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母亲(“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2019-11-06宁克多杰

民族文学 2019年10期
关键词:我和我的祖国外婆母亲

宁克多杰

母亲离开我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种思念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发酵,变得越来越强烈。

母亲是嘉绒藏族,名叫雍忠斯满,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寨里。她出生的确切时间就连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也说不清楚,她说:“好像就是红军从家门口走过的那个时候,生的母亲。”但是,当年红军从家门口过了好几趟,具体是哪个时候,她也记不得了。

据外婆回忆,母亲从小就与常人不一样,高挑的身材,直直的鼻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着灵光。而且,母亲的性格非常像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耿直火爆,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正因为如此,从小与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有些怕她,外公却很喜欢自己的幺女儿,把家里最好的衣服,一件羊绒毪衫拿给她穿,这在当时是十分奢华的服饰了。母亲说,外公从不娇惯她,仍然让她光着大足丫,独自一个人漫山遍野地去放猪。

母亲十岁左右,外公便去世了。当时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常常听那些来来往往的过客们说:“刮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没过多久,乡上的通司翻译带着土改工作队的人来到寨子上,他们用“老陕话”,给大家讲道理、讲政策,每讲一段就由通司做一次翻译,最后外婆总算听明白了,他们是在说,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了,并且动员寨子上的年轻人出山去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年龄不满十六岁的母亲,没有真正懂得工作队讲这些话的意思,外婆心里却早已明白。她假装听不懂汉话,坚决不同意母亲离开她。

第二年初春,漫山遍野的野桃花开满枝头的时候,通司又带着工作队来到寨子上,帮助群众抓生产、促发展,还组织年轻人上夜校、学文化。一个被称之为“干部”的人又找到外婆,单独给她做工作,提出让母亲去上学读书,参加革命,说这是党对统战对象的优惠政策,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才有的政治待遇。这次,还没等外婆说话,母亲就满口答应下来。但外婆仍不同意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离开自己。母亲白天黑夜地给她做工作。最后,外婆一边抹眼泪,一边对母亲说:“去吧!就当我是一个孤人,没有生你这个女儿。”

母亲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后来听她断断续续讲,当时,她去了烧香磕头、做梦都想不到的好地方。先是成都,后是重庆,见了好多好多的大领导,还和他们照了好多好多的照片。当我问起这些领导有多大时,母亲说她也不知道。母亲还说,她们可见了大世面了,参观了梦里才能见到的地方,不仅坐了汽车、火车,还坐了飞机。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她一生走过的最远的路程。

母亲说,她们先在重庆补习汉语,学习文化。自治州成立以后,她回到州府所在地刷经寺民干校,后来又到条件比较好的薛城民干校学习,最后被选派到雅安商干校,继续学习商业会计。近五年时间的学习,让母亲成为自治州第一代藏族女干部,她被分配到绰斯甲县商业局工作。

母亲是骑着马,由解放军护送到绰斯甲来工作的,刚刚解放的绰斯甲县非常偏僻,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前沿地带。后来,母亲与我的父亲,一个跟随森工企业进州工作的雅安人结婚成了家。我就是在绰斯甲县大礼堂楼上的小阁楼里出生的,后来听老人们说,我是绰斯甲县建县后出生的第一批小孩子。

小时候,母亲就经常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儿子,你母亲是有福之人,家乡那么多人都想出来工作,但出来的人不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更少了,我们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托了毛主席的福,我们要懂得记情,懂得感恩,你要永远记住啊!”

后来,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母亲调到森工局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母亲的命运出现了较大的波折。母亲和父亲在一起没过几年就离婚了,据母亲说,父亲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他喜新厌旧,被狐狸精迷住,把我们俩娘母抛弃了。当时,我还不到四岁,什么都不懂。每每说到父亲,母亲总是咬牙切齿,她罗列了一大堆父亲的“罪行”,用极端尖锐的话来数落他,教育我。为此,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直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我才感到,几十年前父母的离异,并不是像母亲说的那样,也不是父亲一个人造成的,这与当时母亲的成分不好有关,也与母亲那个火爆直爽,遇事不依不饶的脾气有关。

