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荣

一、创作主题的多样化

随着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迅速转型，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出现了诸多认知和看法。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的创作，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艰难的发展过程，但是始终与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中国当代文学同步，蒙古族母语小说创作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和“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母语文学创作有着不同的风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特殊的社会环境背景下，蒙古族作家创作了一批服务政治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建设小说。例如，齐木德道尔吉的《西拉沐沦的波涛》（上部）、葛尔乐朝克图的《路》、宝音赫西格的《朝鲁爸爸的祝愿》等等。“文革”时期是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发展的特殊时期，由于作者队伍残缺、文学环境复杂等原因，蒙古族母语小说创作陷入了困境，作品的数量明显减少。反映“文革”斗争的马·古苏日扎布的《血缘》和巴·桑布的《灾难的草原》等作品是“文革”期母语小说的代表作。由于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这两个时期创作的蒙古族母语小说的思想性不深刻、艺术性较弱。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新的文艺环境下，蒙古族母语小说的创作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出现创作风格变革的前景，顺应时代的变迁，出现了新主题，开启了新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伤痕小说”、“改革小说”、“反思小说”、“生态小说”、“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力格登、苏尔塔拉图、布仁特古斯、巴德巴、阿云嘎、布和德力根、满都麦、莫·哈斯巴根、巴图蒙和、嘎·希儒嘉措等第三代中青年作家的母语小说创作成就显著。20世纪九十年代，以齐·敖特根其木格、苏布道、赛罕其其格、阿拉坦高娃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个体的生活、生命、感情体验为线索，创作了一批反映现代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作品，促进了蒙古族女性文学的发展。21世纪，蒙古族母语小说的创作紧跟时代步伐，探讨社会、反思历史、认识时代。尤其是書写人性和爱情以及反思历史的小说的成就较高。例如，策·布和德力格尔的《米丹夫人》、格日勒图的《阴阳树》等小说以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为题材，以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阐释历史，并重新解读民族历史。

从以上分析来看，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蒙古族母语小说的创作主题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作家的创作视野和审美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的主题逐渐多样化，从早期的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发展到书写传统文化、草原生态、民族历史、民族现代生存问题等等，从过去比较狭窄的维度拓展到更开阔的创作道路。总之，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的主题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这体现了蒙古族母语小说创作方法的成熟以及文艺环境的现代性变迁。与此同时，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的创作主题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蒙古族作家应突破自身创作的局限性，提高对社会的敏感性和责任心，积极反映时代精神，超越本民族狭小领域，创造出具有人类世界普遍价值的作品。

二、对民族文化现代性变迁的思考

蒙古族当代母语作家植根于蒙古族文化土壤，叙述大草原上发生的故事，反映草原人民生活的变迁，深入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问题，体现出了作者的时代责任意识。

（一）自觉的母语意识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凭借作品的语言，可以感知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审美意蕴。母语话语秩序是蒙古族作家的独特追求，作家坚持用母语写作，运用本土特征的谚语、方言土语和修辞手法，从而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母语气息。韩少功认为，“当一切都行将被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的时候，唯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严重流失的今天，少数民族作家依靠母语创作开辟了一条继续发展的道路，发扬“母语”的魅力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创作中的母语回归热是全球化语境中，在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是作者保护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思考。母语是表达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是民族原始记忆的象征，是作者认同自我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蒙古族作者面临着语言的尴尬处境：一边是相对边缘的本民族母语;一边是强势的汉语。用母语创作，作品传播的范围相对狭窄;用汉语创作，作品具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力，但是以抛弃母语为代价。在这种尴尬的处境面前，作者们出于民族文化责任意识，选择了母语创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更容易满足读者对民族的诗意性生活和原始面貌的期待。“母语文学”是一个包含民族情感、呼吁民族认同的修辞方式，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守护和呈现，对提倡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具有特殊意义。

母语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母语思维和母语表达十分重要。蒙古族母语小说的语言具有蒙古族文学的独特风采。蒙古族母语小说中作者运用充满草原风情的抒情语言，经常使用民族生活化的修辞手法，借用蒙古民族熟知而特有的事物，组成比喻或夸张，从而体现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少数民族母语的话语空间十分有限，一些弱势语言面临着“失语”的危险。因此，作者的母语创作是传承和拯救母语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对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的远离母语环境的知识分子来说，母语写作和阅读是治疗失语之痛和失魂焦虑的良方。

