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晨予 范 红

以长江中游省会（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城市品牌为研究对象，基于谷歌GDELT全球新闻报道全覆盖全样本大数据、西蒙·安浩的城市品牌指数理论和六大维度评价体系，运用词向量人工智能语义数据挖掘的技术方法，通过对互联网新闻报道文本的认知识别与情感识别的映射转换，判别和揭示出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的基本特征。四座省会城市的城市发展机会具有共性优势，但城市声望地位有待共同提高，城市素质、城市基本条件、城市环境素质、城市活力相对平衡一般；四座省会城市品牌从高到低依次为：武汉、长沙、合肥、南昌。

一、引言

省会城市是该省政治文化经济科教交通中心，又是省与省之间联系最紧密和城市功能最相似的城市。长江中游四省区域空间分布相对对称，江北为湖北和安徽，江南为湖南和江西，彼此之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集群战略发展空间（其中，安徽左右逢源，一方面可归于长三角，一方面又可归于长江中游）。长江中游四座省会城市空间距离也相对适中（太远了，不利于彼此间的空间联动；太近了，不利于分别对本省区域的中心带动），彼此间抱团取暖，抱团发展，抱团崛起，抱团形成省会城市集群高地，这对于带动引领各自大城市圈发展，继而带动引领各自本省区域发展，乃至同频共振带动引领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崛起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部城市群已成为国家长远规划发展的六大城市群之一，长江中游省会城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成为中部城市群的龙头引领者。在新一轮城市化竞争进程中，城市品牌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放眼世界，城市品牌在城市振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圈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城市品牌的学术研究和城市品牌的塑造传播方兴未艾，例如上海明确提出四大品牌发展战略并强力推行之。这一着眼点对于长江中游省会城市集群崛起尤为重要。本文立足对当下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基于全球新闻报道大数据的映射判别，以期对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未来国际化塑造传播，提供一个特定视角下的参考。

本文基于西蒙·安浩的城市品牌指数理论和六大维度评价体系［1］，以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为研究对象，以谷歌GDELT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大数据以及词向量智能语义数据挖掘为判别依据和衡量方法，通过对2018年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维度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就其城市品牌分别进行相关映射判别。在此基础上，针对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城市品牌进行分析评价。旨在判别揭示出四座城市分别在长江中游省会中的坐标位置、城市品牌的维度结构特征以及异同与优劣，并判别揭示长江中游省会城市集群性城市品牌的基本特征。

二、理论框架与相关研究

（一）城市品牌相关理论

城市的竞争与发展涉及诸多方面，而城市品牌是一个重要维度。城市品牌学（city branding）的过往研究［2］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中，各个城市为了发展都在竞争相关全球资源（人才、投资、旅游等），通过运用管理学品牌化经验，将城市当作一个品牌来经营，有利于明晰和提升城市对全球资源的竞争优势从而赢得发展的先机。

具体而言，城市品牌塑造者通过对城市品牌各个维度建构相应的城市品牌识别（city brand identity），包括认知识别（cognitive identity）和情感识别（affective identity）等，继而依托相关媒介将城市品牌识别投射到传播受众的主观感知当中，以产生相应的城市品牌形象（city brand image），包括认知形象（cognitive image）和情感形象（affective image）等，最终形成相应的城市品牌。正如品牌通过增强消费者的满足感（satisfaction）、自尊（self esteem）和颜面（prestige）从而促进消费行为一样，城市品牌也沿着类似的进路，以其关联的特性（attributes）和益处（benefits）促进着公众、居民和决策者等产生对城市的各种正面行为，从而不断提升城市对全球资源的竞争优势。而这一效应也已被过往研究反复地证实［3］。

正如阿克尔［4］所指出的，城市品牌识别是由传播者创造的，它提供了城市品牌的发展方向、目的和意义。换而言之，城市品牌战略愿景的核心，驱动着诸如认知和情感等城市品牌关联（city brand associations）经由相关媒介向相关传播受众的投射。而城市品牌形象则由传播受众所接收，是传播受众产生的对城市品牌的感受和认知。城市品牌识别与城市品牌形象共同组成了城市品牌。

