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浩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是制定国家政策时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结合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对此,党的十九大也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体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也应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积极地贯彻“新发展理念”,顺应国家的整体布局,有序推进自身发展方式的改革。

1 由要素投入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2]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新常态下,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3]基于此,《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4]提出:“把创新作为推进体育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具体到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就是要完成由传统的要素投入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

1.1 要素投入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政府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导,以纵向科层制管理体系为支撑的体育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在体育资源紧缺、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规模与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有其时代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带来的医疗保障费用增多,致使我国整体的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形成了长期以土地租卖为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模式,但随着新常态背景下国外投资的减少以及农民城镇化进程的放缓,土地租卖获得的财政收入日益萎缩。因此,无论从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政府财政都面临着“吃紧”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支撑体育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期望和能力都在减弱。事实上,随着国际竞技体育竞争的加剧以及竞技体育科技化程度的加深,政府的财政投入已很难维持竞技体育的竞争性发展。此外,随着我国“少子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第一次人口红利期”的逐渐关闭,无论是竞技体育发展还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均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劳动力要素约束[5]。再加上,国家在宏观层面也强调“政府瘦身”,强调官办分离,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以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投入体育发展方式与国家整体性改革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所面临的体制约束、政策约束、项目竞争约束也将越来越大[6]。在这种背景下,由传统的要素投入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了。

1.2 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策略

1.2.1 体育体制创新是根本 我国传统的体育体制表现出典型的“管理主义”倾向,即政府在体育资源的分配上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其通过科层制体系一层层下发指令,进而对整个体育的运作进行掌控。然而,随着民众需求的多样化、国际化竞争的加剧,政府所拥有的体育资源已难以满足国内的体育需求。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发展壮大,政府自身对体育运作的掌控力也在减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严重失衡。这就需要借助新的理论对传统的“管理主义”发展方式进行改革。这种理论就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7]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也被视为我国发展的第5个现代化。

治理与管理在内涵上存在质的差别。治理强调多主体参与,具体到体育发展上,就是其不仅强调政府作用的发挥,也倡导体育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在体育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与管理主义强调政府指令式的垂直控制不同,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体育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三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其关系应当是网络式的合作共赢样态。这对于体育发展而言,其实是一种创新型的体制模式,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与市场的力量来支撑体育的发展,从而破解体育经费短缺、发展动力不足、运行机制封闭等问题,也契合了国家整体的改革趋势,进而减少与国家宏观改革的冲突,获取更多的改革红利等。

1.2.2 体育科技创新是动力 除了注重体育体制的创新外,还应重视体育科技的创新。如果体制创新是保障,那么科技创新就是引擎。不管是在竞技体育的训练与比赛上,还是在群众体育的场馆建设与体质监测上,抑或是在体育产业的设备生产与媒体传播上,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动力日益强劲。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创新促进体育发展的作用发挥上,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体育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相对落后、体育科技创新的保障体系不健全、体育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率低等。可以说,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满足我国体育内生性发展的必要基础,也是增强我国体育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所以,我国体育发展应当高度重视体育科技能力的提升,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吸引社会与市场资金等渠道打造一批体育科技创新平台,改善体育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政府权力壁垒,给予科研院所或企业更多的自主空间与政策红利,健全体育科技创新保障体系[8]。另外,还要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1],使得体育科技创新成果能够快速地实现转化,服务于体育发展。

2 由局部赶超发展方式向全面协调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党的十九大也强调:“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基于此,《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4]提出:“积极推动体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各项体育工作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具体到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而言,就是要完成由局部赶超发展方式向全面协调发展方式转变。

2.1 局部赶超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如果说创新发展的主要着眼点是扩大增量,那么协调发展的主要着眼点则是对存量进行调整与融合。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所能容下的水的最大量,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对于体育发展也是如此,只有各个系统能够协调发展,体育的发展水平才能达到最高。然而,受内部战略选择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体育走的是局部赶超发展的方式[9]。具体表现为:受我国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滞后于竞技体育的发展;受奥运争光战略的影响,非奥运项目的发展滞后于奥运项目的发展;受我国整体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较大的影响,农村体育的发展滞后于城市体育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体育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的体育发展[10]。

