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瑶 周榕 张祎玲

摘  要：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来考察平衡客-普双言者听觉词汇的语义记忆表征机制，实验数据由混合效应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发现，平衡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共享概念表征，母语（L1）和二语（L2）均可直接通达概念，但L1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强于L2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此外，两种方言词汇表征分离，而且词汇表征之间不存在联结关系。

关键词：平衡客-普双言者;语义记忆表征;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

一、引言

双语记忆表征是双语研究较为热门的领域，它主要关注两种语言在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层面之间的关系。概念表征指的是词汇的语义特征，词汇表征指的是词汇信息和语音信息。早期，Weinreich（1953）将双语记忆表征系统分为三类：共存型（coexisting）、连接型（merged）和从属型（subordinate）。在共存型双语者情况下，涵义相同的L1和L2词汇在词汇和概念表征层面均为分离表征;在连接型双语者情况下，L1和L2词汇共享概念表征，而词汇表征分离;在从属型双语者情况下，L2词汇表征无法直接通达概念，需要以L1词汇表征为媒介与概念联结。后来，Potter 等（1984）据此提出了词汇连接模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和概念中介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词汇连接模型认为，L2词汇需要以L1词汇表征为中介方能通达概念;而概念中介模型则认为，L2词汇与L1词汇一样，均可直接通达概念。Potter等（1984）指出，随着双语者L2水平的提高，记忆表征会从词汇连接模型转为概念中介模型。然而这两个模型并未考虑语言能力发展因素，使得模型无法动态模拟和预测双语者记忆表征的发展与变化（De Groot & Hoeks，1995;王瑞明等，2016）。于是，Kroll等人（1994）提出了修正等级模型（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该模型糅合了上述两个模型，并将语言能力动态发展机制考虑入内。修正等级模型认为，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共享概念表征而词汇表征分离，当L1占主导地位时，L1词汇与概念的联接程度会强于L2与概念的联接程度，而且L2词汇需借助L1词汇表征来通达概念。但随着双语者L2水平的提高，L2词汇对L1词汇的依赖会逐渐减少，最终L2词汇可直接通达概念（Kroll & Stewart，1994）。此外，由于L1和L2词汇与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有所差异，该模型认为，在涉及概念的启动任务下，双向语言条件（L1-L2和L2-L1）会得到非对称启动效应。也就是说，在L1-L2条件下存在启动效应而在L2-L1条件下无启动效应，或L1-L2条件下的启动效应大于L2-L1条件下的启动效应。该模型还认为，由于双语者在二语词汇习得时期多以L1词汇为中介，导致L2到L1（L2-L1）词汇之间联结强度大于L1到L2（L1-L2）词汇之间的联结强度，而随着L2水平的提升，词汇联结强度会由非对称转为对称。由于考虑了语言水平动态发展，修正等级模型对多数研究结果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度。然而，词汇特点、概念本质和双语者多样性均对该模型提出挑战，目前词汇特点和概念本质对双语记忆表征的影响已在学界得到充分讨论，而对双语者多样性的关注则方兴未艾。

双语者存在变体，其中双言者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与双语者相似，双言者也是掌握两种语言，不过，双言者掌握的语言尽管语音系统各异，但共享书写系统，而双语者掌握的语言则是语音及书写系统均存在显著差异（王悦等，2012）。那么，双言者的记忆表征是否与双语者记忆表征类似，能由原有的理论如修正等级模型进行描述？抑或是双言者记忆表征系统有自身的特性，与双语者记忆表征系统存在差异？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探索，然而相比起我国庞大的双言者人口而言，目前对双言者语义记忆表征的关注仍然不足。先前的研究（马利军等，2011;张积家等，2014;吴文春等，2015;吴文春等，2018），多以熟练双言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双言者记忆表征，发现双言者与双语者记忆表征机制相似，研究结果支持修正等级模型。同时，也有研究（麦穗妍等，2014）以非熟练双言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双言者记忆表征系统与概念中介模型假设更为相近。然而，上述研究多关注概念表征，忽略了词汇表征，无法对双言者记忆表征进行综合探讨（吴文春等，2018）。而且它们主要探究两种方言语音系统存有差异的双言者，忽视了语音系统存在相似性的双言者，使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普及性。