母亲是刚毅的,当时,她不仅要忍受与父亲离异的孤独与痛苦,还要一个人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同时,她还要忍受成分不好带来的影响,被一次次下放到基层去劳动改造,起先是从局下到场,再从场下到段,后来又从段下到班、下到组,而且在班组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当时,她与班组上所有的青年工人一样,每天早上身着劳动布棉袄,腰扎一根帆布皮带,双腿缠着裹腿,穿着翻皮皮鞋,拿着一把弯把锯或是一把斧头,一块用毛巾包裹着的白面馒头挂在腰后,与其他工人一道,上山采伐原木,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山上回到工棚休息。

在青山上,母亲与其他工人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她头上没有戴那顶厚厚的风雪帽,而是披着一条红色纯毛围巾,这在统一的灰色工作服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二是她有一间小小的木板房,这是她唯一的安居之地,我和她就住在里面。

母亲出工的时候,我就被寄放在隔壁一位大婶那里,除了我还有一碗我中午要吃的米饭和饭上面炝炒的莲花白菜。记得当时,我非常不喜欢吃这些莲花白菜,有些时候饭也不好好吃。那时,大婶总爱带着我们四五个小孩在大工棚里玩耍,外面冰天雪地的,工棚里燃着熊熊的火塘,应该是暖暖的。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母亲又把我带到大工棚交给了大婶看管,大婶把火塘生起来后,在火塘边煨上了一锅腊肉炖萝卜干。当香气弥漫在整个大工棚里的時候,一直就很调皮好动的我,在锅边走来走去的,也不知道是否被锅里的香味所迷惑,一不小心就被锅下起支撑作用的铁棒绊了一跤,当我跌了一个大跟头的时候,一锅香喷喷的腊肉汤也“轰”的一声全倒进了火塘里。

要命的是,一股猛烈腾起的热浪把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冲了个正着,由于他穿的是开裆裤,一下子就把“小雀雀”汽得红亮亮的,他立刻大哭起来。大婶抱起他一看胯下,二话不说就往卫生室里跑去。后来,母亲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肯定是又受了很多气,才息事宁人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一生之中闯下的第一个祸事。

看到我母亲的日子过成这样,过去在绰斯甲县一起工作的同事、朋友都建议她调回地方上去,大家好照顾她。母亲却婉言谢绝了。她总是笑着说:“现在,在哪里工作不都是一样,我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有一米七的个头和强壮的身体,工作干得不比男人差。加之,我在森工工作多年,感到森工工人对人真诚挚朴,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哪都不去了!”

在森工局,虽然母亲的成分不好,受到极少数人歧视,但在两万多森工工人中,我们一家三口是唯一的藏族人,所以很受重视。后来人们调侃说,当时你们一家就像“熊猫”一样珍贵。多年以后,母亲还念叨着当年局领导的那句话:“我们这么大个森工企业,难道连一家少数民族同志都容不下吗?”

据母亲说,这以后,森工局的人再没有让母亲吃什么苦头了。母亲也多次庆幸地对我说:“人活在世上,是要经过磨难的,三穷三富不到老。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啊!”

母亲是有着坚韧性格的人,就是在坎坷的岁月中,她一个人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却从不向命运低头。那时我太小,不知道母亲为何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把我抱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也不求人,不向别人表达,只把心思放在让我读书学习上。

记得那时,母亲把硬纸板剪成一个一个的“小方块”,请人在上面用毛笔分别写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等字样,装在一个鞋盒子里,由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最后要求我做到随意拿出一个“小方块”,都能立即念出是什么字,而且还不断地给我增加内容。

母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机关上的人都有些怕她,和我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就更畏惧她了。无论我们玩得多开心,只要听到她一声咋呼,大伙都会快快地散去。这让我很不乐意,用哭闹来反抗母亲的威严和武断。为此,挨了母亲不少的训斥,说我这德性,就像我那该死的父亲,没有一点血性。为此,小小年纪的我,开始不断地与母亲顶撞,因为我最反感谁把我拿来与父亲比较。