与以往党的发展纲要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同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11]。“建成”与“建设”虽一字之差,但其意蕴却有很大区别。提出这一宏伟目标,意味着在未来5年内,国家发展的着力点会更加强调“补短板”,更加强调对发展落后地区与领域的扶持,这也是“精准扶贫”战略的主旨所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2]对于我国体育发展的目标而言,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虽也仅有一字之差,但其实现过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不仅要强调增加体育发展的整体增量,更要强调体育发展当量的协调性配置,尤其是加大对滞后领域的发展支持力度,走全面、协调发展的道路。对此,鲍明晓等[9]也指出:“新发展方式构建要由局部赶超、争光为先向全面协调、科学发展转变。”

2.2 转向全面协调发展方式的策略

2.2.1 将体育发展的中心由竞技体育转向群众体育2011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时期。如图1所示:2015—2060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快速攀升(主要由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所致),在短短的45年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并将于2060年达到第1个峰值(49%),是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28%)的近2倍。在未来45年里,中国的养老负担将迅速加大,这也给原本就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2]。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加重问题上,以美国、日本、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逐渐从传统的重视“事后的医治”向重视“事前的预防”转移,并越来越重视体育在保持国民身体健康上的重要作用,社会保障模式也逐步从传统的医疗保障为主向医疗与体育并重的保障模式转变[13]。这其实也是我国积极推行“健康中国”战略,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关键原因所在[14]。党的十九大也再次要求:“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1]

在此背景下,就要求政府部门把体育发展的中心逐步从竞技体育转移到群众体育上来,进而赢得更多的政策与资源红利。具体到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策略上,关键是要以“社区体育”为基点重新构建我国群众体育组织管理的新形式,进而破解“单位体育”消解后群众体育组织失去着力点的核心问题。同时,还应通过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重新挖掘“单位体育”的新内涵与新形式,进而使其成为“社区体育”的重要补充。

图1 1950—2110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Figure 1 Changes of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s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in the world from 1950 to 2110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

2.2.2 优化运动项目布局 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赶超”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战略,具体就是重点发展奥运项目,并在奥运项目上重点发展传统优势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体操、跳水和射击等)。这种战略选择事实上限制了我国非奥运项目以及一些非优势奥运项目的发展。然而,随着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传统竞技体育强国逐步重视体操、跳水和射击等运动项目的发展,我国在传统奥运优势项目上面对的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受“缩短战线,确保重点”战略的长期影响,我国在其他奥运项目(如田径、游泳、自行车、足球和篮球等)上的竞争力仍难以与传统的竞技体育强国相抗衡。这就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面临着“夺金点”相对饱和、金牌增长的瓶颈限制越来越紧的挑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体育总局调研时强调:“要优化运动项目布局,恶补短板、强项更强……加快提升冬季运动竞技水平。”[15]因此,在优化运动项目布局上,笔者建议:① 进一步强化传统优势运动项目的竞争性,通过创新体教结合新形式扩大跳水、射击、举重、体操等项目的后备人才基础;② 瞄准世界运动项目发展的新趋势,提升潜优势项目(如蹦床、摔跤、跆拳道、击剑、赛艇、皮划艇等)的发展水平;③ 重点发展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以此带动其他运动项目的发展;④ 以足球改革为样板,深化篮球、排球、网球、高尔夫球等运动项目的职业化发展;⑤ 通过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大力推动“北冰南展”计划的实施,夯实冬季运动项目的群众基础;⑥ 借助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政策红利,加大资金投入与制度设计,促进武术、龙舟、舞龙、舞狮、射艺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16]。

2.2.3 从城镇优先发展转向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17]显示:城镇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19.5%,而农村居民的该比例仅为10.4%。目前,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① 制度层面,“国家、省、市、区级”的纵向体育组织管理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基层体育组织管理的问题,使其不能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经常性体育活动,甚至受“政府精简,部门整合”的影响,市、区一级的体育组织管理部门与同级别的文化或教育部门合并,使得其组织管理农民体育的职能进一步被削弱。② 场地层面,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体育场地多集中在中小学校[18],但全国农村中小学校合并潮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体育场地的短缺。③ 社会体育指导员层面,截至2014年底,城镇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占全国总量的93%,而农村的这一占比仅为7%[19]。可以说,不管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场地与人员配置上,农村体育已成为我国体育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短板。