在城市品牌中，认知和情感被普遍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品牌关联［5］。前者表征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对城市各种属性（attributes）与特征（characteristics）投射的（即传播者的城市品牌识别一方）或形成的（即传播受众的城市品牌形象一方），信念（beliefs）与认识（knowledge）；后者表征了利益相关者投射的（即传播者的城市品牌识别一方）或基于与城市相关过往经验（如经历过的地方、人物以及与城市相连的事物和组织等）而产生的（即传播受众的城市品牌形象一方），对城市的态度（attitude）和感情（feelings）［6］。可以说，认知和情感是衡量城市品牌的两大核心抓手，而产生两者的基础以及两者作用的对象则是城市品牌的各个分支维度。

相比已见诸相关文献的诸多城市品牌理论和维度体系（如国际创意城市生命力指数the Vitality Index of Creative Cities International、欧洲城市品牌张力指数Saffron European City Brand Barometer等），西蒙·安浩建立的城市品牌指数（the Anholt-GMI City Brands Index）理论［1］更具影响力，已被广泛地运用于评价城市品牌及其维度，如被用于衡量上海世博会对其城市品牌的影响［7］上。该城市品牌指数六大一级维度包括：城市声望地位（Presence）、城市环境素质（Place）、城市基本条件（Prerequisites）、城市素质（People）、城市活力（Pulse）、城市发展机会（Potential）。

城市声望地位维度衡量的是城市的国际状态和地位，包括城市的国际声誉与名气、全球对城市的熟悉度以及该城市在全球科学、文化和城市治理上的贡献。城市是否能够吸引人们前来置身其中亲身体验，是否拥有或产生全球知名的人事物以及是否对世界做出相应的贡献等，都将影响这一维度的取值。

城市环境素质维度衡量的是城市的户外实体方面，包括在城市户外旅行活动的自然地质环境、城市的美丽程度、城市的气候。城市是否能够让在户外活动的人们和在城中移动的人们感觉愉悦，是否有宜人的气候等都将影响这一维度的取值。

城市基本条件维度衡量的是城市的基本质量，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公共服务。城市是否能够吸引人们前来居住，人们是否能够较为容易地找到城市中满意且价格可承受的居所，以及城市是否拥有水准之上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公共交通、体育设施）等都将影响这一维度的取值。

城市素质维度衡量的是城市的友好程度、文化多样性和安全感，包括城市居民的热情好客的程度、城市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包容度、城市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城市中的本地人是否令外来人感受到温暖和友善而非冰冷和歧视，人们是否能够较为容易地找到并融入共享他们文化的社群以及城市是否让人感到安全等，都将影响这一维度的取值。

城市活力维度衡量的是城市的有趣程度和新鲜程度，包括城市激动人心的程度、城市的新鲜感和城市趣味活动的丰富程度。在城市中是否总有有趣的事情做，在城市中是否总有新鲜的事物尚待发掘，以及在城市中是否总能够方便地进行休闲娱乐，都将影响这一维度的取值。

城市发展机会维度衡量的是城市的经济机遇和教育机会，包括城市为来访人员、经商人员、移民提供的就业、投资和教育机会。在城市中是否比较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城市是否有适合投资的环境，以及在城市中是否有进一步深造的教育环境，都将影响这一维度的数值。

上述西蒙·安浩的城市品牌指数每两年更新一次，通过在10个不同国家进行5000多次在线调查问卷，以衡量全球五大洲50座城市的城市品牌。在每个国家进行的至少500次调查问卷中，抽取的样本权重与该国网络用户的关键人口特征（即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相一致。该城市品牌指数理论中的六大维度，将被本文用于衡量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

（二）基于新闻报道的城市品牌识别映射

进入21世纪以来，从国家形象品牌到城市、企业、产品形象品牌日益受到重视，其中媒介形象对形象品牌塑造传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过往研究中，基于新闻传播的媒介形象研究触角敏锐，呈现出不少新的探索视角。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8］，《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地方媒体［9］，以及纽约时报［10］等国外媒体，都曾多次对新闻报道文本媒介形象塑造传播的新创造进行了相关描述和阐释。而学术界的研究则重点在深入探讨这方面的价值所在和机制机理上下功夫，其中不乏针对新闻传播作用于城市品牌的探索研究。

