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鹏飞

摘要：中国国内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网络虚拟空间舆情迭起、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复杂的斗争形势，凸显了新时代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是党主导自身意识形态体系建构与发展的能力、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进行调控的能力和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引导的能力。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党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不断提高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能力;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高对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管控能力;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提高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思想工作;社会思潮;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9）06-0169-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出了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经典理论原则，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回答新时代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等问题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时代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逻辑严密和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也是新时代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

一、相关研究述要

截至2018年底，笔者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或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对外宣传、哲学社会科学、舆论工作）”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精确跨库检索，以2013年为起点，共得到有效论文2 057篇。在此基础上，运用SATI3.2软件把所有文献的关键词生成共现矩阵，运用可视化工具Netdraw生成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从总体上和从基本领域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论述进行研究，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途径进行研究等三个方面。

（一）从总体上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论述进行研究

其一，对习近平2013年和2018年分别在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研究，学界普遍认为这两篇纲领性文献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地位，指明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目标、使命任务和基本遵循，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强起来。代表性观点认为，2013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开启了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新时代，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思想观点的全面阐发和思想动员令，宣传思想工作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1]。2018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全面擘画了新时代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新方略，宣传思想工作要明晰理论、聚焦实践、确定方向、守正出新，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支持[2]。

其二，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观点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全面拓展和具体领域深化的发展过程。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梦的提出和阐发标志着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观点的萌芽，“8·19”讲话标志着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观点的全面勾勒和全面展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标志着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观点的深化，在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会议或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标志着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观点的具体领域深化[3]。

其三，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内容体系和特点进行研究，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整体性、科学性、创新性和艺术性等特点。代表性观点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论述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以极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论为灵魂”，“以明确意识形态责任的主体论为抓手”，“以凸显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立场论为中心”，“以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能力论为核心”，具有真理性、科学性、先进性、有用性和创新性的特点[4]。

（二）从基本领域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论述进行研究

其一，从做好国内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展开研究，尤其对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网络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的论述进行研究。在新闻舆论工作方面，对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容进行研究。代表性观点认为，其形成经历了从有形之“河”、有形之“湖”到无形之“海”的发展轨迹，内容包括党性原则论、舆论引导论、媒体融合论、新闻创新论、国际传播论和职业素养论等方面[5]。在网络舆论工作方面，主要探讨了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形成基础、过程、内容与意义等。代表性观点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有关论述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经历了萌芽、雏形、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内容包括突破网络核心技术、发展信息经济、繁荣网络文化、维护网络安全、加强网络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推进互联网国际合作等方面[6]。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主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育才功能和实践路径。代表性观点认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框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育才的全新格局，要坚持“以学生為根本和中心”，“以学术为基础”，“以学科为支撑”，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7]。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主要探讨习近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观的主要内容和指导意义。代表性观点认为，习近平重要论述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其战略旨向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指导思想是“四服务”和“三培养”，根本问题在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性质和办学方向，基本要求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中心环节”和“立身之本”，本质是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基本遵循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理念是“三势”和“三因”，主渠道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保证在于加强党的领导[8]。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文艺工作、党校工作等领域开展研究。

其二，从做好国外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展开研究，尤其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论述进行研究。代表性观点认为，习近平关于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新论断涵盖职责任务、具体内容和重要方法等方面，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的职责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要增信释疑、凝心聚力，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要努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体内容包括“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中国形象、中国梦、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现行的方针政策”，策略方法是“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传播話语体系建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体现了党对对外宣传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9]。

（三）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的研究

其一，从问题和对策的角度，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代表性观点认为，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引起资本主义列强的忌惮和围攻，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力度不断加强，中国遭遇“颜色革命”的风险不断加大，要通过继承发扬意识形态工作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坚定中华优秀文化和思想自信等方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0]。

其二，从工作途径的角度，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路径进行研究，涉及思想理论引领路径、网络建设路径、舆论引导路径、话语创新路径、基层工作路径、综合育人路径等。代表性观点认为，习近平对宣传思想工作路径的论述是多元并举的，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要在坚持传统理论途径、形式途径、直接途径、显性途径、思想部门主导性途径和对内理论武装途径的同时，积极拓展实践途径、理论创新途径、间接途径、隐性途径、自主途径、对外宣传途径等[11]。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研究一直是思想理论界的核心议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非常可观。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意识形态工作涉及的具体理论问题和工作领域关注较多，但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综合性研究有待加强，且具体工作领域的研究依然需要深化和拓展;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的理论阐释较多，而对实践路径层面和在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落实研究较少;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很多“应该怎样做”的学理化研究，但是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什么能力”则缺乏关注等。为此，本文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所需要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为主题进行研究，尝试把握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时代境遇，总结习近平关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理论论述与近年来取得的宝贵实践经验，分析新时代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实践路径。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时代背景

科学精准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与新特征，是思考谋划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逻辑。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12]411。这些伟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国内表现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13]6，在国外则表现为因缺乏“国际话语权”而“‘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4]20，凸显了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影响党的意识形态认同