客—普双言者是方言语音系统存在相似性的双言者的典型代表。由于客家话在南方方言中形成时间较晚，它与现代汉语联系较为紧密（钱伟，2010）;加之客家人对环境适应性较强，部分语音形式受到主流语言普通话的影响，进而逐步演化为与普通话语音形式较为相近的体系。因此，客家话与普通话在语音系统上存在相似之处。然而，客家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古汉语特征，导致客家话中部分语音特征是普通话母语者所无法识解的。因而，对客—普双言者的探究，可以从另一角度增加我们对双言者和汉语特性的了解。一般情况下，客—普双言者在幼儿阶段（6岁前）已相继习得客家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能力均较强，加之两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相当，本研究将他们定义为平衡客—普双言者。目前，仅有张静宇等（2018）采用跨语言语义启动范式，对平衡客—普双言者的概念表征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两种方言共享概念表征。不过，该研究仅局限于概念表征，未涉及词汇表征层面。此外，该研究采用的范式有可能会使结果受到被试记忆策略的影响。因此，仍需要更多研究采用更为完善的范式，去探究平衡客—普双言者语义记忆表征。

学界常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究双语记忆表征，主要因为其基于内隐记忆，可减少被试记忆策略影响。该范式包括学习和测试两个阶段（Zeelenberg & Pecher，2003;李利等，2006;莫雷等，2005）。在学习阶段，被试看或听到一系列词汇，然后完成某种判断任务;在测试阶段，被试则是看或听到同一种语言或另一种语言的一系列词汇并完成判断任务。测试阶段所呈现的词汇包括已学词汇（学习阶段出现过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下的翻译对等词）和未学词汇（学习阶段未出现过的词汇）。该范式主要考察已学词汇是否会影响测试阶段任务判断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如果在测试阶段，被试重现了学习阶段的编码过程，则意味着已学词汇激活了测试阶段的语言表征，然而究竟激活的是概念表征还是词汇表征，则取决于学习和测试阶段采用的判断任务。判断任务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可激活语义信息进而通达概念表征的语义归类判断任务，如有生性判断任务;另一种则是可激活词汇信息进而通达词汇表征的词汇判断任务，如真假词判断任务。如果学习和测试阶段均采用通达概念表征的任务，那么启动效应则反映两种语言共享概念表征;如果兩个阶段均采用通达词汇表征的判断任务，那么启动效应则反映两种语言共享词汇表征;如果学习阶段采用通达概念表征的任务，测试阶段采用通达词汇表征的任务，那么启动效应则反映一种语言通达概念的过程中是否激活了另一种语言的词汇表征（王瑞明等，2011）。

鉴于长时重复启动范式的优点，本研究采用这一范式，主要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对平衡客—普双言者记忆表征机制进行综合探讨：

1.平衡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是否能共享概念表征？

2.平衡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是否具有词汇表征分离？

3.平衡客—普双言者L2词汇通达概念时是否以L1词汇表征为媒介？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三个实验：实验1探究两种方言的概念表征，实验2探究词汇表征，实验3探索L2词汇通达概念时是否激活了L1词汇表征。由于客家话常用于口语交流，本研究的词汇材料由听觉通道呈现。如果双言者和双语者记忆表征机制类似，符合修正等级模型的假设，那么实验1的结果便会是L1-L2和L2-L1条件下存在非对称启动效应;实验2则是L1-L2和L2-L1均不存在启动效应;实验3则是L2-L1条件下存在启动效应。

二、实验1

实验1为考察两种方言的概念表征，在学习和测试阶段均采用有生性判断任务。任务要求被试判断所听到的词汇是否具有生命。如果跨语言条件下产生了长时重复启动效应，那么两种方言共享概念表征，否则分离表征。