由于我们是单亲家庭,母亲忙于工作,无人看管我,所以不停地出“事情”。不是不小心摔得鼻青脸肿,就是与小伙伴打架,脸上被抓出道道血印。有一次,在河边玩耍,不小心从冰上滑进了河道,冲出好几百米远,万幸被人发现,才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这件事,让母亲惧怕到了极点,见着我时浑身颤抖不止,口中喃喃说道:“这是在要我的命呀!”无奈之下,决定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让外婆来看护我。在外婆那里,一住就是五六年。这期间,我真切地享受着农村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没了母亲天天认“小方块”的严格管束,也没了母亲潜意识传导给我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在外婆那里,我成天开心地骑着老牛、玩着山羊、斗着公鸡、养着小狗,放飞着童年无边无际的幻想。生活环境虽然十分艰苦,但我觉得外婆疼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母亲。

我该上小学读书的时候,才和外婆一起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由于幼年离开母亲,现在回来,已是物是人非。我的身体长高了一大截,但与母亲的亲近程度却少了一长截。后来我才知道,这在母亲一生坎坷的命运中,是最让她受不了的打击。

加之,我在农村像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放任自流惯了,回到母亲身边后,总让她感到不满意,认为我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一不称心就爱把我扯到父亲身上去,说我没有脱我父亲的“壳壳”,把对我父亲的那种怨恨一股脑地转移到我身上,把那些无名之火都冲着我来发,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地臭骂我一顿,然后冲进屋里关着门痛哭起来。

为了我,母亲和外婆也没少争吵。母亲常常用家乡的藏语责怪外婆,说外婆太惯着我、放任我,没有让我坚持读书认字,所以让我变成了现在这种不可救药的模样。外婆也用藏语和她论理,说娃娃还小,别看他个头长得高,再说在农村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少说一些认字不认字的废话,我给你管到现在,已经尽力了!说到这时,外婆也总要捞起围腰帕,抹着泪花。

这期间,母亲在扮演严父的形象,外婆却充当了慈母的角色,我就是在这两位不同辈分的女性万般呵护之下长大成人的。但在当时,我却错误地总觉得母亲不爱我,感到她从骨子里反感我,认为我是她的“累赘”,是让她受苦受难的根源。

为此,我曾想到了离家出走,想到了去找我那位招人恨的父亲,也想到了死。但几经策划分析后,觉得难以实现,最后还是把这一切转化成了与我母亲无声的抗争,甚至想做一些让她真正伤心,真正难过的事情。

让母亲真正伤心难过的事真的来了。那个时候的林区,文化生活十分枯燥,除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就是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几部老片子轮番放了好几年。我们这群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希望有榜样引领的孩子,就只能模仿电影里的阵势和人物的腔调,分成几派,打起“人民战争”来。

起初是木刀木枪“假打”,后来是弹弓石块“真干”,经常有一些伙伴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造成这一危害的间接原因应该说是电影;直接原因应该就是我了,因为我是伙伴们的“总司令”,是我组织他们干的这些事,而且一次比一次惊心动魄。

每每出了事,当初我们自以为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战争”,就会被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行为所代替。由于我是娃娃头,往往就是罪魁祸首,虽然我可能同样是鼻青脸肿、血流满面,但当家长们拉着自己受伤的孩子来找我母亲“说事”的时候,我肯定就会挨上一顿暴打。

起先母亲用鸡毛掸子打我的屁股,后来没有这个讲究了,一急起来能拿着什么就用什么,火钳、柴火、皮带、树条等等都成了打我的工具。好在我的个头越来越高,劲也越来越大,母亲根本拉不住我,也跑不过我。即使这样,当我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也会被她打得青筋突暴、大汗淋漓,但我就是牙关紧咬,不吭一声,最后,往往哭出声来的是母亲。

小学毕业那一学期,学校组织校园劳动,班上的任务是平整操场。在给背篼装土的时候,我随手拾起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子,用力地向放在脚边的背篼扔去。由于用力过猛,石子在背篼上一弹,飞出一个漂亮的弧线,正巧落在一个同学的头上,当即,这个同学就用手捂着头哭了起来。由于不是故意的,也没伤着什么,老师和同学们谁也没当回事。几天过后,这个同学说他头痛、恶心,时不时发晕。林场的医生说这是颅内出血,是要死人的。这时,这个同学的父亲才说他的头,是我那天打成这样的。

当林区派出所的公安来找我取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惹出大事,捅出大娄子了,一下子感到手脚无措,吓得人都变了形。从派出所出来,我就只等母亲来打我了,我估计母亲这次不打死我,也会让我脱一身皮。没想到,母亲一见我,就把我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对我说:“儿子,没有什么,不要怕,我已经了解整个情况了,你不是故意的,该我们怎么承担,我们都承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妈在,天大的事妈给你顶着。”