新时代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利益格局的新调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多变和差异扩大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已从习惯于思考宏观抽象问题、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考虑个人发展、从理想主义角度设计人生目标，转向微观具体、个人生活、现实世俗，不喜欢宏观抽象的理论问题。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显示，目前民众生活满意度下降，生理性、社会性和民主性需求标准高、问题多;负向情绪能量和强度增长快，引爆点降低，指向性明确;社会不信任感增加，群体摩擦增加;物质主义价值观趋于增强，集体主义价值观不断弱化[15]。在国际环境方面，西方国家凭借着文化霸权和舆论优势，极力实施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渗透，袭扰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加剧了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分化。在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背景下，在某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出现了声音变弱和阵地收缩的奇怪现象[13]10。

（二）信息化时代网络虚拟空间舆情迭起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普及率达59.6%，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比例高达98.6%[16]。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17]一方面，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深入发展使意识形态传播机理由传统的金字塔模式转向旋涡模式。在金字塔模式中党和国家机关拥有理论信息的发布、解释和舆论引导权，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路径覆盖社会大众。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旋涡模式中，人人都有即时信息发布与解释的机会，主流意识形态由传统的宣传嵌入社会转变为与社会脱嵌，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扩音器。网络意见领袖、大V、水军等利用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情感，操纵网络舆论，渲染负面情绪，编造政治谣言，企图瓦解党的执政根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呈现从自发到自觉、从故事叙述到理论传播、从思想感染到政治诉求、从局部影响到全面渗透的新趋势。习近平对此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12]197-198。

（三）社会思潮激荡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反映特定政治主张和价值诉求的具有一定社会心理基础、理论形态和影响力的思想理论。习近平指出：“20世纪以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修补制度弊端，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13]4这些社会思潮对中国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不同阶层教育背景和文化资源不同，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差距大，意识形态需求和态度不一，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取得各阶层的认同成了难题，反而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便利。加之社会利益机制和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影响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各种社会思潮呈现出与社会舆论相互促进、系统化、理论化、生活化、渗透化，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其挑战能力增强。

（四）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动背景下“挨骂”成为突出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造就了中国奇迹。虽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的，接二连三地推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和傲慢论等论调，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出严峻挑战。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矛盾，更为西方提供了抹黑唱衰的借口和契机，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和复杂。虽然中国对外传播的规模、渠道、技术和影响近年来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在传播理念、技巧、话语和技术手段等方面仍与时代要求存在一定的滞后和不适。“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找不准站位、对不准频道、发不准声调、讲不好故事，“金话筒”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摆设[18]。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4]20。在国际意识形态纷纭激荡和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如何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讲述中国故事、传出中国信息、塑造中国形象、宣扬中国价值、提出中国主张等成为重要课题。

（五）干部队伍能力不足制约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载体和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干部队伍能力不足将直接制约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提升。一是意识形态领导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习近平在明确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地位的基础上，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12]156。而个别领导干部仍旧轻视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甚至还割裂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制造“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错误对立。二是部分领导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不足。习近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12]404。调查显示，目前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知晓度为77.6%，认同度为92.5%，知晓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新儒家、普世价值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持赞同态度[19]。三是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能力不足。调查显示，目前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和时代性还需要加强，教育方式难以激发干部内生动力，学习制度建设需要加强，师资水平、教材质量和课程数量质量都有待提高[20];各社会群体对党的理论宣传教育活动效果的5级评分结果为3.49±0.71分，总体评价倾向于“有效”，但未达到“比较有效”和“非常有效”的水平[19]。因此，要提高党的理论宣传教育活动的效果，必须按照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和新办法。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1]178他们对虚假意识形态宣传的“全部戏法”[21]182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把无产阶级实现意识形态领导的过程生动地比喻为“思想的闪电”过程[21]16。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坚持无产阶级用代表自身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武装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内容，实现了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導能力的理论创新。

（一）提高新时代党主导自身意识形态体系建构与发展的能力

一是提高新时代党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科学建构的能力。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自觉建构起来的。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22]。正是党坚持“两个坚信”的基本态度，旗帜鲜明地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坚信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和时代发展而发展，才构建起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

二是提高新时代党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自主发展的能力。党的意识形态不能变成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需要随着党执政的时代条件和具体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这就要求党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提高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自主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完善与革新。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 [12]22-2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刻变化，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提高了党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的自主发展能力，又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二）提高新时代党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进行调控的能力

首先，要提高新时代党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效传播能力。党要实现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进行调控，首要的是构建科学完整的意识形态传播格局，提高通过各种渠道、手段和方式宣传阐释自己意识形态的能力。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24]。习近平十分重视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方式，他用“中国梦”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愿景，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承与创新，用“三个伟大飞跃”阐明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用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史来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渊源，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讲授社会主义的中国根基，深入到价值治理的层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等等。这些新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有力地实现了途径、载体和方法的高度整合，推动了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从静态向动态、从理论灌输向形象隐喻、从形式向内容、从国家叙事向个人情怀、从国内独奏向内外合奏的变化。

其次，要提高新时代党使自身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成为主流并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面对国际发展环境风云变幻、国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2]15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5]41。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2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全党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