在促进城乡体育协调发展上,笔者建议:① 尽快将群众体育的发展战略从城镇优先发展转移到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上来;② 在乡镇一级政府建立体育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乡镇体育工作站,并以乡镇体育工作站为支点,以创建农民体育俱乐部为平台,提升农民体育的组织管理效率;③ 鼓励城镇的群众体育社会组织走进农村对农民体育进行指导,同时帮助农民建立自己的体育社会组织,进而弥补政府在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上的不足;④ 加大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对撤并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进行清点造册,将其改造为方便农民进行锻炼的场地设施;⑤ 利用农闲时节开设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鼓励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到农村就业,使其能够在工作之余从事农村体育健身指导工作;⑥ 广泛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进行针对农村居民的体育科普知识宣传,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加强对农民体育健身意识的培养。

2.2.4 促进区域体育协调发展 受区域先天资源条件差异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和不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发展差异,尤其表现在东部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差异上。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差异同样表现在区域体育发展的差异上。首先在区域群众体育的发展差异上:东部地区各省、市的人均群众体育经费总体上要多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各省、区、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东部地区的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43.29%和48.13%,中部地区的该比例分别为24.59%和21.45%,西部地区的该比例分别为25.96%和21.96%,东北地区的该比例分别为6.16%和8.47%[18]。《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以及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在总体上均多于中部、西部与东北部地区[19]。受以上因素影响,东部地区各省、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总体上要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17]。

类似的差异也表现在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上,如在反映区域竞技体育发展实力的等级运动员(国际级运动健将、国家级运动健将、国家一级、国家二级运动员)与等级教练员(国家级、高级、一级、二级、三级教练员)的发展人数上:2015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等级运动员发展人数为18 948人,中部地区为9 757人,西部地区为9 328人,东北地区为4 056人;东部地区的等级教练员发展人数为719人,中部为260人,西部为393人,东北地区为227人[20]。在反映区域综合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全国运动会成绩排名上,在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成绩排名前8的省份中,除辽宁省、黑龙江省属于东北地区外,其他6个省份均来自于东部地区[21]。在反映区域职业体育开展水平的高水平俱乐部数量上,东部地区参与2017年中国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的职业俱乐部数量为10家,中部地区为1家,西部地区为2家,东北地区为3家;东部地区参与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16—2017赛季的俱乐部数量为14家,中部地区为1家,西部地区为2家,东北地区为2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要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间的竞技体育发展差距相对较小。

在促进区域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上,笔者建议:① 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成立全国区域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机构,同时鼓励在不同省、市、区间建立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机构,进而形成纵向的协调发展组织管理层次;② 确定全国统一的群众体育基本经费标准,然后再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区域群众体育经费补助标准;③ 定期召开不同区域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联席会议,制订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合作清单;④ 将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整体方案嵌入国家区域发展的总战略。

在促进区域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上,笔者建议:① 国家体育总局应科学地规划好全国竞技运动项目发展的空间布局,通过财政支持、政策优惠等杠杆扶持区域特色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进而避免省市竞技运动项目重复性投资的现象;② 让市场在区域竞技体育资源的交流与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的流动上,更要尽快明晰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的产权归属,逐步建立健全竞技体育人才市场,培育相关的中介机构,进而促进竞技体育人才在区域间的顺畅流转;③ 充分利用体育社团组织跨区域活动的特点及其追求公益性与非营利性的价值取向,让其在促进区域竞技体育资源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④ 对全国运动会的项目设置、评分规则进行改革,使其在促进区域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22]。

3 由灰色单向发展方式向绿色人本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2]党的十九大也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基于此,《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4]提出:“倡导体育设施建设和大型活动节能节俭,挖掘体育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潜力。”习近平总书记[23]在对办好北京冬奥会的重要指示中也要求:“坚持绿色办奥,提升全社会环保意识,加强环境治理和污染防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筹办工作始终。”具体到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就是要从体育与自然环境保护以及体育自身生态环境优化2个维度出发,完成由灰色单向发展方式向绿色人本发展方式转变。

3.1 灰色单向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以及科技水平的极大提升,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已成为必须探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1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对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行了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地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2]。