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抬头看着母亲的脸庞,发现母親也是一脸的惊恐和胆怯,只有那双眼睛充满着勇气和慈爱。回到家里,母亲怕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太大,怕我的心灵受到伤害,她第一次深情地、久久地把我搂在怀里,流着泪说:“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有母亲不疼儿的?”我一下子把母亲搂得更紧了,这件事,让我一下长“醒”了,再不组织大家顽皮了。

小学毕业后,我去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上中学。当时林区交通十分不便,只有每个学期放假才能回到林场与母亲、外婆一起住上一段日子。这期间,中国的社会形态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母亲的心情也逐渐变得喜悦起来,我想这是因为:一方面她回到林场“官复原职”当起了她的统计员,另一方面,她看着逐渐长大成人的我越来越懂事。这时,我却感到母亲不那么年轻了,而且长期在高原生活,她的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开始经常通宵达旦地咳喘起来。

记得当年我还在母亲身边读书的时候,外婆就用藏语悄悄地对母亲说:“我看你也该再找个人成个家了。”母亲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没有合适的,有您在,有儿子在就行了!”我远离他们去读书后,母亲和外婆感到家里缺了什么东西似的。外婆又提出:“你还是找个人成家吧!”此时的母亲,已经完全打消了成家的念头,她对外婆说:“儿子都这么大了,要成人了,我还需要成家吗?”

由于路途太远,交通不便,一般很少有家长来学校看望自己的儿女,母亲却出人意料,提着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给我带来了好多炒好的黄豆和糌粑,这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记得我当时非常不希望母亲来看我,怕同学见了会笑话她的“土气”。母亲却十分坦然地拉着我,去见我的班主任老师和任课老师,一一地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关怀。当我送母亲搭运输木材的顺路车回林场时,看见她从大货车侧面艰难地爬上车厢,坐在高高的原木上,慌乱之中手脚无处安放,还频频回头顾着看我的时候,我感到母亲真的老了,当她的身影渐渐离我远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五年中学时间一晃而过,我又到离母亲更远的地方上中专去了。由于家境不好,每个假期我都基本上是在外地度过的,这下就更不容易见到母亲和外婆了。记得临近毕业的那个寒假,我搭便车冒着冰雪回林区,与母亲和外婆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什么事都不让我做,我说什么她都认为是千真万确的,非常认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再也不说我的不是了。

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年的绰斯甲县城,现在金川县的观音桥镇工作。母亲认为,这是观音菩萨看在她当年在这里起步的份上有意安排的。一分配到这里,我就结识了一个小学女教师,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母亲更是觉得这是天意,是缘分,是观音菩萨早就安排好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第二年三月,我调到梨花飘飘的金川县城工作去了,母亲仍然在林场当她的统计员。这期间,我抽工作空隙,又回到林区去看了母亲和外婆一次。此时的外婆已经走路都有些困难了,成天坐在家门口的一个木椅子上晒太阳,当太阳落山时,母亲就搀扶着她回到屋里,坐在烧着木柴的铁炉子旁取暖,炉子里的火呼呼地燃着,炉子上熬着马茶的铁壶咝咝地冒着蒸汽,外婆就在火炉旁边的椅子上打着瞌睡,这个温暖的画面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为我忙前忙后的母亲,此时气管炎也越来越严重了。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在一起了,她准备退休到金川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说,她的工龄和年龄都符合退休条件了。就这样,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母亲带着外婆从林区搬到了金川县城。县城的海拔、气候以及生活条件都比母亲工作的林场好多了,母亲感到非常满足,和外婆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年。

母亲和外婆来金川县城的第二年,我被组织选派去省委党校脱产学习。两年大专毕业回到县上,不久又被调到州上部门工作,所以,和母亲、外婆在一起的时间仍然不长。外婆去世后,母亲感到一个人在金川县城生活很孤单,才又提出要到州上与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当母亲搬来州上,安顿好的时候,组织上又安排我到县上去任职。这一走,又和母亲分开了好几年。

