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鹏，谭婧霞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河南 洛阳471003）

新疆自设置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 年）始，就已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巨型口袋”①“巨型口袋”，意指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峨高耸，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的，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汇于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相对方便得多，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式的地缘特点，使得“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②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3 期。，“中国军事测量之父”黄慕松在谈及新疆地缘时说其“连蒙跨藏，不特为我国西北之屏障，且为亚洲之中原，而又系欧亚交通之要道也”③黄慕松：《我国边政问题》，南京西北导报社印，第1936 年，第15-16 页。。

杨增新（1859—1928）的人生轨迹主要分为两部分：主政新疆前和主政新疆后。主政新疆前，杨增新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考取进士后任过甘肃天水县知事、河州知州、武备学堂总办等职，在河州创办书院,而且运用“羁縻”之策使当地的民族关系十分和睦,同时使当地的经济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在河州被誉为“杨青天”④张大军：《新疆风暴》第4 卷，兰溪出版社，1980 年，第2670 页。。日后在阿克苏、迪化等地任道尹、提法使等职，在此期间的任职经历对他日后治疆理念的完成产生了较大影响。辛亥革命后，由时任新疆巡抚袁大化推荐，杨增新于1912 年5 月18 日由镇迪道尹转任新疆都督兼民政长，开启了其长达17 年的主政新疆生涯。

作为“临危受命”的封疆大吏，他所面临的是新疆的内外交困、中央内阁的频繁更迭和俄英日德等列强的虎视环伺，但杨增新以强烈的爱国之心、独到的治疆理念和切实有效的行动维护了新疆的统一与稳定。

一、民国初年新疆的内外形势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军阀，杨增新有着敏锐的形势预判能力，他在就任新疆督军的一次演讲中说：“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其重，倘若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①白振声等：《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103 页。

（一）疆内形势

1912 年的新疆形势非常复杂，东疆地区诸如哈密、吐鲁番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依然存在，北疆地区有伊犁革命党人的影响和势力，并且南疆哥老会亦在革命党人中活动②沙巍：《哥老会在新疆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第134 页。，南疆地区特别是喀什的哥老会戕官暴动也在随时伺机而动，由巡抚袁大化首荐的喀什噶尔道尹袁鸿佑就在上任途中被喀什哥老会杀死③张海梅：《杨增新：殚精竭虑保边疆的“新疆王”》，《中国档案》，2016 年第12 期。，还有新疆的统治层内部问题，杨增新刚刚上任，政权未巩固等等交集在一起直接威胁着他的政权。

（二）国内形势

杨增新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着自己的认识，“今之中国, 或以一人割据一省, 或以一人并吞数省,或以数人分裂一省”④《补过斋日记》卷22,兰州大学图书馆藏线装本，1921 年，第24 页。。其时，北洋政府内阁的频繁更迭，奉系、直系、皖系等军阀皆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权夺势，混战一番，政局极不稳定，外加新疆地域遥远，与内地联系亦为迟缓，因而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基本无暇顾及。

（三）国际形势

20 世纪上半叶的新疆由于中央政府无力西顾，沙俄、英国、德国、日本等列强皆觊觎这块战略要地。在杨增新主政初期，沙俄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一战的爆发，使其暂无力再顾及新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亦忙于巩固政权，与邻国和地区均采取友好、合作态度，而且经过新疆帮助苏维埃消灭逃到新疆的白匪军后，关系更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身陷一战泥沼，为新疆的暂时稳定赢得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谢彬在《新疆游记》中也分析了新疆当时的国际形势：沙俄觊觎新疆, 已非一日,“今幸彼国外困强德,内哄党争”,使新疆能“获以苟安”，“将来俄人元气恢复，势必卷土重来, 肆行侵略,交涉愈加棘手,边患愈形滋多”。⑤吴福环：《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表述的治理开发新疆的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4 期。

二、杨增新治疆之理念

（一）“大一统”的政治观：治疆的基本宗旨

杨增新对于治疆的基本宗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一国分裂,则他国起而图之矣。一省分裂,则他省起而图之矣。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国必先裂而后敌入”⑥《补过斋日记》卷19，第28 页。。所以为了保证国家不分裂，生灵不涂炭，必须坚持“大一统”。但同时国内现实的情势又并不那么乐观，“今之谈政者,囿于省界之见,拘于党派之私,此等气象,虽同种之汉族尚不能包涵徧覆,更何况言五族一家”,“如果我汉族只知权利之可图,而不知义务之当尽,窃恐今日之中国,在各省不过形同割据;将来之中国,在各省势必互相并吞。生民涂炭,乱靡有定,致招外人实行瓜分”⑦《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第54-55 页。。