目前,我国体育发展方式存在着“灰色”“单向”的特点。其中,“灰色”主要是指体育场馆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如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形象工程斥巨资修建标准的大型体育场馆,不仅占用了大片土地,消耗了大量钢材,而且由于缺少先前的规划与设计,导致建成后的场馆使用率较低,与高昂的维护成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一些高尔夫球场、滑雪场、滑冰场的建设也存在“盲目铺摊子,重面子轻里子”的问题,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单向”主要是指发展理念畸形对体育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如我国体育发展中存在典型的“金牌主义”的发展理念,即一切以获取金牌为评价标准。这种理念一方面致使体育管理部门将主要经费投入竞技体育中,从而忽视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导致体育人本价值的丧失;另一方面致使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的体育价值判断畸形,进而导致兴奋剂服用、假球、黑哨等破坏体育公平现象的出现。对此,鲍明晓[25]指出:“当前体育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对体育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战略作用认识不足,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体育精神,导致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不到位。”

3.2 转向绿色人本发展方式的策略

3.2.1 体育发展与生态文明相契合 对于我国体育而言,坚持绿色发展不仅是为了契合国家整体的发展理念,更是为了实现体育的内在价值诉求。不管是从古希腊原始体育样态展现出的对于神灵与大自然的敬畏看,还是从我国古代体育样态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看,体育运动的一个原生动力便是寻求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也是体育运动日益被现代人所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工业化建设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产业结构、居住空间与生产方式。农业占总产业比重与农民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居住空间的集聚化与社区化,生产方式的工具化与智能化共同改变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与关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生态的田园生活日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生活。如果从人类文明进化史进行考察的话,人类的农业文明持续了五千多年,而工业文明才三百多年,农业文明所塑造的文化以及生活样态的巨大惯性其实是促使现代人亲近自然的内在动力。

在实现我国体育由“灰色”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变上,笔者建议:① 积极践行体育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诉求,使体育的发展能够与生态文明相契合;② 改革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把绿色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绿色体育环境治理等作为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落实体育绿色发展责任制[26];③ 加强政策的约束与导向作用,通过制订城市社区公园体育配套设施环保标准、室内健身场所环保标准等兜底线式政策,约束相关主体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中的“灰色”倾向,同时还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引导相关主体积极进行体育场地设施的“绿色”建设;④ 完善立法保护、民众监督、专家反馈等机制,提升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的科学性,严格控制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占用土地较多且存在一定环境破坏性场地的建设规模;⑤ 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中,重视其体育绿色发展理念的培养,进而使其能够向普通民众传授绿色健身知识。

3.2.2 回归体育的人本价值 事实上,从人类身体结构样态的进化上讲,人类目前的身体结构样态是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形成的,其整体的构造主要还是适用于原始的狩猎文化或农耕文明。最近三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却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就导致了人类身体结构样态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因为三百多年的时间对于人类身体结构样态的改变其实是很微小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悖论,即工具的发达和体力支出的减少,使得人类文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一个逐步削弱人的动物性或丧失人的动物机能的过程,从而破坏了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而且较稳定的许多物种机制。这种破坏所引发的恶果体现在现实中就是现代人身体上患慢性病的概率极大增加,精神上患抑郁症、臆想症的概率也不断上升。正如李力研[27]所讲的:如果说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类的生命机制发生着物种的退化,那么以强身健体、娱乐身心、克服病痛为特征的“大众体育”则能最好地反映人类如何自觉地对这种退化的补救。这种补救其实是其回归自然、保持动物性的自觉,也是体育人本价值的重要内涵。《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4]也强调:“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回归体育的人本价值,笔者建议:① 把提升人民健康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发展的核心要务,完成体育发展战略中心从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的转移;② 加强体育价值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将体育价值定位从为国争光为主的单向维度拓展到健康促进、国民教育、文化娱乐、社会缓冲、经济产出和国家认同等多元维度上来,增进国家、社会对体育价值的认识[28];③ 改革体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体系,提高有关群众体育和运动员全面成才方面的指标权重;④ 建立完善的监督与问责机制,加大对兴奋剂服用、假球、黑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⑤ 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将文化课学习成绩纳入运动员等级评定的指标体系,并着力构建以学校培养为主导,以政府培养、俱乐部培养和家庭培养为辅助的多元化运动员培养模式。

4 由内部封闭发展方式向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党的十九大也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1]基于此,《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4]提出:“加强体育与社会相关领域的融合与协作,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体育发展。加强体育对外交往,积极借鉴国际体育发展先进理念与方式,增强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23]在对办好北京冬奥会的重要指示中也要求:“坚持开放办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中外体育交流,推动东西文明交融。”具体到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而言,就是要完成由内部封闭发展方式向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

