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权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为解决国内人才紧缺的情况，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背景之下，新中国向苏联选派了大量科技生。根据当时国内的需要，这些科技生的专业集中在国防军事、冶金、化工、机械制造、地质勘探等领域。

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科学中心，肩负着培养新中国科技人才的任务。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针对科学院缺少的学科，有计划、有目的的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实习生，是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科技人员除高教部选送渠道外，在中苏两国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后，可以直接向苏联科学院选派留学生。中国科学院也成为当时向苏联派遣研究生、实习生等留学人员最多的科研院所之一。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于1951年成立，肩负着解决当时国家冶金、炼钢等紧急问题。金属所为培养青年科技人才，通过中苏两国科学院的合作渠道，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科技生。这些留苏科技生努力学习、掌握了国内急需的技术，回国后，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国家经济、军事的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关于建国后留苏生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教部系统派遣情况，对于中国科学院的派遣状况的深入研究，至今仍为空白。本文从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档案入手，结合当时留苏科技生的访谈，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为案例，研究中国科学院留苏派遣的过程，科技生在苏联的培养方式以及回国后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

1 中国科学院派遣留苏科技生的整体情况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亲自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中国将“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随后，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规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中苏两国的科技交往，也在中苏同盟关系建立后，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工业技术落后，各种类型的科学人才极为缺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经济各部门就急需补充专门人才100万、熟练工人100万，其中仅工业和交通运输就需要增加技术人员39.5万。而当时我国科研、教育、工程技术、工业、文艺等方面的高级人才不到7万人。甚至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到1952年时也只有研究人员7200多人”([1]，页593)。建设经济、发展科学、改善民生，需要拥有一支庞大的、具备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如何培养新中国的科技力量是当时科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苏同盟的背景下，向科技更为发达的苏联派遣留学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科学中心。建院伊始，中科院即把“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列为三大基本任务之一。为解决院内各类研究人员严重匮乏的问题，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通过向苏联派遣科技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

1953年2月，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代表团于3月5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的热情接待，5月底回到中国东北。它的主要任务是：(1)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科学从旧有基础发展壮大的经验，(2)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3)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2]，页32—33)。1953年9月15日，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并就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加强中、苏两国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由中国科学院每年派遣研究人员若干赴苏联科学院各所进修，年限人数由双方酌定。”[3]这次大规模的赴苏访问，为很快开始的模仿苏联模式进行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建设、确定研究方向，为推动中、苏两国科学院开展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也为此后中国科学院直接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推动了中苏两国有规模、有计划的科学技术合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10月11日晚，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其有效期为5年，并可延长([4]，页162)。《协定》的签订使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的科技交流纳入了政府间的计划。在1957年以前，这是中苏两院合作的一个主要途径。

1955年4月26日至6月23日，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N.H.巴尔金院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在我国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广泛的科学活动。经过交流，6月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建议和加强中苏两国科学院之间的合作的决议》，其中第六条明确提出“互派科学家或代表团进行某些专门学科的短期讲学、访问和考察。为迅速充实某些薄弱的学科，中国科学院拟派遣专业科学工作者或专业小组到苏联科学研究机构访问或学习。根据两国科学院领导的协议，逐渐扩大互派研究生的名额。”[5]

中国科学院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议，于1956年底派遣了赴苏考察团。考察团包括钛冶金、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电工、机械、动力等七个组。38个成员中有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产业部门的工程师和高等学校的教授。参观考察的对象，主要是苏联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所。考察团通过苏联科学家的介绍、座谈、参观、实习、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和阅读资料文献，了解了苏联这几门学科研究工作的概况、进展、成就等。考察团经过调研，对于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苏研究生与实习人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关于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实习人员的问题。考察中七个组都接触了这个问题，有的还和苏方有关部门交换过意见。从接收留苏研究生的机关、导师和研究生三方面了解到的一般情况看，虽然不少研究生的质量水平是够条件的，三方面都满意，但是有一些研究生的专业基础和俄文程度差，一到苏联又必须先攻哲学(实际上就是专攻俄文)，往往要费一年以上的时间。这样，接收机关特别是导师有意见，研究生本人也觉困难。因此建议，在选择研究生时，应该坚持质量水平，严格审查，要求在国内修完哲学课，学好俄文和补习好专业课程，经过再次考试合格，再派往苏联学习。在学科选择上，应首先注意目前我国最缺乏领导骨干的学科，使研究生学成回国后，能即负担我国这一方面科学工作的建立与开展的工作。为了迅速培养研究人员与迅速开展新的研究工作，建议今后应根据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具体计划，更加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派遣实习人员。如果能有一个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带领若干必要的初级人员，出国做半年或者一年的实习，回国后可迅速把某一新的工作建立起来。”[6]此次考察团，是“十二年规划”制定后，中国科学院根据学科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去了解苏联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而确定下一步开展工作的重点。考察团的建议也为中苏两国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更进一步地深入合作，全面深化科技领域的交流提出了需求性和可能性。考察团结合了之前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对派遣留苏研究生与实习人员提出意见，成为中国科学院向苏联科学院派遣科技生的重要参考依据[6]。