而如何实现“大一统”这个目标，杨增新亦有自己的考虑，他说：“孟子云：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古之时,人心浑朴,故百里可王,然必兵力与仁政相辅而行,非全不用兵而天下之民自归之。”他又强调：“然能行仁政,国虽小可以兴;不行仁政,国虽大易以灭。仁者无敌。”①《补过斋日记》卷7，第39-40 页。由此可以看出，杨氏作为一名受儒家传统教育出身的进士军阀，深谙“仁政之道”，但同时也强调“兵力与仁政相辅而行”，如此地区稳定，方能国家统一。

在具体践行“大一统”理念方面，杨增新坚持“认庙不认神”，始终以“北京”为重，这主要体现在他处理行政事务上，比如1914 年“伊犁政改”、1916 年“塔城政改”、1919 年“阿勒泰归新”、1920年“南疆增道”等等，他每次都要“提请北京政府批准”②张海梅：《杨增新：殚精竭虑保边疆的“新疆王”》，《中国档案》2016 年第12 期。。在政府内阁频繁更迭的情势下，各地军阀要么谋求取而代之，要么考虑如何“抢地盘”“占山为王”，但杨增新却始终坚持自己“大一统”的治疆理念，团结疆内各族人民先后粉碎了“双泛”流毒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渗透，实属难得。

在“大一统”前提下，杨增新深知“全疆人民约二百万，回缠占百分之六七十，非利用若辈无以维持现状”③李毓澍主编《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一)甲集上》，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34-36 页。，“倘回缠不乐为用或用之而不能推诚，则必至为外人用”④李毓澍主编《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一)甲集上》，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35 页。，因而欲维护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必须依赖或利用“回缠”，但囿于地方官与当地民众语言不通，往往需要“毛拉”“通事”翻译交流，杨氏又要求官员学习“缠文缠语”，他说“地方官每问一事必藕通事以达其情，每接一呈必赖毛拉以释其语，不惟难以联络地方之感情，洞达人民之隐曲，而通事、毛拉类多因缘为奸佞饰欺蒙淆乱观听，颠倒是非甚或藉以苛索把持，地方官几如木偶泥人毫不知觉，其弊害不可胜言，皆由不通语文之所致，欲救其弊非预先学习缠文缠语不可”⑤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训令政务厅拟定挑选科员学习缠文缠语办法文。。如此，杨增新积极团结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实践着“大一统”的治疆理念。

（二）“谋自养”的经济观：治疆的物质保障

新疆建省以后, 主要财政依赖清政府的“协饷”。从建省之初(包括伊犁、塔城)的336 万两白银,1895 年减为289 万两,1901 年后又减为240 余万两。清亡后,协饷断绝,全靠本省税收维持,多年系“赤字财政”,仅1916 年基本达到收支平衡。1917年前后,新疆全省岁入未逾300 万两白银,而无准备金之纸币,却发出800 万余，财政状况可见一斑。据谢彬《新疆游记》描述，清末民初的新疆金融市场混乱不堪，市面流通的货币有制钱、红钱、老龙票、省票、伊帖、塔帖、国币、俄国卢布纸币、英国纸币等。特别是俄国道胜银行,每年在塔城、伊犁、喀什三地发行卢布纸币百万以上,1916 发行竟高达500 万，以致谢氏发出“新疆金融生死大权,久操俄人之手, 以故省票价格日低,百物日益腾贵”，“吾恐十年以后,新疆必亡于俄人金融势力之下”的感慨⑥吴福环：《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表述的治理开发新疆的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4 期。。

杨增新认为经济上与其“他养”不如“自养”，“程子云：自求口实，谓其自求养生之道。愚谓人生天地间，莫贵于自养”，而如何实现“自养”，他认为需要发展工商实业：“欲富国当先使一国无游民，欲富家当先使一家无闲人。实业不兴,破国亡家必由于此”⑦《补过斋日记》卷5，第64 页。,“欲人人能自养，非大兴农工商之实业不可”⑧《补过斋日记》卷6，第60 页。。