（一）实验方法

1.被试

广东省某高校32名大学生参与本实验，他们母语为客家话，从小在学校接受正规且良好的普通话教育。每名被试在进入正式实验前需要完成一份双语语言背景自评问卷（Birdsong，Gertken & Amengual，2012）。本研究采用自评作为被试语言水平界定的标准，这是因为学界有足够的研究证明，自评与可靠的语言水平测试结果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因此，自评结果较为可靠（Lim，Liow，Lincoln，Chan & Onslow，2008）。问卷结果显示，被试均在出生时接触客家话，4.8岁开始学习普通话;被试的客家话口语水平均值为5.03，普通话口语自评能力均值为4.56，两者无显著差异（t=-1.754，p=0.084）;被试的客家话听力水平自评均值为5.38，普通话水平为4.91，两者亦无显著差异（t=1.935，p=0.058）。

2.研究思路与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在学习阶段，被试会听到一系列客家话/普通话词汇，然后屏幕中央呈现符号“？”时，他们需要判断所听词汇是否具有生命;在测试阶段，被试会听到一系列二语/母语词汇（一部分词汇是已学词汇，一部分是未学词汇），然后屏幕中央呈现符号“？”时，他们需要完成相同的判断任务。如果被试判断已学词汇的反应时间显著短于未学词汇，则表示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否则不存在启动效应。

本研究为2（测试词的类型：已学、未学）×2（学习与测试階段的语言关系：客—普、普—客）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测试词类型为自变量，被试的反应时为因变量。

3.实验材料

词汇材料从前人研究中提取（Tytus & Rundblad，2016; Yi et al.，2017;Zeelenberg & Pecher，2003;Zhao & Li，2013; 陈栩茜等，2012; 张积家等，2014），对这些词汇的词频、词长、笔画数进行了平衡。本研究选取了100个非生物词（物体、衣服、建筑和地方）和100个生物词（人、职业、动物、植物和水果蔬菜），随后邀请2位广东梅州梅县人、2位梅州五华人、2位梅州兴宁人，将这200个普通话词汇翻译为客家话词汇，要求普通话词和对应的客家话词均为双音节词。由于客家话的变体较多，六位母语者在个别词汇的翻译中存在不同翻译版本的情况，对于存在争议的客家话词汇，我们重新邀请六名客家话母语者进行听辨，并根据他们的意见，最终选取大家均能听懂的客家话词汇。该200对词汇由一位梅州兴宁人分别用客家话和普通话，以自然的语速口头念出并录制，该录音员为女性，华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普通话等级考试二甲水平。音频文件规格为16bit，4800hz，语音长度均在900ms左右。所有音频由软件Adobe Audition进行剪辑和杂音降噪。

此外，本研究随机选取15名不参与正式实验的同质被试，在E-prime2.0（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2012）软件上，对客家话和普通话词汇的语义熟悉度进行7级评定（1为非常不熟悉，7为非常熟悉）。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一是可以确保所选的实验材料均为高熟悉度的词汇;二是由此可以保证梅州和惠州地区的被试更容易听懂实验材料。因此，我们主要招募梅州和惠州地区的客—普双言者为正式实验被试。

经过熟悉度评定，本研究最终选取40对生物词和40对非生物词。这些词汇在两种语言条件下均为高熟悉度词汇，客家话词汇的平均熟悉度为6.63，普通话词汇为6.86，两者无显著差异（t=1.498，p=0.136）。80对词汇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属于L1-L2条件（20对生物词，20对非生物词）;另一组属于L2-L1条件（20对生物词，20对非生物词）。每种条件下再进行分组，一组（组a）是已学条件下的词汇（10对生物词，10对非生物词），另一组（组b）是未学条件下的词汇（10对生物词，10对非生物词）。最后再选取120对词汇充当填充材料（L1-L2条件60对，L2-L1条件60对），实验材料与填充材料的比率为1：1.5。实验中所有的词汇均在组间、组内以及被试间进行拉丁方平衡，最终形成8组实验材料。

4.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软件编程，由IBM电脑呈现。被试坐在电脑前50cm处，先阅读实验指导语，然后按空格键进入练习，直到被试的准确率高于80%，系统才允许他进入正式实验。实验开始时，屏幕中央会呈现黑色“+”注视点500ms，随后在听觉通道呈现词汇，所有耳机均为双声道。词汇音频播放结束后，注视点会跟着消失，屏幕中央呈现符号“？”，并要求被试对词汇进行语义归类判断（判断所听词汇为生物词或非生物词），生物词按“F”键，非生物词则按“J”键，按键后词汇消失。若被试在2000ms内未反应，词汇便会自动消失，进入下一个试次。