1957年11月2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代表团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团长，团员有竺可桢、杜润生、冯德培、吴学周、于光远、刘导生[7]。11月21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和苏联科学院以А.Н.涅斯米扬诺夫院长为首组成的代表团正式开始谈判，商定两院科学合作议定书草案与合作项目。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院科学合作议定书》在莫斯科举行签字仪式。同时，中苏两国科学院还签订了1958年度的科学合作议定书。中苏两院合作议定书的签订，对中国科学院事业与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大批留学生赴苏学习，回国后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骨干。

两份协议都对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研究生、实习生和进修人员做出了规定。1957年的两院合作议定书中第十二条规定“两国科学院根据本国规定的办法接受对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进修、实习、作研究生和函授研究生。这些人员的名额和专业由年度计划规定”。1958年的科学合作议定书中第六条规定“苏联科学院1958年将接受中国科学院进修人员、研究生、实习生，一共不超过150名。具体计划由双方人事部门商定，经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批准后实行。苏联科学院保证中国科学院派来进修人员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并支付医疗费用。除医疗费用外，进修人员在苏联的一切费用由中国科学院负担，财务支付手续和研究生、实习生同；费用标准由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第一季度内通知苏联科学院。”第七条规定“中国科学院在新技术的事业方面，向苏联科学院派遣的进修人员、研究生和实习生可以享有机密资料和绝密资料。”([6]，页74—84)

中苏两院签订合作协议时，干部培养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国内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除大量派送研究生外，还需要派遣有一定经验的科学工作人员去苏联学习做实习生、进修生，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某些新的科学技术，使某些重要的空白或薄弱学科能够建立基础。

1951—1953年，科学院一般是通过高教系统或者工业系统派出少量的留苏研究生。虽然1954年中苏两国科学院已经达成协议“逐步扩大互派研究生”的名额，但从中科院档案中可以看出，中苏两国科学院还未能在短时间内建立成熟的直接“派遣-接收”机制，1954和1955年两次派遣仍是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名额，通过高教部渠道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到高教部对口的苏联大学进行学习[8，9]。直到1956年4月初，由干部培养部副主任陈泽协同秘书、翻译各一人赴苏联会同钱三强秘书长与苏联科学院具体商洽解决派遣人员数量和学科接收问题。经协商，苏联科学院接受了中科院的派遣计划。此后，中国科学院开始向苏联科学院直接派遣科技生，留苏人员数量显著增长(1)1956- 02- 035- 33《呈请批准陈泽副主任赴苏商洽派遣留学生问题》“钱俊瑞副主任并转总理：1956年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之一是：对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的空白学科及急待重拾的薄弱学科，有计划地派遣一批科学工作者赴苏学习。对此，我院于一月间提出你派遣赴苏研究实习生158人名单……为使1956年度已选拔的留苏研究实习生能早日赴苏学习，我院拟于四月初旬派干部培养部副主任陈泽协同秘书、翻译各一人赴苏联会同钱三强秘书长与苏联科学院具体商洽解决上述问题，同时进一步了解苏联科学院培养科学干部的情况。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予批示。一九五六年四月三日”。

表1 中国科学院历年派遣留苏生情况表(单位：人)

续表1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档案

2 金属所派遣留苏生过程及其在苏联的培养

2.1 金属所成立之初的人才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无论是国防建设、经济重建还是国家工业化，方方面面均离不开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之一——钢铁。然而，本来中国的近代钢铁工业就很落后，底子很薄，又经过长年战争的破坏，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成品钢材产量为13万吨，不到当时世界钢铁年总产量1.6亿吨的0.1%，美国钢产量7074万吨的0.226%，居世界第26位([10]，页643)。且生产能力不配套，相关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金属所于1951年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第一批新建的研究所之一，其建立是出于国家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急需优质的钢铁，因此提高有关钢厂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中国钢铁的产量和质量，成为金属所的主要任务。但建所之初，相关科技人员严重不足。当年职工人数486人，其中科技人员170人，只占到35%；各类干部105人，占21.6%；工人211人，占43.4%([11]，页101)。