此时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劲,气管炎已变成了哮喘并伴有轻度的肺气肿,加之,多年的更年期综合征,她又开始抱怨起我来,还会在电话里冲着我大发雷霆。在这种情况下,我动员母亲下高原去内地养老,我感到这对她的病痛是有好处的,对她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几经劝导,母亲终于同意去都江堰,由于这里气候温和、海拔适宜、风景秀丽,很适合人居,母亲的人生总算在这里安定下来,忙碌的我也感到尽了一份孝心。

母亲对自己要求是很严谨的,记得在州上,她一度迷上了半山腰上的一座寺庙,几乎天天都要去那里转经,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暗自思量是母亲老年孤独,才找了一个心灵的寄托,这让我愧疚的心有了一些宽慰。一次回到州里开会,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母亲:“你天天去寺庙,已经与菩萨接上头、对上话了吧!”没想到母亲却生气地对我说:“什么与菩萨对上话,你知道我是无神论者,十五岁不到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在机关坐了一辈子,我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才管用。我天天去寺庙转经无非是为了锻炼身体,怕身体太差给你添麻烦,影响你工作。”

在高原,母亲虽然天天坚持转经走路,身体还是一年不如一年,到了都江堰感觉好了一些。但又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都江堰人生地不熟,没个朋友可以交流,加之,住在大城市里,行路、购物、看病、会客都很难,母亲一下子又陷入到了另一种不适和孤独之中。

这时的母亲,就特别希望我们一家人,从高原上下来陪她,哪怕是几天时间,她都非常高兴,非常珍惜,尽量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讲我们过去的故事,给她唯一的孙子买玩具等。只要我们一说要走,母亲马上就会不高兴,就会找各种理由让我们留下来多陪陪她,实在留不下,就找岔子说我们的不是,一下子又把气氛搞得很紧张,有时让我和爱人都有些受不了。

这让本来就非常忙碌的我,又开始不理解母亲起来,回去的时间也就更少。加之“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次生灾害频繁,交通、通讯年年受损,很不方便。我就只能逢年過节,或者是到省上去开会时,才能顺便去都江堰与她见上一面,陪上一天半天时间。

老年的母亲,对什么都敏感起来,而且固执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时的她,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要发一通脾气。由于身体不好,她越来越少出门,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电视里的节目,除了新闻联播,她都认为不真实。总爱说:“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是这样的。”特别是看到现在那些开放过头的电视剧,她总是要气冲冲地跑过去把电视机关了,过了一会儿又感到无所事事,只好再把电视机重新打开。

看到母亲如此孤独,我把请保姆陪她的想法告诉了她。母亲听后又发起火了,她非常生气地说道:“我的钱是要留给我孙儿出国留学用的哦,身体还好好的,自己还动得了,为什么需要别人来服侍我,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你懂不懂!”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到后来自己实在行动不方便了,她才同意我们给她请一个钟点工来帮她打扫房间,煮煮饭,洗洗衣服。但是,母亲很挑剔,总说人家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对,有时她还要亲手去做,没多久就把人家气跑了,我们只好又重新去给她请人。

后来我发现,母亲把这一招用绝了,就是等我们回家后,她就对钟点工说:“我儿子他们回来了,一下子不走了,你就不用来了。”好几次都是我们要回去工作时,才发现钟点工到不了位,只好再住上一两天,给母亲去请钟点工。而且,越到后来钟点工越难请,我只好提前请人帮忙落实这个问题。有时,为此还不得不在家多住上几日。每当这时,母亲总会心满意足的,用胜利者的眼光看着我,颤悠悠地走进她的卧室,从衣柜下面拿出一瓶她珍藏了多年,自认为是最好的酒来,冲着我笑笑说:“儿子,消消火!晚上我们一起喝两杯。”

记得母亲年轻的时候,她是要抽烟的,但从不喝酒。她自己说是当统计那些日子熬夜,同事们都是抽烟的男同志,她也就跟着抽了起来,我想可能还不止这个原因。母亲退休下来后,气管炎越来越严重,她就抽得越来越少了,到了都江堰基本上是不抽烟了,但开始喝起酒来,而且只喝散装白酒。我每次回家时,也要带些烟酒回去,她都藏得好好的,从不自己拿出来喝,都是等我回去后才舍得拿出来。