学习阶段一共有40个试次，前10个试次为填充项（主要用以让被试熟悉流程），然后20个实验试次和10个填充词项随机呈现。随后，被试进入测试阶段，测试阶段一共有80个试次，前20个试次为填充项，然后40个实验试次和20个填充项随机呈现。所有被试都会完成L1-L2和L2-L1条件下的判断任务，并且在语言转换时被试会得到告知。实验时长为30分钟，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计时单位为ms。

（二）实验结果

本研究主要考察被试在测试阶段判断任务的反应时，使用R语言3.4.0版本（R core development team，2017）来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用混合效应模型来拟合数据。相比于传统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混合效应模型可同时考虑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同时，该模型可处理存在缺失值的非平衡数据，符合本研究的数据统计需求（Baayen，Davidson，& Bates，2008）。本研究删除准确率低于70%的被试的所有数据，删除所有缺失值，并对M±2.5SD以外的数据进行剔除。

在反应时的统计上，只考虑被试能作出正确判断的反应时数据。反应时的数据统计由R语言lme4数据包（Bates，M?chler，Bolker & Walker，2014）内的lmer功能完成。由于该过程无法估算自由度，进而无法计算p值，本研究还采用Satterthwaite算法来对p值进行计算（Luke，2017）。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无论是在哪种语言启动条件下，被试对已学词汇反应时均比未学词汇反应时短。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不同语言条件下的启动效应，因此，本研究将不同语言条件下的数据分开统计。本研究对反应时进行了对数转换，以满足混合效应模型的前提假设，也就是因变量需符合正态分布，转换后的数据与原始数据在显著性上保持一致（闫国利、孟珠，2018）。同时，本研究也对分类型自变量——词汇类型进行虚拟编码（Dummy coding），即将词汇类型变量中的已学词汇编码为0，未学词汇编码为1。

本研究先构建最全模型（maximal model），该模型以词汇类型为固定效应，同时以被试的随机截距（random intercept）、随机坡度（random slope）以及项目的随机截距为随机效应，模型由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拟合（Barr，Levy，Scheepers & Tily，2013）。随后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法择出最佳模型，最佳模型如下所示：

经过计算后，我们得到了最佳模型拟合数据。其中，L1-L2语言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最佳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L2-L1語言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最佳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2和表3可知，在L1-L2语言条件下存在重复启动效应，而在L2-L1语言启动条件下则不存在启动效应。这表明平衡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共享概念表征。

三、实验2

实验2为考察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的词汇表征，学习和测试阶段均采用听觉通道下的词汇判断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判断所听到的词汇从属于何种语言类别。在实验2中，我们选择法语作为填充项，让被试判断所听词汇从属于法语或是汉语（普通话/客家话），这是因为法语和汉语在语言上存有显著差异（Li et al.，2016）。如果跨语言条件下产生了长时重复启动效应，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两种方言共享词汇表征，否则词汇表征分离。

（一）实验方法

1.被试

广东省某高校42名大学生参与了本实验并在实验前完成了双语语言背景自评问卷（Birdsong et al.，2012），其中，男性7名，女性35名。问卷结果显示，被试从出生便开始接触客家话，4.74岁开始学习普通话;被试的客家话口语水平均值为4.81，普通话口语自评能力均值为4.74，两者无显著差异（t=0.503，p=0.618）;被试的客家话听力水平自评均值为5.24，普通话水平为5.00，两者亦无显著差异（t=1.952，p=0.058）。

2.研究思路与实验设计

同实验1。

3.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同实验1。此外，168个法语词项被选为填充项，所有法语词项在实验中均不重复出现。法语词材料由实验1的同一个录音员所录制，她学习法语时长为四年。语音材料为16bits和4800 hz，并且均为900ms。实验中所有词汇均在组间、组内以及被试间进行拉丁方平衡，形成8组实验材料。

4.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同实验1。在实验2的学习和测试阶段，被试在屏幕中央呈现符号“？”时，需判断所听词汇从属于法语还是汉语，法语词按“F”键，汉语词则按“J”键。