1952年，国家陆续给金属所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多数是学物理或化学的，普遍缺乏金属专业理论和生产实践知识。金属所一方面统一安排他们学习金属学和金相学，扎实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组织青年科技人员深入工厂，进行生产实习和科研合作，分别组成“鞍山工作组”(组长韩耀文)、“抚钢工作组”(组长王景唐)、“大钢工作组”(组长方柄)，在充实生产知识的同时，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行科研工作，从实践中掌握专业知识，加快培养人才。

但是随着国家建设需求的不断增强，青年人才缺乏系统的金属学科理论培养的弊端越发明显，在生产中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对于学科前沿理论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在全方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之下，金属所通过中苏两国科学院的合作渠道向苏联派遣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以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在1952年分配到金属所的19名大学生中，有9人先后通过中苏两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直接被派往苏联学习。

2.2 留苏生派遣

留苏生的选派主要是参考导师推荐，根据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和工作需要进行选拔([12]，页182)。但此时留苏人员选派的“红”，并不仅限于农民、工人阶级出身，要求相对宽松，只要不是反革命家庭即可(2)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周秀骥访谈，2017年7月9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

中国科学院1951—1955年主要通过高教部渠道向苏联选派留学生。1954年10月，金属所第一次派出研究生张顺天、万晓景(3)万晓景，研究员。江苏常州人。1952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冶金系。1958年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过程物理化学研究生毕业。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上海工业大学副研究员、研究员、冶金系副主任。长期从事高温钛合金及金属氢脆的研究，先后研制出Tc—4、Ti—5621SM，用于航空发动机和航天器的高速回收装置。撰有论文《高温钛合金热稳定性的研究》。去苏联学习。1955年派出研究生毛钜凡、韩耀文。这两次派遣都是通过高教部渠道，派遣到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4)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成立于1918年，当时是莫斯科山地学院冶金系的一部分，1930年学院从莫斯科山地学院分离出来独立办学，当时名为莫斯科钢铁学院，1962年改为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目前是俄罗斯冶金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最好的大学。进行学习。留苏人员都没有经过考试，是从研究所直接选派的(5)徐曾基为1955年选拔出来，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后于1956年派出，并未经所内考试。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通过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直接向苏联科学院派遣科技生。1956年金属所接到院人事局通知，可大批选送留学生，于是所内通过考试进行选拔。1956年，金属所共派出9名研究生赴苏联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进行学习，所学专业皆为当时国家建设紧急需要之学科。徐作华学习金属压力加工、杨乃庚(6)杨乃庚，男，1929年12月生，吉林长春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教授级)。1954年在东北工学院学习，1956年由中科院金属所派遣至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读研究生。现任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金属学会选矿学会铁矿选矿学术委员、湖南省科技进步奖评委会特邀评审员。学习黑色冶金(冶金材料加工)、林祖纕(7)林祖纕，女，安徽省怀远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固态离子学领域奠基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快离子导体研究室室主任、研究员。1948年9月至1952年8月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1952年9月至1953年底在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工作，1954年初至1956年8月在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工作，1956年9月至1960年夏在苏联列宁格勒科学院硅酸盐化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并获副博士学位，1960年10月至1991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学习金属陶瓷、李道昭学习铁冶金学、田德诚学习黑色金属学、徐曾基(8)徐曾基，男，1931年4月生，江苏省吴江市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分配到中科院金属所工作。1956年7月，到苏联科学院冶金研究所深造，1960年10月毕业，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Ph.D)。他在金属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科技处副处长、处长，副研究员、副所长、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和第四、五届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杨念祖、柴寿森、王景唐(9)王景唐，河南安阳人，冶金物理化学家和金属材料学家。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现西安交通大学化学系)。1960年获苏联科学院巴依可夫冶金研究所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为中国的电炉氧气炼钢及强化还原技术的创立和推广作出了贡献。在核燃料铀元件的研制任务中，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负责“电渣熔铸火炮身管、炮尾成型新工艺研究”的工作中，研制成功火箭发动机战斗部壳体和连接环用钢，为国防军工事业作出了贡献。四人学习钢冶金(电冶金)。1956年派遣时，中科院仅有48人符合要求苏联科学院所接受的专业。为实现中苏两苏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的规定，大量派遣专业人员赴苏学习，中科院从高教部留苏预备生中选拔了42名人员派往苏联(10)中科院院档1956- 01- 028《中科院党组关于选派128名人员赴苏科学院各单位实习向总理的请示》中第三点提到，“三、由我院选拔并公安部审查同意出国实习人员的专业与苏联分配接受的专业出入较大，虽经调整，在可以即将出国的128人中，仅有48人适合苏联科学院所接受的专业。因此，我院与高教部商洽，从留苏预备生中选拔了一部分……42人。”。因此，1956年派遣人员中，有2名高教部学生(梁敬魁(11)梁敬魁(1931—)，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资深院士。1931年4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1年秋考入前福州大学化学系(由解放前的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而成的)。1953年秋院系调整转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55年5月被高教部录取为留苏预备生，1955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1955年9月—1956年7月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和哲学，并做出国前的准备。1956年9月作为中国科学院派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学习，师从阿格耶夫院士和戈卢特宾博士。1960年2月在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金属合金热化学和晶体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60年2月回国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余金樑(12)余金樑(1928—)1955年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于同年考取苏联留学的第一批研究生(高教部)，1960年于苏联科学院硅酸盐化学研究所凭借论文《某几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铝石粘土组成、性质和加热行为的研究》荣获博士学位。自1960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工作。为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科学家和激光红宝石研究专家。)通过中科院金属所渠道进行派遣[13]。

