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宁波

[摘要]基于农户生计响应视角，定性分析了城镇化减贫的机制、路径和影响因素，并揭示了城镇化减贫效应分异的发生机制。分析表明：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因素不同引起农户城镇化生计响应分异，而不同的农户生计响应又引起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进而导致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提出保障农户合法财产权益、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加大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等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户生计响应;减贫效应分异

[中图分类号]323.7[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7年的58.52%，平均每年提高约1.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的反贫困事业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最新的贫困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此外，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00年的37.25%降至2017年的3.1%。但是，城镇化不必然减少农村贫困。与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类似，城镇化减贫效应也可能在第二阶段消失甚至恶化贫困。作为农村聚落的决策单元农户是城镇化影响的接受者，也是决定城镇化是否具有减贫效应的关建能动因素。因此，以农户生计响应为视角，探究城镇化与贫困关系是打开城镇化减贫效应分异“黑箱”的一把“钥匙”。

1 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贫困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并且结论存在分歧。Martin Ravallion（2007）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化整体上利于减贫，但城镇化影响贫困存在空间异质性。Jorge Martinez-Vazquez，等（2009）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认为城镇化与贫困间存在“U型”关系，并基于跨国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Mohamed Arouri（2017）基于越南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化倾向于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国内学者对城镇化与贫困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影响农村整体贫困、城镇化减贫机制等方面。冯文荣，等（2005）检验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对贫困的贡献度，发现城镇化进程会从两个方面些微增加贫困。崔万田，等（2018）从理论上揭示了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的关系，并基于2000—2014年中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呈现“U型”关系。王健（2018）认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来助推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通过在贫困地区建设小城镇为转移人口就业脱贫和异地搬迁脱贫提供载体，从而带动区域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段龙龙，等（2018）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和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贫困的减少得益于财政支农和城镇化战略的协同作用，但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地减少更为有效。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贫困关系的研究成果丰硕，给本文以启示，但鲜见分析城镇化减贫效应分异机制的文献。本文以城镇化影响贫困的中間要素“农户生计响应”为研究视角，从理论上剖析城镇化减贫效应分异的机制、路径和影响因素，是对现有研究理论的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针对农户响应城镇化提出建议对策，引导农户积极调适生计，以提高农户生计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城镇化减贫成效分异的机制

根据现有研究文献，本文的农户生计响应包括生计资本响应、生计产出响应、生计方式响应、生计空间响应4个响应维度。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自然资本响应是农户对耕地、园地等受城镇化影响流转或出租的感知和反应;物质资本响应是农户对城镇购房、住房改扩建中家具风格城市化的感知和反应;金融资本响应是农户对持有金融产品、发生金融业务等受城镇化影响的感知和反应;人力资本响应是农户对家庭成员的技能、教育等受城镇化影响的感知和反应;社会资本响应是农户对亲戚以及朋友等社会网络受城镇化影响的感知和反应。农户生计方式响应是农户对城镇就业机会、就业方式以及农村生计方式受城镇化影响的感知和反应。农户生计产出响应是农户对产出水平、收入渠道等受城镇化影响的感知和反应。农户生计空间响应是农户对到城镇居住、小孩到城镇就学等受城镇化影响的感知和反应。