新闻传播学的国内外过往研究［11］［12］共同认为，传播受众往往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了解一座其未亲身经历的城市。正如昆茨奇［13］所指出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些有关遥远地方的信息往往不会被其视为切身相关的。因此，人们并不会去努力追寻第一手的信息来源，并进而去验证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样，经由媒体传播而来的现实往往成了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某座城市的受众所认为的客观真实。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更是常常被用来描述这一映射关系，即映射是从“原象”到“象”的对应投影。城市本身是映射关系中的“原象”，而关于新闻报道的文本则是映射关系中的“象”。在新闻报道文本中所蕴含的城市品牌识别（通常以认知识别和情感识别为核心）的“象”借由媒介传播作用于传播受众，进而产生相应的城市品牌形象。

由上可知，新闻报道起着连接传播者塑造的城市品牌识别和传播受众形成的城市品牌形象的中介作用，这也是一种以城市品牌的认知识别和情感识别为核心的映射。通过对新闻报道中的城市品牌认知识别（表现为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城市品牌情感识别（表现为新闻报道的情绪）进行挖掘分析，能够把握城市品牌识别的“象”。进而，一方面通过基于映射追根溯源，把握城市品牌本身的“原象”，另一方面通过基于映射正向推演，把握城市品牌形象。换而言之，这种挖掘分析能够较好地衡量城市品牌的建构。正因为此，对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往往被用来衡量城市品牌。可以说，通过新闻报道的认知识别和情感识别来映射判别城市品牌，是从城市品牌关联（即认知和情感）向城市品牌维度的映射，也是衡量城市品牌的一个新途径、新视角和新方法。

（三）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大数据库

随着人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新闻报道（包括传统媒体的互联网新闻）成了人们获取城市品牌信息的主要渠道。谷歌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GDELT大数据库应运而生，该大数据库全称为“事件、语言和情感全球数据库”（the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and Tone），通过全天候不间断地对全球超过100余种语言的已互联网化的传统媒体（印刷、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新媒体的报道进行全样本采集，并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报道中的事件、主题、情感等都进行了识别，每隔15分钟更新识别结果，每年的识别结果的数据量平均为12.5万亿字节。

基于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大数据的研究自2011年始，以国际研究为主，至今已发表国际学术论文43篇，主要集中在数据科学领域，侧重于基于人工智能的解析。这当中既包括预测性/解释性研究，也包括描述性研究。前者包含基于机器学习算法［14］或基于隐马尔科夫模型［15］对社会动乱事件的预测研究，后者包含对全球互联网媒体对2016欧洲难民［16］和对全球灾害事件［17］的报道分析等。在传播学领域，GDELT大数据已被成功运用于当下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18］之中。国内政治学领域亦自2018年开始［19］，首次使用GDELT研究社会情绪。谷歌GDELT数据库已经成了全球新闻报道大数据全样本研究的主流文本材料，但GDELT尚未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应用研究。

（四）词向量智能语义数据挖掘

基于词向量的智能语义数据挖掘研究方法［20］，是当下前沿的智能语义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对文本进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仿生隐喻［21］的非监督式机器学习，将文本中的关键词转化映射为高维语义空间中的词向量。基于该研究方法，关键词所指的意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可以通过定量衡量对应词向量之间的几何关系获得。相比传统的词频统计方法，基于词向量的智能语义数据挖掘研究方法能够更加深度地抽取文本中的核心信息［22］。2018年，该研究方法被芝加哥大学团队以及复旦大学团队分别首次运用于文化社会学［23］和国家形象承载力［24］的研究中。在前期成功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继续运用基于词向量的智能语义数据挖掘研究方法，以挖掘GDELT大数据中的城市品牌信息。

三、研究方法

（一）大数据采集与提取

基于城市品牌映射判别的新闻报道文本大数据的主题取值与情感取值，对应城市品牌识别的认知识别与情感识别。本文基于自行研发软件模块1（大数据软件模块），以年度为单位将与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相关的GDELT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文本数据全部采集抓取下来。同时，依托谷歌提供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技术，将每一则新闻报道所含主题和情感取值，自动化地翻译转化挖掘提取出来。

（二）智能语义数据挖掘、映射转换和维度取值

本文基于西蒙·安浩的城市品牌理论对各个维度的文字描述，以及词向量人工智能语义数据挖掘技术，建构从GDELT大数据中每一则与某座城市相关的新闻报道所含主题和情感取值，到该城市品牌各个维度上取值的映射转换。具体而言，首先，对所有新闻报道进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仿生隐喻的非监督式深度机器学习，从而建立一个词向量高维语义空间。以在该词向量高维语义空间中的该则新闻报道所含主题在城市品牌各个维度描述文字上的投影取值为加权的数值，以该则新闻报道的情感取值为加权的权重，进行加权累加，从而获得该则新闻报道对该城市的城市品牌各个维度上的累计。其次，以年度为单位，将每一则与全部城市相关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在相应城市品牌维度上的累计再累加，从而获得各个城市当年在城市品牌各个维度上的取值。最后，将各个城市当年在城市品牌各个维度上的取值相加，即获得每一个城市品牌之和的相关数值。