在学习阶段，12个填充词项（6个中文填充词，6个法语填充词）先呈现，以让被试熟悉流程，然后20个实验词项和32个填充词项（6个中文填充词，26个法语填充词）会随之随机呈现。在测试阶段，12个填充词项（6个中文填充词，6个法语填充词）先呈现，40个实验词项和52个填充词项（6个中文填充词，46个法语填充词）跟着随机呈现。

（二）实验结果

实验2的统计方式同实验1，被试在不同语言条件下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经过计算后，我们得到了最佳模型拟合数据。其中，L1-L2语言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最佳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L2-L1语言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最佳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5、表6可知，在两个语言条件下均不存在重复启动效应，这表明平衡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词汇表征分离。

四、实验3

实验3为考察客—普双言者L2词汇在通达概念表征时是否借助L1词汇表征，在学习阶段采用了有生性判断任务，在测试阶段则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如果在L2-L1条件下产生了长时重复启动效应，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L2词汇在通达概念表征时激活了L1词汇表征。

（一）实验方法

1.被试

广东省某高校40名大学生参与了本实验并在实验前完成了双语语言背景自评问卷（Birdsong et al.，2012），其中男性8名，女性32名。结果显示，被试从出生便开始接触客家话，4.88岁开始学习普通话;被试的客家话口语水平均值为5.00，普通话口语自评能力均值为4.80，两者无显著差异（t=1.24，p=0.095）;被试的客家话听力水平自评均值为5.10，普通话水平为4.88，两者亦无显著差异（t=1.711，p=0.221）。

2.研究思路与实验设计

同实验1和实验2。

3.实验材料

同实验1和实验2。

4.实验程序

学习阶段程序同实验1，测试阶段程序同实验2。

（二）实验结果

实验3的统计方式同实验1。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与准确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被试对已学词汇的反应时均比未学词汇的反应时短。

经过计算后，我们得到了最佳模型拟合数据。其中，L1-L2语言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最佳模型结果如表8所示， L2-L1语言条件下被试反应时最佳模型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8、表9可知，两个语言条件下均不存在重复启动效应，这表明双言者L2词汇在通达概念时并无激活L1词汇表征。

五、讨论

本研究采用了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从概念表征、词汇表征以及两者关系的层面，对平衡客-普双言者的语义记忆系统进行探索，并运用混合效应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实验1考察了两种方言的概念表征，结果仅发现L1-L2语言条件下的启动效应，表明平衡双言者两种方言共享概念表征，并且L1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强于L2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正因为L1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更强，使得在L1词汇作为启动刺激时激活了概念表征，进而激活L2的词汇表征，产生L1-L2条件下的启动效应;而由于L2与概念的联结程度较弱，导致在L2词汇作为启动项时未能激活概念表征，从而无法激活L1词汇表征，导致无法产生L2-L1条件下的启动效应。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张静宇等（2018）的结论，也就是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共享概念表征。与该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张静宇等（2018）发现对称启动效应，而本研究发现非对称启动效应，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任务的不同而导致。张静宇等（2018）采用的是跨语言语义启动范式，而本研究采用的是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试记忆策略对结果的干扰，增加了任务的认知难度，导致在L2-L1条件下缺乏启动效应。本研究发现的非对称启动效应，也反映了尽管平衡客—普双言者的两种方言水平相当，但L1仍占有主导位置。这可能与两种方言习得年龄差异有关。本研究被试的L1习得年龄为出生之时，而他们L2习得年龄大约为4.8岁，L2习得年龄明显大于L1习得年龄，使得L1仍占主导地位。该结果刷新了先前研究对双言者语言习得年龄与概念表征机制关系的认识。以往研究（马利军等，2011;张积家等，2014;吴文春等，2015;吴文春等，2018）的对象均为小学后开始学习L2的双言者，如潮—普、粤—普双言者等，这些研究结果均认为，大约6岁是语言习得年龄的分水岭，若6岁后才学习L2，则会造成L1占主导地位。然而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在6岁前学习L2，但只要L1与L2习得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仍会导致L1在双言者的概念表征上占主导地位。因此，究竟哪个年龄段是真正的分水岭，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确定这个阈值。