4.1 内部封闭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我国传统的体育发展方式带有“内部封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① 在我国体育事务的管理与操作上,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体育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受体制、机制等原因的影响,很难真正地参与到体育发展中来。鲍明晓[25]认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薄弱环节之一便是体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不健全,习惯在系统内封闭运行、自求卓越,重办轻管的惯性仍然存在。”② 我国体育在对外开放方面整体上仍停留在参加或举办国际比赛上,在深度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以及体育产业国际合作与分工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第1个方面的内部封闭发展方式而言,主要面临的挑战是随着我国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民众的体育需求日益多元化、层级化,传统的内部封闭发展方式所生产出的单一化体育产品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致使民众需求倒逼体育发展方式从内部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力量日益积聚。再加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规模也不断壮大。截至2014年底,我国正式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已达到32 785个,每10万人拥有的体育社会组织个数已达到2个[29]。此外,“十二五”期间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9.87%,2015年体育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增长至0.8%[30]。与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规模壮大相伴随的是其参与体育利益分配的意愿也日益增强,而这也是推动体育发展方式从内部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重要驱力。

对于第2个方面的内部封闭发展方式而言,其向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有:① 体育就其本体性而言,主要指向人的身体运动,而人的身体运动不像语言、宗教、政治等较多地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至少在形式上体育是人类的一种通用休闲方式[28],所以不管是来自哪个地区或民族,其对体育运动的理解与掌握并不存在较大的障碍,这也是体育实现开放发展的前提;② 目前国际体育发展的全球化秩序格局已经形成,以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各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主导的全球化赛事组织管理体系也得到了绝大部分国家的认同,我国体育要发展就必须融入这一体系,否则就会陷入孤立,这从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也可以看出;③ 随着我国民众休闲性消费的提升,体育产业已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资本的逐利性与扩张性必然要求我国体育产业进行海外市场的开发,进而提升我国体育的全球性地位。

4.2 转向对外开放发展方式的策略

4.2.1 构建体育多元治理体系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强调:“体育改革的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开放2个字……我们要走出自己的体育圈子,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动力和活力。”[31]杨桦等[32]指出:“现在,如果还以封闭的组织办开放的事业,以小众的模式办大众的体育,以传统社会的方式处理现代社会的体育问题……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束缚市场和社会发展体育的活力,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因此,要着重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共同参与的体育多元治理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体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在构建体育多元治理体系上,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具体包括:① 简政放权,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14]的要求,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为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参与体育发展扫清制度障碍;②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的要求[7],尽快制订体育社会组织直接依法登记注册的方案,放开对体育社会组织“非竞争性”原则的限制;③ 推进政社分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33]的要求,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凡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承担;④ 完善体育产业法律法规,加强对体育产业的监督,维护体育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与有序性。

4.2.2 体育发展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所以,我国体育在对外开放发展上也应从“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着手。在“引进来”方面,笔者建议:① 要有选择性地举办一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以扩大我国的体育影响力;② 在某些落后项目的发展上,要积极地引进国外教练团队与训练方法,以提升运动技术水平;③ 要有鉴别地吸收国外一些优秀的体育文化与运动项目,以丰富我国的体育文化生态;④ 在体育产业的发展上,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要求,主动搭建平台、健全制度吸纳境外体育资金与技术,在良性竞争中谋取共赢。

在“走出去”方面,笔者建议:① 要根据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全球体育治理,提升我国在全球体育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既要有针对性地培养相应的组织人才,使其在国际奥委会与世界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任职并承担一定的领导职务,又要敢于在国际体育争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公信力;② 要着力塑造我国体育文化的独特性,积极向国外推广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增强我国的体育吸引力;③ 在体育产业的发展上,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培育一批跨国企业”的要求,鼓励、扶持相关体育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营销与创收。

5 由效率优先发展方式向共建共享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1]基于此,《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4]提出:“加快完善体育共建共享机制,着力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具体到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就是要完成由效率优先发展方式向共建共享发展方式转变。