中科院1956年选派大批研究生赴苏联学习的准备时间仓促，没有参加高教部的留苏预备班(13)针对1951年首次派遣留苏生所反应的各类问题，尤其是俄文语言能力不足的情况，1952年，中央批准在俄专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培训留苏预备生。从1952年开始，准备派往苏联的留学生都要集中到留苏预备部，统一学习一年，主要是俄语学习和政治理论课学习，除此之外，还要在留苏预备部进行进一步的政治审查工作，以此综合评定留学生的出国资格。俄语学习是业务学习的重中之重，占据了课程的大部分时间，而政治理论课学习主要有两门课程，一是中国革命问题，二是马列主义基础。留苏预备部还为出国留学人员准备所有的生活物资和费用，确保留学生能够顺利出国，而是专门在北京九爷府成立了一个短期学习班，对这批留苏人员进行了不到3个月的集中培训，此次培训内容为俄语，没有马列哲学(14)中科院院档1956- 10- 027《呈钱俊瑞并转周恩来总理关于派遣留学生有关事宜的汇报》(1956年6月7日发文)中提到，“苏联科学院向我们说明这147名研究生已列入他们的研究生名单，并提出务必从九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分批送到莫斯科，我们为完成这一任务，决定将派赴苏联学习的147名研究生从六月十五起至八月二十五止，集中到北京学习俄语并做出国准备工作。”所以，按照准确时间，短期培训为两个月零十天。1956- 01- 028- 01《中科院党组关于选派128名人员赴苏科学院各单位实习向总理的请示》“总理：一、根据一九五六年中苏科学技术协定，我院今年原计划派120人赴苏联科学院各单位实习。最终可出国的共计128人。二、根据钱三强通知最近自苏联来信，苏联科学院准备接受我院实习人员共117人。这些人分散在苏联科学院的27个研究单位，实习专业共72个，其中有29个专业是我国目前急需发展的重要学科……中国科学院。”。经培训后，1956年9月，中国科学院共129名研究生和10名实习生派赴苏联科学院学习。

1958年，金属所再次派出6人赴苏联科学院学习：研究生沈祖洪学习金属陶瓷、俞善庆学习高温涂层、何华春学习金属及合金高温氧化，实习生戴受惠(15)戴受惠，女，湖北武汉人，1932年12月21日出生，1952年由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1958.2—1960.3在苏联科学院金属陶瓷和特殊合金研究所实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863计划高温气冷堆专家组成员，主持完成16项大型科研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和国家发明专利7项，曾受国际科技发明金牌奖、国家级特等、一等和部级一等科技进步奖10项，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能源工业劳动模范、20世纪杰出贡献者6个称号。“脉冲堆铀氢锆燃料元件，脉冲堆(PRC- 1)研制”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学习高温金属陶瓷材料，进修生徐萃章学习X光谱显微分析方法及其在研制合金上的作用。此外，高等学校委托派遣1人，韩锡一学习化学分析(化学仪器)。此批留苏科技生依然通过所内选拔推荐后，确定为赴苏科技生。这批中科院留苏科技生参加了高教部留苏预备部，经过一年的培训后，赴苏联进行学习。

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科学院向苏联科学院派遣留学生人数骤减，金属所再未向苏联科学院派遣科技人员。

表2 1954年—1958年金属所派往苏联科技生名单(16)本表格内容源自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档案以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志整理。