母亲节约是出了名的,我每次回到都江堰,黑黢黢的家里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灯不开,电视不开,空调也不开,说是没什么事可做,开灯浪费电。说现在的电视,除了新闻联播,其他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开电视更是浪费电。夏天,穿着一身短衫,拿把蒲扇扑哧扑哧地扇着。冬天,把一床毛毯裹在身上,就是不开空调,说是人老了,这样身体才受得了,空调是害人的。

更让我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母亲不停地把钟点工辞退掉,但是每辞退一次,母亲就出一次名,时间一长,在小区已是“名声在外”,人们添油加醋地传说着母亲怎么批评保姆电用多了,水用多了,气用多了,无形地树起了让人无所适从的苛刻形象,更把母亲这种“吝啬”行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后来我们就根本请不到人了。

母亲却高兴起来,心想请不到人,你娃娃总得要陪我,服侍我。由于母亲的表达方式越来越过激,再加上也确实请不到人来做保姆了,我只好求救于我的二表叔,把一个在农村隔得较近的亲戚三表姨请来做保姆,母亲这才无话可说,极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过去我们家里从来就没什么亲戚来往,可能人家也不敢和我们来往。现在亲戚却多了起来,上到省市,下到乡村,而且僧俗两界都有。起先,母亲是通通不认账的,说我们家没有亲戚,她只认当年回农村老家时,悄悄接见过她的二表叔一家人。后来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了,她也慢慢“放宽了政策”,认同了一些人,但在她的心里,只有我和她才是相依为命的亲人。她越老越舍不得我离开她,所以想出很多办法留我,每次回工作岗位,我都要给她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些时候,还不得不找个什么借口,悄悄地溜回高原。

汶川“5·12”地震,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千里之外的母亲突然断了联系,充分体会到了瞬间没了亲人音讯的恐惧。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上次与她离别比较匆忙,离开她后也没时间通电话,地震后近半月时间,不知母亲的下落。我反复在头脑中想象着她一个人那种绝望的情景,担心着她的生活着落,几次想擅自跑到都江堰去,但一考虑到我的任务是坚守维稳岗位,只好苦苦地等着电话早日能打通。

终于有一天,我一位在成都工作的老同学,把电话打了过来,他告诉我母亲一切都好!原来地震时,母亲所在的小区,房屋未受严重损坏,地震时她一直安静地待在家里。电话中母亲说,我这位老同学给她带去了很多生活用品,还帮助她安顿到了救灾的帐篷里。听完母亲的讲述,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母亲却在电话中安慰我说:“儿子,我这边很好,你别担心,照顾好自己,把工作做好。”母亲又焦虑地对我说:“儿子,我倒是好操心你呀!在‘3·16受了伤,现在伤好些了没有?他们说你在那次行动中表现得很坚强!我为你骄傲呀!”说到这里,母亲的声音又哽咽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今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让那些危害国家的人对你下毒手啊!”说完这话,母亲在电话中抽泣起来。我感到,无论母亲脾气多么不好,每到关键时刻,她总想着我,牵挂着我,一辈子都为我操不完的心,担不完的忧。

十一

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省上开会回到都江堰,这是地震之后我第一次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说她的痔疮又犯了,而且流血流得很厉害。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母亲说是老毛病,过几天就好了,始终坚持不去医院。

这么多年来,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有多么严重的病痛,她都不愿意去医院,每次都是我们半请求半强迫,才把她送到医院去的。这次也不例外,到都江堰市人民医院一检查,医生就把我叫到旁边说:“你母亲好像患的是直肠癌,建议住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感到脑袋“嗡”的一声,泪水差一点流了出来。但我克制着自己,笑着对满腹疑虑的母亲说:“没有什么,医生说是内痔,问我们需不需要住院,我看还是最好去成都看了再定。”当天下午,我就把母亲带到华西医院,做进一步的复检。医生一看就说是癌症晚期了,由于病人年纪大了,不宜做手术,也不宜再化疗和放疗,让我们早点为老人准备后事。我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坚持让母亲住院治疗,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住进了华西医院的康复病房,进行保守治疗,这一住就是大半年时间。

一天,我从高原来到成都,开完会去医院看母亲,只见她的气色很好,这是由于近期医院给她输了较多血浆的原因。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似的,当她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枕头下面,满是关于癌症患者如何治疗的小报和信息,原来她自己已经悄悄地收集了不少信息。