新疆在当时孤悬西北，信息闭塞，况且民国初建，封建思想严重，而杨增新欲实业振兴经济，第一件事便是打破传统社会的角色分工，“士之子不必为士，农之子不必为农，工之子不必为工，商之子不必为商，”而是“应材而笃”⑨《补过斋文牍》卷5,第44 页。。在这一理念作用下，他主张打破民间忌讳,开铁路、矿局等。杨增新还分析了实业不兴的原因，一个是欲在“我国风气未开之时”修铁路、设电线、开矿山等,由于心理、风俗忌讳而遭到反对,不知“此皆自塞利源,不知其有益于民生国计”,“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⑩《补过斋日记》卷6，第43 页。，另一个是“自后世政教分离,学术遂与职业愈趋愈远。甚至青年学子以力作为耻辱,视农圃为贱役。影响所及，驯致学术日非，职业日坏，而生计之知识技能亦弗讲求”①《补过斋文版续编》卷1，第29-30 页。。

实业发展以农业为例，杨增新认为“新省地积纵横数千里，其间崇山戈壁，不能种植者固多，而蔓草荒原，可以开辟者亦复不少。只因人民固步自封，官吏泄沓，又不力为提倡，以致举天地自然之利，弁髦弃之”，欲“实业之振兴，尤以注重农桑为根本”，要求“各知事……自应将农业极力提倡，以收殖民阜财之效果。其各于所辖境内将可垦之地、可开之渠，切实调查，妥拟办法，详候核办”②《补过斋文牍》丁集上，第55 页。。经过杨增新的努力，新疆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1911 年至1918 年间，全疆耕地面积净增140 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915 年的660 多万石，增加到1918 年的800 多万石，基本达到了民食、军食自给自足，缓解财政困难，安置游民，稳定社会的目的③王夏刚、朱允兴《：试论杨增新的民本思想》《,兰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3 期，第80-86 页。。

杨增新是一名清末进士出身的老式军阀，其思想保守，但考虑甚周，面对当时形势，他将新疆的稳定放在首位，而经济发展次之，即使从中央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也创造出了可以与当时新疆匹配的内部“自养”经济。

（三）“兵贵精”的军事观：治疆的实力保证

杨增新虽为文人进士，但从其履历可以看出，自1900 年他担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始，就已入行伍，先后担任过新疆陆军小学堂总办、阿克苏兵备道等职，另外在内地“群雄逐鹿”、疆内外不安因素众多的现实条件下，杨增新很清楚军备对于新疆稳定的重要意义。

为了能够具有抵御外侮的实力，为了能够维护新疆一隅之安，为了缓解主政初的经济压力，杨增新对于军队“兵贵精”的认识还是清晰的，“然观前清以兵而亡，民国以兵而乱，未尝不太息于兵祸之烈也。今欲中国太平，请自痛裁军始”，“窃维民国成立以来，中央及各省区因用兵而添兵，致库藏消耗于此兵，地方凋敝于此兵……若长此以往，中央不裁军则中央危，省区不裁兵则多省区危。我国欲图免于危且促进政治之统一与经济之发展，实以次裁军队为第一之要素”④《补过斋文牍》甲集下《电呈陆军学生不宜遣派来新并请痛裁军以遏乱源文》。。杨增新执政之初，除伊犁外，新疆陆军共有20 个营4 队，到1916 年只剩步兵4 个营、马队9 个连、炮兵2 个营1 个连、步兵2 队、工程和警察各1 队⑤黄明辉、栾睿：《论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安内抗外”的军事策略》，《绥化学院学报》，2009 年第2 期。。

“兵贵精”军事理念不仅仅体现于压缩军队数量，更在于提升战斗力。为培养文化和军事兼通的将领，杨增新自兼校长于1927 年创办讲武堂（1929年改为新疆陆军军官学校），为培养一批懂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才，尤其是无线电技术人才，杨增新于1917—1920 年选派学生到北京交通部电信学校学习电讯技术，并于1928 年在迪化创办了电报传习所，培养电讯通信人才⑥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在“精兵”之路上，杨增新还非常重视一支部队——“回队”。他认为“非利用回、缠，不足以维持秩序……况新疆种类庞杂，非有回队不足以互相牵制，因时因地。不得不然”⑦《补过斋文牍》甲集上《电呈新疆回队用命情形文》。。而且“惟练以为兵可激发其爱国热忱，免至生心外向。缠民与回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视回民为转移，今即招练回兵可以羁縻回民即可以羁縻缠民”⑧《补过斋文牍(一)》甲集上，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34-36 页。，如此既有“精兵之效”，又能缓解疆内民族矛盾，可谓一举多得。

