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周朴园对“名利”的追求和对“真情”的渴望构成了周朴园性格的两极。这两极既矛盾又交叉，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有时此强彼弱，有时此弱彼强。具体表现为：早年相恋同居时，情感是浓烈的，“真情”多一些;要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时，赶走侍萍，“名利”占了上风;侍萍“死后”，怀念愈来愈浓，“真情”多一些;侍萍重现时，他用金钱息事宁人，“名利”又占了上风;年纪大时，想获取精神自由，少有“名利”之心。

关键词：真情 名利 性格两极 人性复杂

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般是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过于绝对。如果从共时历时立体分析，再加上“真情”与“名利”这两个要素，自然纲举目张，一切皆迎刃而解。

年轻时的周朴园出生于江南无锡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曾在德国留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肩上还没担上太多家族的责任，而那时的鲁侍萍，就像后来的四凤，单纯善良，聪慧，热情真挚。我相信，一开始的爱情——初恋，浓烈而纯粹，美好得像夏日荷花瓣中晶莹的露珠。倘若是浪荡公子对侍女的欺辱或逢场作戏的感情游戏，为何还和她同居三年并生下了两个孩子;倘若他们不是两情相悦，侍萍为何要用丝线精心绣出那美丽的“梅”字送给周朴园。让人奇怪的是他们真心相爱厮守两三年并已有了两个孩子可就是没有结婚。从剧中不难看出，侍萍被赶出周家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当时应该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时代，一个有钱人家的年轻少爷与他的侍女相爱一段时间生下两个孩子并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但要知道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怎会同意娶一个老妈子的女儿为正室。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按照封建婚姻的惯例，可以纳妾，只是一般是先娶妻再纳妾。当然，周朴园对爱情也是执着的，他应该很清楚，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绝对的家长制社会，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儿女的婚姻都要由父母决定。将来将侍萍纳为妾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样才可以终生宠爱着侍萍。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侍萍所处地位，侍萍应该也愿意为妾。相信周朴园当时与周家一定抗争过，条件是娶妻后再将侍萍纳为妾，这毕竟不是大的原则问题，最终周家还是默许了。

但为何周朴园和他的家人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赶走了侍萍和她才出生了三天的儿子呢？到底是什么狂风骤雨似的将爱情的露珠吹得无影无踪。用侍萍之眼来看是“你（周朴园）为了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为了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主语用的是“你”，指向很明确，周朴园是元凶;“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的主语是“你们”，家人是帮凶。为何对侍萍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为正房与纳侍萍为妾这两者似乎没有矛盾。曹禺先生曾说过一段话：“新夫人是非常有钱的大官的小姐，绝对不会允许她的前头还有夫人。”正如曹禺先生所言，有可能新夫人也已听说了他们两人的关系，为了避免自己未来的丈夫专宠妾（侍萍）而压倒正房（自己），必需除“妾”以绝后患。最终，在“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与侍萍二者之间只能选其一，二者不可得兼。当真情遭遇名利时，周朴园将如何抉择？事实上，天平明显偏向了“名利”。

要知道，周朴园首先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濡染，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他“进取、重名”的个性。同时和他在德国留学接受资本主义思想而重“利”也不无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他们把利己主义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们的目标。他们高唱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并为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服务。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正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转变，更何况是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后文中从鲁大海之口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利益的驱使下，竟然使诈叫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个小工的性命他扣了三百块钱。为了镇压矿上工人的罢工，他让警察开枪打死了三十个工人，为了名利，可以说是丧尽天良，无所不为。难怪三十年后侍萍与周朴园相认后愤恨于周朴园的无情无义。

但毕竟周朴园对鲁侍萍是有着真感情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赶走侍萍周朴园没有在场，他自己确实不忍下手。周家的人早已看出端倪，趁周朴园不在时他们将侍萍赶走。当侍萍说到“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的时候，周朴园辩解道：“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可见当时他并不在场。但当他得知已被侍萍赶走，又悲痛万分，四处寻找，并在河边找到了侍萍的衣服和绝命书。可见他当时情感非常复杂，异常痛苦，一边是真情，一边是名利，真情与名利在交织，在角逐，但最终“名利”战胜了“真情”。