母亲回到床上躺下的时候,平静地对我说:“儿子,我不想在这里住了,我想回家,这里很不方便。”我便不停地给母亲做工作说:“不管怎么说,这里咋也比家里强啊!输个液、打个针都要方便得多。”这一下,又把母亲弄火了,她生气地说:“你太不知道我的心了,你得尊重我的意愿,请你自己好生为我想想。”

这一来,我只好把她接回都江堰。那天回到家里,我扶着母亲坐在床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伤心,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母亲见我流泪反而劝道:“你怎么了?不要这么脆弱。”我说:“母亲,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很想为你解除病痛,但我确实无能为力!”母亲一下笑了起来说:“儿子,我早就知道自己的命了,这没有什么,听天由命吧,我非常坦然,你别伤心,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太在意我。”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母亲反而一把把我拉在怀里,用手拍着我的肩说:“好了,好了!把话说开,这样反而一切都平静了,你别太伤心,人总是有这一天的,好在你长大了,不再让我为你操心了……”

十二

2009年国庆节上午七时,我和维稳的同事们在城外几个卡点巡查,手机铃声响了几遍,一看是远在都江堰的家里打来的,我的心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我知道,肯定是陪伴母親的三表姨打来的。几天来,这个电话已经不断地打了好几次。我心里明白,现在是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但也是我最不能离开岗位的时候。

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即把母亲的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晚上7时以后,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这里离都江堰有四百多公里,而且要翻越好几座终年积雪的大山。同时,还要经过一大段被“5·12”地震损毁的路段。一路上颠簸不堪,很难快速前行,我不停地要求驾驶员开快点、再快点,但车速总是提不起来。

凌晨3点多钟,我们才拖着满身的疲倦和不安回到家。走进家门,首先就见三表姨和两位医生,焦急地等在那里,一进卧室里,只见母亲背靠床头半躺在床上。听见我们进来,她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亮。她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道:“你们来啦?吃饭没有?你们好不好?”

我的鼻子一酸,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说:“吃过饭了,我们都好!你好好休息,我们陪你来了。”说完这话,我用手去摸母亲的手,只见她手上拿着那只戴了一辈子的老表,我感到她是一直读着表上的时间,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她用左手捉住我的手,右手握着妻子的手,消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吃力地,气喘吁吁地说道:“你们回来就好,我实在是等不起了!”说完这话,只听见她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两声,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这样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我紧紧握着她越来越冰冷的手,像失去依靠的孩子,木然地呆坐着,不知所措,一股股痛彻心扉的电流,让我瘫在母亲的床边,一想到从今以后,我将成为孤儿活在世上,我的眼泪无声地落满脸颊。

此时,妻子悄悄推开了窗户,一轮圆月明亮地挂在天空,像是在为母亲的离世默哀,又像是在为我们惋惜。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母亲等这个日子已等了很久,等来的却是与家人永久的诀别。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当中秋,我都会找理由,躲开他人,独自找一个地方与母亲单独说会儿话,表达我深深的歉疚。

母亲离开的十年里,我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肩负起了人生的责任,我常常望着长大成人的儿子,就像母亲当年望着长大成人的我那样,眼里充满爱和希望,也像母亲那样希望儿子天天守在我身边,陪着逐步老去的我,现在我才深深地感到,天下所有父母在对儿女奉献无私的爱的同时,也同样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拥有。

母亲离开的十年里,虽然妻子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生活,支持着我的事业发展,用她那份真挚的爱,填充着母亲去世后给我留下的心理缺失,弥补着那份厚如黄土的母爱。但是,我仍然感到孤独无助,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我的母亲。每每闲暇或不顺心的时候,就会想起她的教诲,多希望时光回转,她能陪在我身边,给我勇气和力量。

母亲离开的十年里,我渴望天天晚上做梦,只有在梦中,我才能回到她身旁,回到我们曾一起生活过的林区,坐在火炉边,喝着苦涩的马茶,听外婆和她没完没了的唠叨,听屋外呼啸的寒风刮过。

责任编辑  安殿荣

猜你喜欢

我和我的祖国外婆母亲
破耳兔
唠叨的外婆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我和我的祖国》让自豪感爆棚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诞生记
外婆的钱
外婆回来了
给母亲的信
《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悲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