最后，要提高新时代党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系统良好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能力。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系统是一个多要素多层面的复杂系统，党要精准地掌握整个系统的发展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26]13。控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发展趋向，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24]。另一方面，社会存在的丰富多彩必然带来社会意识现象的盎然生机，党要根据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自身运行规律，运用科学政策和合理手段，使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具有良好运行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压实工作责任制，为党员干部“补钙壮骨”，加强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党校工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都是为了促进意识形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三）提高新时代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和引导的能力

首先，要提高新时代党对各种社会思潮性质的识别能力。习近平用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来比喻意识形态的生态系统[14]20。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提高区分不同地带的能力，及时辨别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不为其天花乱坠的表象所迷惑或俘虏。识别各种社会思潮的性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尺和方向。对具有某些合理因素的思潮，要积极引导和整合，转化为“红色”地带。而对于那些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害的“黑色”思潮，党要进行有效抵制和批判，消除不良影响，净化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培育强大的思想鉴别能力，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争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模范，另一方面必须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通过巡视、培训等方式提高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的能力。

其次，要提高新时代党对错误社会思潮的剖析批判能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确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和批判中获得的。正如恩格斯所說，他和马克思“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 [27]。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8]，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是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之一。习近平要求“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 [14]9。要通过旗帜鲜明地抵制、揭批错误思潮，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推进意识形态问责，帮助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推动更多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敢抓、敢管、敢亮剑，真正做到守土有责、负责和尽责，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最后，要提高新时代党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动态监控能力。习近平针对打击“三股势力”曾指出，应“着力铲除、封堵恐怖极端思想的根源和传播渠道，加强对其渗透的防范和监控，避免其受外部势力操控，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制造社会动乱”[29]。这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要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态监控，防止其出现

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警惕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转向。比如，长期以来各社会思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近年来教师对新自由主义认同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度之间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是需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高警惕的新问题[19]。因此，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动态监控，及时研究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作用机制的新转向至关重要。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实践路径

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不是天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如何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进行了深刻的理论论述与实践创新，是新时代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

（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不断提高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的能力

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2]23经过五年的探索创新，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行了系统回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深刻阐明了这一思想内容的八个“明确”和由十四个“坚持”组成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25]20。

其次，通过深入的党内理论学习补钙壮骨，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掌握和创新能力。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面临着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其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至关重要。习近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就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26]12。为此，必须提高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系统学习，思想上掌握精髓，实践上指导工作;要通过课堂讲授、讲座、内部文件学习、党政宣传、书籍阅读等途径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高理论发展创新能力。

（二）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高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管控能力

首先，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宣传教育机制，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共识能力。健全理论宣传教育机制，一是提高宣传教育者的素质。习近平要求“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24]。这些行家里手既包括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也包括从事宣传的党员干部、研究者、宣传者和教育者等人员，要把他们打造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二是区分宣传教育对象的类别。习近平强调要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特点选择合理的理论宣传教育方式。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必须面向全社会做好这项工作，特别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习近平非常重视在不同场合针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群众、青年和儿童来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问题。三是优化宣传教育的内容信息，要将抽象性和理论性较强的文本话语转化为领导干部、党员和群众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创新话语体系，契合受众的内在需求。四是扩展宣传教育渠道方式。习近平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12]155。针对互联网发展的新格局，习近平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30]，要注意多种途径的运用，建立传统传播与新兴传媒相结合的多元立体宣传教育格局。

其次，完善社会意识形态管控体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系统的管控能力。一是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系统重点领域的管控，重点领域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多发易发领域。习近平主持或参加召开文艺、新闻舆论、哲学社会科学、网络安全等领域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各重点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指明了方向。二是要采用正确的意识形态管控策略。这需要整合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高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等意识形态战略资源，进行整体布局和安排，打造人才队伍、智库与平台，构建科学完备的意识形态战略策略体系。三是要运用科学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管控方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目标越伟大，我们的愿景越光明，我们的使命越艰巨，我们的责任越重大，就越需要汇聚起全民族智慧和力量，就越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进团结”[31]。一方面要通过政党协商、政府协商、人大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多元协商民主方式处理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通过说理、交流对话的方式凝聚共识;另一方面要树立法治思维，加快意识形态领域的立法工作，提高意识形态管控的法治化水平。

再次，开展国际传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能力。习近平不仅在多次讲话中对对外传播进行重大部署，而且还身体力行，他“每次出访，无论是会谈、交流还是演讲，都要讲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讲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讲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还在不少国家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这就是做思想舆论工作，就是到国外去做思想政治工作”[32]。习近平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25]44。对外意识形态传播，要注意构建传得开、听得懂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讲故事、传声音、阐精神、扬价值和展风貌中提高对外传播能力[13]24。

最后，落实党委意识形态领导的主体责任，强化意识形态领导监督。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12]156新时代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确认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要從强化党内监督的角度压实意识形态政治责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对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阵地范围、宣传部门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要通过系统的中央巡视工作，对思想文化战线开展政治“体检”，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意识，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从严治党[33]。在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24]。因此，新时代要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监督，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细化责任、明确标准、严格评价、强化问责，真正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