快速城镇化带来农民土地被征收、生活和生产方式改变、思想观念变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城镇近郊农户具备区位优势，多数进城务工、经商，或者种植花卉苗木、果蔬等经济作物。远郊农户则主要通过进城务工等途径向城镇生计系统转型来响应城镇化。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城镇近郊农户较远郊农户因距城市较近因素更易受城镇生活和生产理念、经营理念以及市场信息的影响，在自然资本（土地被征收）、人力资本（提高见识、掌握先进技能）、金融资本（贷款、理财）、生计产出（收入渠道多元化）、生计方式（到城镇务工、经商）、生计空间（小孩到城镇就学、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维度有较强反应;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独特的村落，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参与当地旅游业相关的经营活动。通过职业培训、与游客交往等方式提升了农户的服务意识、经营能力。因而，在同等条件下，具备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的村落较一般村落在自然资本（房屋、宅基地、耕地被占用）、人力资本（服务意识提升、受游客现代生活理念的影响）、生计产出（收入来源多元化）、生计方式（到景区务工、经营活动）等维度有较强反应;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且包容性强的城镇化驱动类型地区的农户，农民向城镇生计系统转型的门槛较低。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且包容性强的地区农户较其他阶段、驱动类型城镇化地区的农户，在自然资本（土地被征收、流转）、人力资本（提升见识、掌握技能）、金融资本（普惠金融）、生计产出（收入来源多元化）、生计方式（到城镇就业、经商、兼职）等维度有较强的反应。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部环境相同地区的农户也会因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收入来源、社会资本等农户家庭内部因素的不同，导致农户生计在响应维度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劳动力数量多、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更容易感知到城镇化的影响。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具有较高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农户较普通农户，在物质资本（认同住房改建、家具等风格城市化）、人力资本（小孩到城镇就学）、金融资本（理财、保险）、社会资本（在企事业单位上班、加入团体）、生计产出（收入来源多样化、认知市场）、生计方式（到城镇化就业、经商）、生计空间（城镇购房、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维度有较强反应;收入来源以务工、经商为主的农户与城镇联系密切，在感知城镇化与行动意愿方面更强。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以务工、经商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较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在自然资本（土地流转）、物质资本（认同住房改建、家具等风格城市化）、金融资本（贷款、理财）、生计产出（收入来源多样化、认知市场）、生计方式（到城镇就业、经商）、生计空间（小孩到城镇就学、城镇购房、生活方式城镇化）等维度有较强反应;有亲戚或朋友在城镇企事业单位上班且联系较为紧密的农户，面临生计风险（城镇化）的冲击时，可获得更多的外部帮助。因此，在同等条件下，有亲戚或朋友在城镇上班且联系紧密的农户较社会资本较弱的农户，在人力资本（受亲戚或朋友影响提升见识）、社会资本（与亲戚或朋友的交往强化了社会关系）、生计方式（从亲戚或朋友处获取就业信息）等维度有较强反应。

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城镇化阶段及类型等外部条件和劳动力数量及质量、收入来源、社会资本等家庭内部因素的不同导致城镇化的农户生计响应在不同维度和强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而不同的生计策略会带来不同的生计结果，即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

3 对策建议

3.1 保护农户合法财产权益，提升农户响应城镇化积极性

有些农户感知到城镇化的影响，并且有意愿响应城镇化，但出于不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的考量，在响应行动上表现消极。因此，政府在鼓励农民城镇化的同时，也应为农民城镇化创造良好的条件。比如允许农民“带权进城”，即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相关权益，或者通过允许农户用宅基地换商品房，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的方式，让农户获得进城资本，提高农户响应城镇化的积极性。

3.2 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将失地农户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基础，大多数失地农户在获得土地补偿款之后，经济水平短时间内会得到较高的提升。但也存在一些农户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无法适应城镇生计系统，同时又面临生计成本明显上升的生存环境，城镇化不仅没有对此类农户起到减贫效应，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因此，政府应设计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同时对失地农户给予养老保险、增加医疗报销比例、大病救助等社会保障支撑，让其在城镇中稳定生活。

3.3 加大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使其形成自我发展能力

农户是城镇化影响的感知者，也是决定城镇化减贫成效的关建能动因素。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户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精准识别农户技能需求，提供有效的培训服务。同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鼓励贫困户子女在完成义务阶段教育后继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进而达到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贫困人口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的目的。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向农户推送相关就业信息，引导农户积极响应城镇化，科学调适生计。

[参考文献]

[1] Martin Ravallion，Shaohua Chen， Prem Sangraula.New Evidence on the Urbanization of Global Poverty[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7，33（4）：67-69.

[2] Jorge Martinez-Vazquez，P.Panudulkitti，A.Timofeev， Urbanization and the Poverty Level，Working Papev，2009（16）：9-14.

[3] Mohamed Arouri.Does Urbanization Reduce Rural Poverty？Evidence From Vietnam[J].Economic Modelling，2017 （60） ：253-270.

[4] 馮文荣，杨银海.我国城镇化进程对贫困贡献度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5（10）：16-21.

[5] 崔万田，何春.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经济科学，2018（04）：89-102.

[6] 王健，刘培.我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果测度[J].江汉论坛，2018（04）：55-62.

[7] 段龙龙，王林梅.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05）：8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