为此，本研究自行研发软件模块2（人工智能软件模块），依托非监督式机器学习建构的高维词向量，将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全样本所含主题和对应情感取值，通过相应词向量的高维语义空间映射转化累积到城市品牌维度的取值上。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并加之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城市品牌进行异同与优劣比较。即以年度为单位，基于各个城市在城市品牌各个维度上的取值，判别揭示各个城市品牌在长江中游省会城市中的相应排名位置，判别揭示各个城市的城市品牌的维度结构特征，最终分析比较各个城市品牌的异同与优劣。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揭示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集群的基本特征。

四、研究发现和基本结论

（一）相关报道数量分析

全球互联网媒体对长江中游省会城市进行新闻报道的总数量较低。2018年涉及长江中游四座省会城市（南昌、合肥、长沙、武汉）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共计17861篇，占同年度涉及全球所有城市的互联网新闻报道总数（共计7329501篇）的0.24%。

长江中游省会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出现在同一则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中的数量较少，共计68篇，占涉及所有长江中游省会城市新闻报道总数的0.38%。

在长江中游省会城市中，涉及武汉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的数量较高，共计13413篇，占长江中游省会城市新闻报道总数的75.1%。这一数量远远超过长沙（2361篇，占13.22%）、合肥（1709篇，占9.57%）、南昌（776篇，占4.34%）。

在长江中游省会城市中，武汉与其他三座城市在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中的联系最为紧密。在涉及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中，与南昌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报道中的数量最多的城市为武汉（共计133篇），与长沙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报道中的数量最多的城市也为武汉（共计340篇），与合肥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报道中的数量最多的城市仍是武汉（共计181篇）。

从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的数量上来看，长江中游省会城市这一集群并不突出，总体上新闻报道数量相对偏少。而在四座省会城市中，武汉最引起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的关注，新闻报道数量相对较多，与其他三座省会城市新闻报道联系得也最为紧密，成了长江中游四座省会城市新闻报道的相对焦点和相对核心，其他依次是长沙、合肥、南昌。

（二）城市品牌取值排位分析

从长江中游各个省会城市的品牌维度取值（见表1）进行判别，可以发现各个省会城市的城市品牌的高低优劣。

表1 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维度取值

无论是在城市品牌的六个维度上（即城市声望地位、城市环境素质、城市基本条件、城市素质、城市活力、城市发展机会），还是在城市品牌的总体上（即上述六大维度的取值总和），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皆呈现出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的从高到低的分布。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的取值与相关新闻报道的数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尽管在本文中只有四座城市的样本，不适用于做统计相关或回归验证，但是相关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数量对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取值的正向影响效应，却可以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图1展现了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总体取值，与相关新闻报道数量的关系。从图中可以发现，后者（横轴）与前者（纵轴）形成了正相关的关系。无论是从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数量上看，还是从城市品牌的总体和六大分支维度上看，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均呈现出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的高低强弱次序。

（三）城市品牌维度结构分析

基于雷达图，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的维度结构特征分别如图2-5所示。

对于武汉的城市品牌而言，其城市发展机会和城市素质维度较为突出，其次是城市基本条件和城市环境素质维度，需要加强的是城市声望地位和城市活力维度。

对于长沙的城市品牌而言，其城市发展机会维度较为突出，其次是城市素质维度，再次是城市基本条件和城市环境素质维度，需要加强的是其城市声望地位和城市活力维度。

对于合肥的城市品牌而言，其城市发展机会维度较为突出，其次是城市素质维度,再次是城市基本条件、城市环境素质和城市活力维度，需要加强的是城市声望地位维度。

对于南昌的城市品牌而言，其城市发展机会维度较为突出，其次是城市基本条件、城市素质、城市环境素质维度，再次是城市活力维度，需要突出加强的是城市声望地位维度。

基于上述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映射判别的实证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可综合如下：

