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以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实现赶超而支持技术过度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则为稳就业而支持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政策都违背了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但不同国家实践这些产业政策的后果则参差不齐。有些国家顺利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有些国家短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在长期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就业结构的偏离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改革开放后，结构偏离问题愈加严重(何德旭和姚战琪，2008)[1]。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预期中的停滞不前，产业结构升级反而进入了转型加速期。因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扬长避短，缓解技术选择造成的要素禀赋结构扭曲问题，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直以来，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外源性的总量推动，很少着眼于各种资源间内生的结构匹配问题，尤其是对金融结构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讨论不足。本文尝试采用新结构金融学分析框架，讨论金融与产业结构匹配问题，以深入理解我国金融结构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以及缓解因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要素资源扭曲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从产业发展战略背后的要素配置内涵出发，林毅夫(2002)[2]在Atkinson和Stiglitz(1969)[3]、Basu和Weil(1998)[4]的适宜技术理论基础上，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