（二）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在现代性语境下，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如何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是文学书写过程中亟待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社会的变迁，蒙古族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开始积极展现民族文化，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社会性和地域性。“文化认同过程既是空间性质的，也是时间性质的，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在时空系统中相互塑造的过程，任何文化认同都交织着新与旧、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外来的文化记忆。”[2]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中，作者揭示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命运。例如，革命历史小说中，作者表现了历史文化积淀中所形成的蒙古族历史命运和思想性格;生态小说中，作者表达了对草原生态安危的担忧;反思小说中，描绘传统文化面临的处境，重构传统文化，探索民族文化的未来。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的作者将时代特色和民族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突出民族精神，探索民族命运。

蒙古族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本土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等优秀作品，它们传递着民族的原始记忆和文化传统。到了当代，其创作和传播趋于疲软态势，但作者常常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重构民间文学，丰富作品的内涵。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中作者采用独特的叙述策略，传承了本民族的原始文学形式，民间文学本着自己的独特内涵进入了书面文学的文本，永久地保存下来。在重构民间文学的过程中，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虽发生了变化，但作者努力保留其主题内涵、精神特征和表现手法，使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建构和民族性的重构成为可能。

蒙古族母语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积极建构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对民族文化缺陷的反思还不够。任何文化都具有其两面性，蒙古族文化必然包括许多积极、优秀的因素，但也不可避免包含了一些封闭、消极的因素。蒙古族文化中的封闭、自傲的性格是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绊脚石。新时期以来的蒙古族母语小说中，作者虽然反思了本民族文化的弱性，但还是停留在表层，民族劣根性的阐释不够深刻。例如，力格登的《人生的逻辑》，满都麦的《三重祈祷》等小说中，作者虽然批评了民族文化性格的弱点，但对民族劣根性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克服等没有进一步阐释。因此，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中，作者思考了本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民族性的缺陷，但还不够深入。

三、叙述模式和创作手法的新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族母语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叙述模式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文学积极接触世界各国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视野迅速扩展，蒙古族母语小说创作跨入了新的阶段。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叙事模式和创造手法从单一向多样化拓展，充分表现蒙古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展现出蒙古族母语文学的独特魅力和自我超越。

（一）叙述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蒙古族當代母语小说以历史宏大画面为背景，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按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形成了固定的叙事模式。叙事环境基本是解放前的蒙古族社会环境，例如，葛尔乐朝克图的《路》和哈斯巴拉的《故事的乌塔》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偶尔采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作品的叙述内容简单而琐碎，从狭窄的角度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但从新时期开始，蒙古族母语小说家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法，从新颖的角度叙述故事情节，使小说的叙述策略、文本结构和艺术风格比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具体如下：

第一、叙事视角采用了多种模式，有全知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和故事内人物叙述等。例如嘎·希儒嘉措的《人骨崖》中，作者时而用自己的视角，时而用故事内人物的视角反思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巴德巴的《弥留之光》中运用小说主人公乌拉岱的心理独白展现了他对往事的忏悔。第二、叙事时间的变形是新时期蒙古族母语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意识流小说打破传统小说按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的模式，按人的心理活动展开故事，不受时间、空间或因果关系的约束。“蒙古族小说经过故事小说、性格小说的发展阶段，现已迈入了心理小说的发展阶段。最近，人们把这种现象归为新时期蒙古族小说‘内转型现象。”[3]新时期蒙古母语小说通常以正在进行中的一件事情为中心，通过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或人物意识的延伸而回到过去的事情上，最终又回到现实，构成一种不断循环的立体结构形式。例如，力格登的《生活的逻辑》通过吉尔格勒巴图的心理活动描写，将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贯穿起来，显得故事情节真实感人。又如，满都麦的《圣火》和《碧野深处》的叙述打破传统，以人物的心理时间为轴，通过人物的幻觉或回忆来展开故事情节，叙事时间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赛音巴雅尔的《心灵的神马》是一部将传统叙事手法和意识流手法相结合的长篇巨作，小说通过阿木尔赛音的心理时间，将过去、现在、将来穿插在一起，时间颠倒，在似真似幻地叙述中再现了民族历史。这种叙事手法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深刻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体现人性的复杂，产生特殊的美学效果。第三、叙述内容和语言具有批判性和象征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最大程度地体现在蒙古族母语小说家的创作中，文化冲突和裂变带来的焦虑与纠结成为小说文本最突出的情感特点。新时期蒙古族母语小说中带有主观性和评论性的叙述语言占很大篇幅，作者、叙述者、故事人物的评论无处不在，显现出叙述者的存在感。例如，满都麦的《四耳狼与猎人》以主人公巴拉坦的叙述语言来批评人性的冷漠、自私和贪婪。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蒙古族母语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不仅仅是小说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变革，也是蒙古族作家理性探索的体现。