5.1 效率优先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考虑到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现实条件,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基于此,党的十三大提出:“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34]党的十四大提出:“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35]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36]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37]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8]党的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1]从对以上国家重大文件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七大,我国总体上坚持的是效率优先发展,党的十七大开始对效率优先发展进行调整,注重再分配的公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同时,还辅之以其他分配形式,如投资、资源、经营管理等参与分配,再加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了社会成员、地区、行业、城乡等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影响社会效率和公平。为此必须通过二次分配或再分配来解决。”[39]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发展,我国2016年的GDP总量已达7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为8 126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0]。然而,与人均GDP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据统计,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65,高于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已威胁到整体的社会安全[41]。同时,阶层结构也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当前的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又可根据组织、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分为3个层级,即社会上层、中间层与底层。其中,社会上层主要由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大私营企业主构成;社会底层主要由生活于贫穷状态且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其他阶层属于社会中间层[42]。效率优先发展方式并未使我国形成发达国家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是形成了“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底层人群比例过大,中间阶层比例较小的结构[43]。而且,伴随着阶层差距拉大以及阶层认同“两极化”分离,阶层冲突也日益增多,尤其是底层人群的不满情绪在增强。据统计,2006年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群体维权事件数占了全年冲突事件总数的75%以上[44]。可以说,如何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问题,而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理念的背景。

事实上,我国体育发展走的也是效率优先方式,这也导致体育发展成果更多地被上层或中上层人群所占据,而中下层和底层人群所能获得的体育资源则相对有限。据田虹等[45]的调查: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群体的体育消费行为显著高于其他阶层,而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体育消费行为没有显著差异。刘芬[46]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体育休闲的时间上,表现为阶层越高,休闲时长相对越长的趋势;在参与体育休闲的场所上,上层人群倾向于选择“经营性体育场馆”(比例为76.47%),而底层人群更多地是选择“自家庭院”。田学礼等[47]的调查也发现,各社会阶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整体上呈现出随阶层下降而参与程度减弱的趋势。从这些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同阶层人群的体育参与情况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分化态势,尤其是上层、中上层人群与底层人群之间的体育参与分化正在逐渐拉大,这不仅影响着“健康中国”战略在体育领域的落地,也影响着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达成,更与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追求民众共享体育发展成果的根本宗旨相违背。原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48]指出:“政府要顺势而为,着力补短板、兜底线,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之间资源配置、服务利用和体质水平的差异,维护每一名群众的健身权益。”

5.2 转向共建共享发展方式的策略

5.2.1 从法治层面保障民众共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4]要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体育权利在本质上属于公民发展权的一部分,对于公民体育权利的确认与保障已写进了许多国家的宪法或体育法中。据统计,全球有41个国家的成文宪法明确了公民体育权利。对此,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指出:“重视依法推动群众体育,美、德、英、法等国家都有完备的群众体育法规……值得我们较好借鉴。”[49]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尚没有直接规定公民体育权利的条款,这也是导致我国公民体育权利得不到较好保障的重要原因[50]。

在从法治层面保障民众共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上,笔者建议:① 完善体育法律法规,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修订中对公民的体育权利进行确认,并积极推动公民体育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确认;② 增强体育法律与法规体系的可操作性,厘清体育法律与法规的逻辑结构,在制度设计与语言选择上强化体育法律与法规的强制性特质,明确对侵犯公民体育权利行为的处罚措施;③ 树立体育法治意识,严禁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做到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对于侵犯公民体育权利的行为要给予坚决查处。

5.2.2 从政策层面促进民众共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强调体育发展成果的共享,并不是说不要体育发展效率,而是要在注重发展效率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在从政策层面促进民众共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上,笔者建议:① 健全体育发展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公共听政、专家咨询、民意调查反馈等渠道让民众参与政府体育决策[51],以充分了解其体育需求,进而促进体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② 保障体育资源的底线公平,构建均等化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与分配体系,适当地运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对底层人群进行体育补偿与援助;③ 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税收、参股等形式促进公益性体育社团组织的发展[52],以调动社会力量帮扶底层群体的体育发展。

6 结束语

在我国宏观层面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新时代的体育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抓住这些机遇,进而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首先要明晰的就是应坚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事实上为中国体育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指引。具体到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上,主要完成以下几个转变:由要素投入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由局部赶超发展方式向全面协调发展方式转变;由灰色单向发展方式向绿色人本发展方式转变;由内部封闭发展方式向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由效率优先发展方式向共建共享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