2.3 留苏科技生在苏培养

1956年之前，中科院派往苏联的科技生主要通过高教部渠道，派往苏联的大学进行学习。1956年之后，由中国科学院直接派往苏联科学院或相关学校、产业部门进行学习或实习进修。

1956年后，中国科学院派往苏联的研究生专业和导师在出国前就已确定。专业是根据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7)1956年制定完成，中国第一个科技远景规划，全称《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提出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http://www.cas.cn/zt/jzt/wxcbzt/zgkxyyk2006ndsq/zcyglyj/200608/t20060825_2667969.shtml和“122项协议”(18)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共同进行的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简称“122项协议”)。议定书规定，中苏两国在1958—1962年5年间，共同进行122项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项目的研究工作和进一步加强两国科学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这122项重大项目，基本上包括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与苏联合作、或者由苏联援助进行的关键问题。其中，有57项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涵盖数、理、化、天、地、生，以及电子、激光等新技术领域。，结合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需求来选定。中国科学院对于留苏人员的物质待遇方面给予了很高的标准，规定“赴苏联学习、进修的研究员补贴900卢布/月，付研究员800卢布/月，助理研究员700卢布/月，研究生待遇700卢布/月”[14]。苏联科学院也很重视对于中国研究生的培养，所配备的导师大多为苏联科学界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通讯院士。为迎接中国科学院留苏生的到来，苏联科学院还专门盖了一栋学生公寓，两人一间，设施条件齐备(19)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周秀骥访谈，2017年7月9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中科院留苏学生集中在此居住，也便于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

研究生在苏联读副博士学位一般时间为四年。前两年主要是学习语言、哲学和专业课程。为弥补中国留学生语言方面的不足，苏联科学院专门为中科院留苏生开设俄语课程。通过俄语、哲学和专业课考试的学生，从第三年开始，在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和论文的写作。苏联的导师多为学界权威，对于学生管理较为民主、宽松，在论文选题时，会根据中国国内需求与学生的专业结合，确定研究方向。一般会为留苏研究生配备一名小导师(即二导师)。大导师并不经常与学生见面，只是偶尔与学生谈话，了解论文、实验进展，并指导下一步的工作。日常管理由小导师负责。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每月会进行一到两次的学术研讨会，中科院留苏生参与研讨会，能了解到整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以及各领域的前沿进展(20)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周秀骥访谈，2017年7月9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曾庆存访谈，2016年9月2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

在苏留学生，努力学习，力求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有所贡献。据徐增基回忆，“留苏生平时都在研究所开展实验、撰写论文。八点钟和研究所人员一起上班，下班的时间就不一定了，我们有时候吃了晚饭又跑回去搞实验。我们行动比较自由，苏方也比较尊重我们，保密制度这些只要不是违反他们的规定，他们对我们比较宽松。每天很晚才回到宿舍休息。社交活动较少。”苏联科学院重视中科院留学生的培养，在有中国大型使团访问的时候，会安排中国科学院的留苏生参加，比如1957年毛泽东主席去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留学生，金属所留学生多人参加(21)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中科院留苏生在苏联的生活，工作的八小时之内由苏联科学院负责，工作之外的时间由中国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管理。1951年10月，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向国内呼吁：为搞好留学生的工作，急需在大使馆内部设立公开的专管留学生的部门。……这一部门应有三个干部，务请教育部或组织部派一位较强的专管留学生的干部来，并随带两名助手。……这一部门的成立，不仅对管理留学生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国教育部研究苏联高等教育情况及其经验来说，也是最有效而实际的办法，对改进国内高等教育及将来派遣留学生工作，是有帮助的，对中央人事部了解留学生干部及将来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也有好处([15]，页230)。1952年，中央任命了驻苏联大使馆留学工作的参赞，设置了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并成立了中共留学生党委[16]。李滔(22)李滔，男，陕西潼关县人，汉族，生于1922年6月。中国教育交流协会名誉会长。1952—1960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中共留学生党委书记、留学生管理处主任。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留学生司司长、外事局局长。被任命为教育参赞、留学生管理处主任、留学生党委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八年。1958年9月，为管理中科院在苏联的大批留学生，中科院同意任命张明坦为留学生管理处副主任，专职负责管理中科院在苏留学生(23)中科院院档1957- 10- 012关于请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代管中科院45名在苏进修人员的函中提到中科院在苏研究生140多人，需要中科院派专人来管理。中科院院档1959- 10- 015《关于同意任命张明坦为驻苏使馆留学管理处副主任的函》任职通知“驻苏大使馆：9月15日电悉。为加强留学生管理工作，同意任命张明坦同志为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付主任。1958年10月10日”。