第一，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城市品牌无论是总体还是各个维度，都呈现出武汉、长沙、合肥、南昌依次降低的情况。这一基于城市品牌维度取值形成的坐标位置,与相关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数量正相关。换而言之，城市的报道数量对城市品牌维度数值有正面影响。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大致可分为三个梯次：第一梯次是武汉；第二梯次是长沙、合肥；第三梯次是南昌。武汉的城市品牌维度数值相对较高，南昌的城市品牌维度数值相对较低，两者之间落差较大。

第二，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城市品牌呈现出不同的图示形态，亦呈现了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优势与劣势。但总体上看，长江中游四座省会城市的城市品牌维度结构大同小异。而从集群性特征来看，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呈现出的共性特征是：城市发展机会方面是共性优势，而城市声望地位方面最需要共同提高，城市素质、城市基本条件、城市环境素质、城市活力相对平衡一般。

第三，城市品牌维度数值与新闻报道文本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新闻报道文本数量的多寡对于城市品牌的正负影响举足轻重，一般而言，针对一个城市的新闻报道文本数量越多，这个城市的品牌就越好。尽管基于不同城市的新闻报道的认知识别和情感识别不尽相同，或有褒有贬，但从总体上看，新闻报道文本数量越多的话，对于城市品牌是利大于弊的。进一步说，这也表明全球互联网新闻报道无论对于映射判别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还是对塑造传播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启示与建议

（一）城市发展对城市品牌具有相关基础性作用，而城市品牌对城市发展的反作用也不可忽视

城市品牌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城市品牌的强弱高低是由上述六大维度所决定的，但又是由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所决定的。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竞争力所呈现出的武汉、长沙、合肥、南昌从高到低排序，恰恰是这四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从强到弱的对应反映。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忽视城市品牌对城市发展的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强调城市品牌的塑造传播时，切不可忽视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在强调城市发展时，也不可忽视城市品牌的反作用助力。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品牌本身的独特功能和独特效益，是城市发展所不能替代的。

（二）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集群和城市发展集群的重中之重是武汉和南昌

从长江中游空间集群发展战略而论，在这四座省会城市中，论证谁才是真正的重要枢纽节点，就需要从全局来加以观照和分析。武汉作为重要枢纽节点已成共识，而南昌之所以可理解为重要枢纽节点，关键需要确立两个前提（而这两个前提对应国家发展战略大局而言正逢其位）。一是要把长江中游四省作为一个区域集群发展体来看待，二是要把整个长江流域发展作为重要参照系来考虑。显而易见，从处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以及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和皖江带城市群之间的联动共振这一战略空间来看，作为省会城市，南昌都是落差突出和相对落后的短板。但是，这并不影响南昌在这一战略空间中属于枢纽节点的重要位置，因为长沙和合肥之间隔着武汉和南昌，而武汉和南昌可直接对位相邻连接其他三个城市，所以，南昌和武汉一样都处于枢纽节点位置。恰恰是南昌这个枢纽节点的发展落差，严重制衡了长江中游的区域崛起和长江中游四大城市群的共振发展。而且，只有真正实现了南昌城市的跨越崛起，从而使长江经济带的这个重要链条不脱节、不断裂，长江中游城市群才能真正实现一头连接共振于成渝城市群，一头连接共振于长三角城市群。

（三）以国际化视野重塑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重塑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进程中，在战略高度上确立国际化视野至关重要。本研究映射判别出的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维度数值之所以总体相对偏低，固然与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发展不充分以及对城市品牌的重视程度不足密切相关，但与中部城市群国内视野重于国际视野也有一定关系。城市品牌塑造传播的主观能动性是其突出特征之一，国际上城市发展不突出但城市品牌光彩照人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的塑造传播完全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而立足于“取法乎上”的国际化视野下的集群城市品牌重塑将可助推发力。

（四）重视城市发展就要重视城市品牌，重视城市品牌就要重视新闻传播

对于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塑造传播来说，重视新闻传播应当显著高于重视一般宣传。在现代全球传播方式急剧变革的今天尤其如此。对于全球的传播受众而言，亲身经历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的毕竟是少数。随着人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传播受众往往依托两者形成的媒介获取所求信息。而互联网新闻报道无论是在以分享为要义的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如社交网络平台）之上，还是在基于广义人工智能的信息过滤系统（如搜索引擎、推荐系统等）之中，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是全球传播受众了解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形成城市品牌形象的关键中介。可以说，抓住互联网新闻传播也就抓住了向全球受众投射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品牌的源头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