实验2考察了双言者两种方言的词汇表征，结果在双向启动条件下均无发现启动效应，表明平衡双言者的母语和第二方言词汇表征分离。实验2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双言者词汇表征机制的认识。先前的研究对双言者语义记忆系统的探究仅局限于概念表征，多基于通达概念表征的语义归类判断任务，从而无法使其结果可靠地拓展到词汇表征层面。本研究采用了涉及词汇表征的任务，去探索双言者的词汇表征机制，使得探索词汇表征结果更为可靠。同时，由于在双向启动条件下均无发现启动效应，表明了双言者在加工L1词汇时并未激活L2词汇表征，同样，双言者在加工L2词汇时也未激活L1词汇表征，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词汇联结。根据“特定语言提取阈限说”（Costa & Santesteban，2004），這可能是因为客—普双言者两种方言水平均为高熟练的缘故，使得双言者达到了特定语言提取阈限。因此，他们可以通过特定语言提取机制来实现目标语言的提取。换言之，双语者在加工一种方言词汇的时候并不会激活另一种方言词汇，两种方言的词汇并不会互相干扰，从而实现词汇的有效加工和提取。

实验3考察了L2词汇在通达概念时是否激活L1词汇表征，结果在双向语言条件下并无发现启动效应，意味着L2词汇通达概念时没有激活L1词汇表征，L1词汇通达概念时也没有激活L2词汇表征。这表明L2词汇并不需要借助L1词汇表征通达概念表征，L2词汇可直接通达概念表征。这主要是因为普通话是在标准语，在我国得到成功的推广，加之它为正式场合用语，极大提升了双言者对它的使用频率，使得双言者L1和L2水平相当，导致L2词汇可与概念直接通达。此外，实验3的结果也反映了两种方言之间不存在词汇联结，验证了实验2的结果。

综合整个研究结果可知，平衡客—普双言者L1和L2词汇共享概念表征，词汇表征分离。同时，L1和L2均可直接通达概念，但L1词汇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强于L2词汇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此外，本研究并未发现L1和L2词汇表征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因此，本研究认为，相比起修正等级模型而言，平衡客—普双言者的记忆表征机制与概念中介模型更为相近。但与概念中介模型不同的是，L1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与L2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是存在差异的，符合修正等级模型的预测。因此，描述双语者记忆表征的理论模型无法恰当地模拟客—普双言者记忆表征机制。另外，先前的研究（马利军等，2011;张积家等，2014;吴文春等，2015;吴文春等，2018）以语音系统存在显著差异的双言者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双言者记忆表征系统与修正等级模型的假设较为相近;而本研究以语音系统存在相似特征的双言者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双言者记忆表征系统较符合概念中介模型的假设。这表明不同类型双言者的记忆表征会有所差别，仅从单一类型双言者角度出发的研究终究是冰山一角，仍需更多研究者去探索不同类型的双言者，由此方能对双言者记忆表征机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如北方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相似度更高，那么，以北方方言为L1、普通话为L2的双言者记忆表征机制是否会有异于以南方方言为L1的双言者？这些问题均有待探讨。总而言之，我们对双言者记忆表征机制的认识仍不充分，无论是前人的研究（马利军等，2011;张积家等，2014;吴文春等，2015;吴文春等，2018;麦穗妍等，2014;张静宇等，2018）还是本研究，均认为双语记忆表征的理论模型仅部分适用，仍有部分结果无法由原有的理论模型进行描述。这意味着双言者与双语者语义记忆表征机制虽然相似，但仍存在差异之处。

六、結语

本研究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了平衡客—普双言者听觉词汇的语义记忆表征机制，结果发现：L1和L2共享概念表征，L1和L2均可直接通达概念，但L1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强于L2与概念之间的联结程度;L1和L2词汇表征分离，L1和L2不存在词汇联结。总体而言，双言者记忆表征与概念中介模型相近，但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非对称联结强度符合修正等级模型假设。因此，双言者与双语者语义记忆表征机制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还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双言者继续进行探讨，才能提炼归纳出适合阐述双言者语义记忆表征机制的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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