在苏留学生管理严格，参加对外活动，如到苏联家庭做客、参加晚会等，都要向总支汇报。大使馆为留学生统一订阅《人民日报》、分发学习材料，使留学生及时掌握国内的政治形势。定期召开党的民主生活会，由李涛作报告介绍国内政治政策，留学生支委负责传达、布置学习。在苏留学生的政治思想与国内保持一致，国内搞大跃进期间，留苏生也要搞大跃进，四年的学位，能否两年、一年就拿到回国；国内搞红专规划，留苏生也搞红专规划；国内贴大字报，留苏生贴小字报，定学术计划、把苏联学术权威抬回国(意为把自己培养成专家级别，回国从事工作)等等。后被国内党的领导制止了这种现象，指出在苏联就是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学术上要听苏联的，政治上听国内的(24)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指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留学生在苏联的情况。。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即将完成论文的在苏留学生的培养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徐曾基回忆道“苏联导师依旧按原计划进行培养，论文也按时写作完成、进行答辩。原来的留学计划有一些修改，比如说实习这部分就取消了，下冶金厂有些不让我参加了，苏联方面一些保密的课题开学术会，也不让我们参加，对我们比较警惕。但态度还是比较好，私底下的关系还是好的。”(25)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中国科学院方面，对于留苏生论文的保密性也加强了审查。金属所李道昭的副博士论文“在鞍山钢铁公司冶炼包头铁矿所得CaF2- CaO- SiO2- AL2O3系炉渣粘度及其相变的研究”，经中科院向周仁、邹元炳两位专家征询意见后，向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研究所发函指出，“论文内容对包头矿冶炼时的矿物相变问题做了较详细的研究，并且发现新的稀土矿物‘鞍山矿’，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且研究室中苏双方合作项目，是保密范围，因此决定论文不准公开发表。”(26)参见中科院档案：1960- 04- 056。但是1958年派遣到苏联科学院的学生，因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没有完成副博士论文，被迫放弃学位，于1960年底，回到了金属所(27)沈祖洪访谈，2017年12月5日，电话采访。。

金属所选派的留苏人员，在1960年前后，相继回国投身科研工作，成为研究所的青年骨干力量，为国家科技、经济、军事的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4 金属所留苏生回国后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

金属所派出的留苏生，回国后回到金属所工作，基本都安排在实验室副主任、课题负责人等重要科研岗位。为国家的发展需要和金属所的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苏联拒绝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后，金属所承担了分离铀- 235的研制任务。为了确保完成这一重大任务，金属所新组建了铀化学冶金研究室(15室)，李薰担任铀化学冶金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兼真空炼铀组组长是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王景唐([17]，页72)。王景唐结合自己在苏联的研究方向“液态金属表面张力及真空脱碳的研究”积极投身燃料元件的研制任务，与研究所的其他人员一起努力，采用真空冶炼技术提取铀的方法，解决了铀- 235中残余氩的分离和杂质元素碳的去除两大难题，最终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浓缩铀弹芯(28)王景唐之子王甦成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王景唐的创新工作后获得冶金部工业学大庆会议表彰，沈阳市、辽宁省和全国科学大会奖。金属所承担的此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为国家原子弹研制做出贡献的同时，此项任务也推动了学科的建设。真空冶炼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既缺少设备，也缺乏经验和人才，必须从建立真空感应炉开始。通过金属铀的冶炼，也发现和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由此开创了中国真空冶炼技术的新领域。李薰将这一模式形象地称为“任务带学科，设备带学科”([12]，页236—246)。

留苏人员在核燃料元件制造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反应堆是靠装载的核燃料发生裂变反应，产生中子并提供能量的。为了满足反应堆的各种性能要求，以便于补充更换和燃烧后的处理，除均匀性反应堆外，在多数情况下，必须把核燃料制成一定形状的可更换的单元体，才能装入堆内。这种单元体就称为“核燃料原件”。因此核燃料原件是反应堆的核心部分，它的性能直接反应堆的安全可靠性([18]，页188)。