（四）“并行不悖”的教育观：治疆的精神保障

杨增新出生于封建官宦世家，科举进士及第，因而在思想上受传统儒家教育较深，在新疆任职前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任职5 年（1896—1901），在当地发展经济，缓和汉回矛盾，建设书院、规范回教等，一时间“政平讼理，民情爱戴”，享有“杨青天”的美誉。1901 年，杨增新被“保升知府，旋升道员”。1902 年，被陕甘总督崧藩委任为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同年，崧藩举荐杨增新、王树楠等五人赴部引见，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处考察学务。1903 年，崧藩委任杨增新为文高学堂提调，创办文高学堂，“课以实学”，设立经学、史学、算学、理化、博物、地理、外语及体操等课程。杨增新还创办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并亲手编写章程，规定课程。可以说，在入疆前，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经验，并且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羁縻”但绝不放纵“羁縻”。

主政新疆后，杨增新在文化教育上主要采取四种方式：尊儒学，办新学，讲经学，防“双泛”。

首先是“尊儒学”，他不仅在全疆设立汉语学校使维吾尔族子弟学习儒学的一些传统思想和规范，而且为了使部属在他所规定的范围内“为官做人”,特意在迪化东门建了一所“上帝庙”,供孔夫子牌位,新官上任之前都要到参拜,并作出奉公守法的誓言；其次是“办新学”，他在各地设立小学，并重建师范学校和中学。1916 年开办师范学校讲习所和政治研究所，1918 年设立医学研究所，1920 年办新疆省立中学，1924 年在迪化举办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学校。为支持女子入学，他在迪化成立女子学校。因维吾尔族女子早婚屡屡有致残事件发生，1915 年杨增新明令禁止维吾尔族女子早婚，规定女子出嫁年龄至少须年满14 岁，若女家父母故意违背，则进行处罚；第三是“讲经学”，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表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教育大多由伊斯兰教寺院控制,主学阿拉伯语文和《古兰经》《圣训》, 不传授近代科学知识。“现在蒙民之中,无论识汉字者,千百无有一人,即识蒙文者,亦属凤毛麟角”。贵族子弟,多诵满文,各寺喇嘛,只知藏字①吴福环：《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表述的治理开发新疆的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4 期。。这与杨增新拉拢宗教上层，对经文学校采取不干涉政策有关。最后是“防双泛”，20 世纪初，帝国主义乘我国政局动荡时欲将新疆在混乱中分裂出去，杨增新及时发现并采取加强团结、改良吏治、宗教管理、封锁并遣返“双泛”分子等方式，有效预防、抵制了“双泛”思潮在新疆的传播。

这种“并行不悖”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确有其存在的客观现实条件，那么究竟新疆教育情况究竟如何？可以从下表1 数据看到：

表1 杨增新主政新疆后的教育和军事经费对比表②罗绍文：《西域钩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由表1 可知，教育经费的投入在增长，而军费在压缩（1916—1917）。新疆仅有省立初级师范学校1 所，学生40 余人；县立高等小学6 所，学生共约160 余人；国民学校56 所（其中3 所属私人开办），学生共约150 余人；汉语学校31 所,学生共约八九百人；女子国民学校1 所，学生20 余人。由于财政困难,全省教育经费，几经筹措，仅有官票银9万余元，折合内地现洋，不过5 万余元，与湖南的一个省立中学的经费相当，甚至不及③吴福环：《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表述的治理开发新疆的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4 期。。

综上，说明杨增新“并行不悖”的教育理念为维护新疆的稳定与发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疆整体的教育情况与内地比较而言并不乐观。

三、结 语

杨增新是新疆近代史上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大吏，在他17 年主政期间，打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治疆“组合拳”，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观、“谋自养”的经济观、“兵贵精”的军事观和“并行不悖”的教育观为核心的治疆理念，对外没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借过外债、没有丢失过寸土河山，对内发展实业、团结各族、平衡各方，给新疆人民创造出一段难得稳定的社会环境。

诚然，杨增新作为出身于传统儒家教育的封建官僚，其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必然的，包括其对“共和”与“专制”的理解认识④《补过斋日记》卷12,第18 页“,天下有道,政在天子。天下无道,政在诸侯。以诸侯而遥制天子,使失其刑赏予夺之权,而王纲因以不振,天下亦自此多事矣。帝制如此,共和亦然”。，包括在袁世凯复辟后，杨增新杀害了欲追随唐继尧、讨袁护国的夏鼎、李寅、马一等人。但这些并不能否认杨增新依然是一个爱国之人、爱疆之人⑤陈琪：《评析〈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里的杨增新》，《新疆社科论坛》，2016 年第5 期。，借用徐炳昶先生对他的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之老吏，实属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毕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定，洵属功多过少。”⑥徐炳昶：《西游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