（二）创作手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族作家总是从现实出发，反映现实问题，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思想性。现实主义侧重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性和客观性比较强。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除极少数几篇作品之外，大部分植根于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中基本上不存在凭借幻想虚构出来的内容，可以说脱离幻想主义的束缚，进入了现实主义创作时代。阿·敖德斯尔、苏尔塔拉图等作家开辟了蒙古族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如苏尔塔拉图的《严冬》以科尔沁草原为背景，书写了解放前蒙古族社会的现实矛盾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蒙古族作家积极探索更多的现代艺术手法，小说创作中运用现实的、象征的、魔幻的、意识流的手法，提高小说的可读性。象征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吻合了小说主题内含的需要。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运用象征手法，突出作品的主题意蕴。例如，阿云嘎的《满巴扎仓》中的秘方药典和蒙古象棋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和蒙古族人民聪明智慧的象征;《野马滩》《黑马奔向狼山》中运用游牧文化的象征——马的意象来叙述传统文化的变迁及作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心里。满都麦的《元火》《圣火》中火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三重祈祷》中骏马贯穿于整个作品中，象征一种坚强的意志和美好祝愿。蒙古族母语小说中，作者大胆使用魔幻的、荒诞的手法，作品显得幽默、神秘。例如，乌·宝音乌力吉的《信仰树》中作者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本民族传统叙事经验相结合，充分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神秘性。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蒙古族母语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摆脱典型环境、细节描写、动作描写和作者的评论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传统，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突出;二是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接近现实生活，突出民族性，塑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新形象，如守护者形象、寻根者形象、战斗者形象、女性形象等。例如，阿云嘎的《满巴扎仓》中的喇嘛、民间医生和女性，《大漠歌》中的吉格吉德等，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满都麦的《马嘶·狗吠·人泣》中的嘎慕刺，《老苍头》中的老苍头，《雕龙玛瑙鼻烟壶》中的洛布森等，这些人物都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具有独特的个性，是蒙古族母语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一个突破。

四、结语

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创作过程当中吸收和容纳他者的表现手法，积累丰富的艺术经验，从而获得的艺术创新的成就很明显。首先，审美的超越。蒙古当代母语小说家摆脱一切困境，开启了本民族小说创作的新的时代、新的思想主题、新的道路。其次，文化的超越。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在民族文化和时代认识方面超越了过去停留在赞美和批评的历史局限，上了新台阶。最后，创作方法的超越。新时期蒙古族小说方法与过去相比，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观， 探索现代创作手法，全新的小说创作手法正在新一代蒙古族小说创作队伍中形成并推广。正是几代作家的不断努力和付出，使蒙古族当代母语文学创作活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创作的探讨和研究，一方面可以窥见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母语文学创作、甚至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依然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缺憾。例如，对西方和我国主流文艺思潮、艺术表现手法借鉴得不够深入，不够灵活，没有完全摆脱自身的束缚;有的作家還陶醉在狭义的“民族特色”观;自觉接受和表现现代艺术实践还不够积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当代命运的关注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农牧民的城市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少数民族”的精神状态需要深入掌握和准确再现。这一系列问题是少数民族作家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必须思考的命题。

参考文献：

[1]韩少功.世界[J].花城，1994（6）.

[2]张雪艳.中国当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13.

[3]舍·敖特根巴雅尔.试论叙述学及其在蒙古族叙述作品研究中的应用[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2）.

[4]那顺巴雅尔.蒙古文学叙事模式及其文化蕴涵[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5] 尹未仙.新时代景颇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6）.

责任编辑 郭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