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元件制造业，从1960年起，二机部决定兴建元件厂和元件研究室。为了弥补仪器设备欠缺和技术力量的不足，中科院金属所积极配合、开展协作，帮助克服了各种困难，解决了元件厂建设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技术课题，为我国第一座核燃料元件厂的建成投产做出了重要贡献([18]，页193)。元件厂建成后，从1964年12月，开始试制金属铀元件。为使铝- 镍- 铀层间处于最佳扩散状态，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和元件厂的技术人员做了大量的实验，找出了影响贴紧度的各种关键因素，弄清了扩散层结构与结合强度同气压、温度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据生产设备的情况，选定工艺参数，生产出一批供考验用的元件。这批元件在贴紧度、几何尺寸、外观质量以及芯棒的化学成分、密度、晶粒度等方面，均符合质量标准([18]，页196)。而金属所参加金属釉元件研究的就有留苏回国的王景唐，因当时研究成果涉及核元件制造，属于保密范围。20年后，他和李薰在元件研制方面的贡献，在“特种燃料元件生产流程的研究”项目中得到体现，获得了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除了作为核武器之外，原子能的利用也提供了一个新能源和强大的动力源，并迅速在发电和船舶等工业中获得了应用。而核潜艇就是指用核动力驱动的潜艇。无论是核潜艇，还是原子能发电，他们共同的技术关键是核反应堆，而反应堆的关键又在核燃料元件。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最早开始研制反应堆堆芯。两年后，他们提交了一份《核潜艇动力设计方案(草案)》，后被批准执行。六十年代初，二机部向金属所下达生产堆元件任务，金属研究所曾组织专门的研究室，开展有关元件芯块工艺的研究([18]，页201)。金属所专门为此组建的两个新的研究室是铀化学冶金研究室和铀物理冶金研究室。李薰兼铀化学冶金研究室主任，王景唐任副主任；张沛霖兼任铀物理冶金研究室主任，田德诚为副主任(1962年底张沛霖调二机部任冶金总工程师，改由谭丙煜、戴受惠负责)。王景唐、田德诚、戴受惠均为留苏科技生([17]，页78)。据参加核潜艇动力堆研制的主要成员之一，留苏人员戴受惠回忆，当时研制核潜艇几乎所有材料都涉及金属所，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有：涡轮叶片、核材料、头部材料、火箭尾喷管等。她与实验室的其他成员一同努力，提出技术路线，成功解决了二氧化铀的成型、ADU还原及所需回转炉设备、调试实验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等各个难关，最终完成了反应堆元件制造任务(29)戴受惠.那是我们正年轻.纪念李薰先生百年诞辰(1913—2013)网络专题http://www.imr.cas.cn/zt/lxbn/jnwj_lxbn/201310/t20131023_3961247.html。1970年4月，金属所从事二氧化铀项目的戴受惠等37名专业技术人员，连同相关的仪器设备整建制划归七院十五所。至此，金属所不再从事核燃料元件工作。而参与核燃料的重要大员、留苏科技生田德诚、王景唐、万晓景都被留下来，改到其他新建立的科研领域。

当搞铀冶金的15室整体调出之后，金属所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钛合金。钛是20世纪5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结构金属，具有比重小、强度高、耐蚀性好、耐热性高、低温韧性高和可焊性好等诸多优点。1969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到金属所调研，希望金属所为地方做些贡献，李薰建议可以搞钛合金。当时15室的万晓景原定要去二机部，后被金属所留下，让他负责钛合金的研究工作。万晓景在苏联留学时就是学的钛合金，而主要设备就是研究铀- 235分离时的那台真空自耗炉。经过国内外情况的大量调研，最后确定研究侧重搞航空发动机用的高温钛合金。后来钛合金被成功地用于制造飞机压气机叶片，替代原来的不锈钢，由于重量减轻，得到了实际应用，钛合金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了，同时金属所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12]，页265)。万晓景作为第一完成人的项目“一种高温钛合金研制及应用研究”1986年获得了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30)中国科学院金属所60周年所庆(1953—2013)获奖成果http://www.imr.cas.cn/zt/60/hjcg- 60sq/。

1966年文革爆发后，金属所受到严重冲击，“极左”路线曾经力图把金属所变为“专政工具”，金属所科研队伍遭到严重摧残。1967年，全部高级科研人员受审查，靠边站；1969年，所内绝大多数科技人员被清队下乡、撵到农村长期“插队落户”，科学研究陷入瘫痪状态(31)徐曾基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文革时期，不少工厂停产，一些重要的机电产品，尤其是设计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发生严重滑坡或失控，这一问题对中国军用飞机的质量产生严重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形形色色的航空质量事故。大量的飞机失事在空军中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上到下，对国产飞机质量产生了普遍的疑虑和不安。1971年8月12日，空军驻场代表在验收某型号飞机时，发现飞机的20框轮缘有大范围的自行开裂现象，当场拒绝验收。经层层上报后，最后这一问题反映到中央军委，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安排处理，要求迅速查明原因。9月1日，辽宁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人带领该厂有关负责人来到金属所，希望金属所能够成立工作组，负责查清此事([12]，页289)。李薰借此机会，将下放到农村的科研人员调回金属所，重新投入科学研究。王景唐在71年当年被调回，加入飞机事故调查小组(32)王景唐之子王甦成访谈，2017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工作小组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军机采用的一种新钢种GC- 11钢的断裂和冷加工氢脆有关，经过反复的实验与分析，找出了事故的本质原因，并得出结论，未镀锌的钢框可以放心使用，不必更换。军机问题得到解决，科研人员借此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时在钢的抗疲劳断裂性能方面的基础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文革结束之后，留苏科技人员都回到了科研的工作岗位，在金属学科多个方向上做出了重要的突破，荣获了各类科研奖项。