侍萍“死后”，正如侍萍所说，“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已是社会上的好人物”，在与侍萍相认时已是某煤炭公司董事长，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已经死了，重新娶了一位小他十八岁的大户人家的小姐繁漪，繁漪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在外人看来真可谓是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对侍萍的怀念非但没有被缓慢“氧化”，反而是愈来愈浓。三十年来，周朴园从南方移到北方，虽多次搬家，一直保留着侍萍喜欢的家具以及摆放的位置、不开窗的旧习惯、绣字的衣服、旧照片，一直记着生日，多次到无锡打听侍萍的下落，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萍”，在家里念经吃素，甚至是一向讨厌女人家。鉴于上述事实，我觉得周朴园对侍萍的思念、怀恋应该是真实的，并带有深深地内疚和忏悔。这时应该是“真情”战胜了“名利”。况且自己家庭事实并不圆满，身边的妻子繁漪很不驯服，年龄相差甚远，毫无共同语言，儿子也对他敬而远之，并无爱情与亲情，倍感孤独寂寞。

三十年后，侍萍在周家意外重逢，当日思夜想的恋人就站在他的眼前是，他对她又是什么态度呢？“（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可见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以为侍萍是要来敲诈他。社会属性（名利）占据了突出地位。他毕竟是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近30年的资本家，经历商场的尔虞我诈，现又身居高位，本能的反应就是来着不善，定有所图。在确知侍萍来这里纯属偶然，而无恶意之后，接着口气就变得温和下来。作为具有封建色彩的家长，他一向认为“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因而还顾及到自己的家庭的声誉，最后想用钱把侍萍打发走，彻底断绝周鲁两家的联系。这时社会属性居于突出地位，这也是人之常情。要真正跨出与侍萍相认并接纳侍萍这一步，一考虑到年龄、家庭、地位等因素，即使现在恐怕也没有几人能够做到。是不是周朴园对侍萍一点感情也没有？也不是。他当面还是亲口承认自己“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一直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之中，还拿出五千块钱给侍萍想作为补偿。虽然用金钱息事宁人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些伪善，但现在周朴园已是一个资本家了，他相信金钱万能，也就只会也只能這样做了。侍萍撕了他给的五千块钱的支票后，他又叫账房给她预备汇去两万块。半夜两点多钟的时候，依然拿着侍萍的照片在看，当侍萍逼问他时，他还答道“后天搬家，我怕掉了”。

罗素曾说过：“人的一生就应该像一条河，开始是涓涓细流，被狭窄的河岸所束缚，然后，它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的堤岸也远去，河水流动得更加平静。最后，它自然地融入了大海，并毫无痛苦地消失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青壮年时期“它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主要是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感，为“名利”而奋斗;老年时“河流变宽了”，“河水流动得更加平静”，“它自然地融入了大海”，生命逐渐衰退，主要是对精神人格的追求，渴求“真情”，最终想获取精神自由。周朴园当然也不例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精力越来越差，对名利也越来越淡薄，对精神的自由愈来愈强烈。在与小儿子周冲谈话时，不自觉感慨觉得自己老了，还怕自己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周冲。当周朴园误认为大家已经知道真相时，他还是严厉地批评周萍，并让他与侍萍相认。最后在“雷雨”之夜，四凤、周冲惨遭电击而死，周冲开枪自杀，繁漪彻底疯了，周朴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他把繁漪送进教会医院。一年后，他又把痴痴呆呆的侍萍安置进医院，他最终还是接纳了侍萍。序幕中，当他探望这两个疯女人时，先立即去看一楼的“鲁奶奶”，然后才去二楼的太太。当个人情感与名利发生矛盾时，他不再牺牲前者，而是选择了内心深处一直眷恋的浓浓真情。

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曾说，“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从社会属性层面来看，周朴园有对“名利”的追求，从而形成了冷酷与虚伪的性格;从精神层面来看，有对“真情”的渴望，因而有着人性与温情的亮点。这两种属性构成了周朴园性格的两极，但这两极绝对不是按照比例搭配出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景，可能有时社会属性突出一点，有时精神属性会稍多一点。此强彼弱，此弱彼强，既矛盾对立，互相碰撞，又互相交叉，从而形成了周朴园复杂多变的性格。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正因周朴园性格如此，也就决定了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也是复杂多变的，断然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

（作者介绍：刘圆，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主要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与研究。曾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文学教育》《考试指南报》等报刊上发表教研论文，多篇论文获国家级论文评比一二等奖，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