总是敞开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自由进出，翻阅他书架上的书，只要留下借条，可以随时将此书借回家里。

刚到所里时，我对这一切还感到很不习惯，一时适应不过来，更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所长不在，一位年长的同事看到我动作拘束，就主动帮助我。

他带我走进所长的办公室，告诉我：进门的右墙边的书架上放的虽是所长私人珍藏的书刊和文献，但我们可以自由阅读;进门前方的书桌上放的都是所长的私人信件，我们不能乱动等等，给我细细地讲解了很多注意事项。

最后，他指着书桌旁边的一个有点像金属制成的抽屉柜，庄重地告诉我：这是所长的绝密保险箱，里面放着有关当年诺贝尔医学奖被提名者以及所长为此收集的所有资料。那是我们的绝对禁区！

这次经历以后，我发现除了找人开会、谈话，或者打电话，所长办公室的门确实总是敞开着。

我又发现，每星期六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他都准时来到办公室，然后一反常规地将门关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长将周末这段没有日常烦事、没有电话和旁人干扰的时间用来审阅一些有关下一届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