表3 留苏科技生为主要完成人的1980—2000年金属所荣获的重大科研奖项(国家级、中科院级)(33)中国科学院金属所60周年所庆(1953—2013)获奖成果http://www.imr.cas.cn/zt/60/hjcg- 60sq/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批留苏科技生很多走向了研究所、实验室的领导岗位，从所和室的整体层面来规划、推动金属所的发展。如王景唐，1991年任快速凝固非平衡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开拓了非晶态领域的研究工作，其承担的“非晶态金属的形成与晶化过程研究”等课题三次获得中国科学院奖项。王景唐研究的Ni-P等非晶态钎料的应用，在计算机硬磁盘、磁记录材料、电子材料、半导体材料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该项目获得了1989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非晶态合金和非平衡加工是后来金属所研究的重点方向。王景唐也培养出了卢柯院士(34)卢柯(1965.5—)，著名材料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2012年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主要从事金属纳米材料及亚稳材料等研究，纳米金属材料团队带头人。获国家专利6项，国际专利1项。等一批杰出人才，不断推动金属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随着机构的调整、变动，许多留苏人员离开金属所，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张顺天曾任金属所金属压力加工实验室主任，金属所副所长，后调任上海宝公司钢铁研究所所长。在这批留苏生中，徐曾基于1986—1990年期间担任金属所所长，为金属所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曾基从苏联回国后，担任实验室副主任，后转任计划处副处长(即现在的科技处)，负责管理全所各研究室的科研计划、课题任务，对于研究所的管理、课题的争取和分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徐增基在苏联留学的过程中，了解了苏联研究所的管理方式，切身体会苏联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但也发现了苏联学术权威绝对的学术话语权问题。回国后，在担任计划处副处长期间，负责协调全所课题计划，并与其他单位沟通、协调，在此过程中，深刻意识到国内不同单位之间条块分割、不愿共享学术成果、科研机制僵硬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阻碍了学科的发展。结合在苏联的学习的体会和多年管理经验，1981年2月至1990年8月，他在担任金属所常务副所长、所党委书记和所长期间，积极探索研究所的改革途径，为组织领导全所改革做了大量工作。1983年，他接受了金属所为中科院改革的试点单位的任务，为了改变研究所“一潭死水”、“条块分割”、“大锅饭”、“论资排辈”等问题，使研究所人才得以流动，优秀人才得到施展的空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举措，包括调整所级班子；调整研究室，室主任实行任期制，科技队伍试行有领导的自由组合；建立岗位责任制等。

金属所派出从1954—1958年间，共派出了18+3名(3名为高教部委托派遣)科技生到苏联留学。回国后，这些留苏生依然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新中国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徐曾基、王景唐、韩耀文等共同努力之下，在学科方向上，金属所实现了战略转移，由过去以传统结构材料为主转向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研究。明确以快冷非平衡材料、复合材料、磁性功能材料和特种结构材料为四个主攻方向，从材料研制转向材料与器件并重，使选题更加切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学科方向的转变，使金属学科的建设更加现代化、接近科技前沿，为金属所今后的学科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结论

在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景下，建国后留苏科技生的派遣是为解决当时人才紧缺的一项重要举措，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中科院金属所从1954年到1958年，向苏联派遣了21名科技生，学习当时急需的金属冶炼等专业。

这些留苏生回国后，紧跟时代的需求，服务于国家。60年代，这批留苏生刚刚回国，结合自己在苏联学习的专业知识，承担了国家急需的核工业研制、特殊钢研发以及钛合金研制等重要工作，并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改革开放后，留苏生结合新的时代需求，通过到欧美国家交流学习等方式，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带领金属学科开辟新的领域，实现了金属所研究从以传统结构材料为主转向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研究的转变，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金属所留苏生回国后的发展也反映了中科院20世纪50年代派遣至苏联学习的科技生的重要贡献。这些科技生回国后，大多从事科研工作，结合在苏联所学，抓住时代的机遇，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