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宾三部曲”与《河边的错误》分别是作家爱伦·坡和余华在写作正轨之外，创作出的少有的侦探小说。余华对爱伦·坡推理小说进行了“表”与“里”的继承与创新，他的“反推理”小说之于爱伦·坡影响下产生的“古典推理小说”，实现了多层次的解构与重构。从爱伦·坡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侦探小说历经近两百年的发展，自身经历了从“纯文学—通俗文学—纯文学”的失落与复归之路。

关键词：爱伦·坡；余华；纯文学；通俗文学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七个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狭窄的小路步行，而他总会看到前面有坡的脚印。”[1]柯南·道尔口中的前辈便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的埃德加·爱伦·坡。坡一生创作出大量精彩的诗歌、小说，开哥特、科幻、浪漫等各种小说题材与门类先河。其中，以最小的篇幅产生最长远影响的莫过于他的推理小说，坡的短篇小说多达70余篇，推理小说仅有《毛格街血案》（1841）、《玛丽·罗热疑案》（1842）、《金甲虫》（1843）、《窃信案》（1844）、《你就是凶手》（1844）五篇（部分研究著作中將《长方形的箱子》也纳入其中[2]），更严格划分的话，其中以“杜宾探案”模式为主线的侦探故事仅占三篇。凭借严密的逻辑思维、鲜明的侦探形象和不重复的推理模式，爱伦·坡以极少量的作品被尊称为“推理小说的鼻祖”，直接影响到了柯南·道尔、克里斯蒂、江户川乱步等世界级推理大师的创作。

在国内，最早引入爱伦·坡作品的是鲁迅，他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读到爱伦·坡的《金甲虫》，分外喜爱，于是寄到国内，由周作人译成中文，取名《山羊图》，后改为《玉虫缘》[3]，由此开启了侦探小说在国内的流传。自民国时期的东方“福尔摩斯”——霍桑，到建国五十年代的“肃反反特小说”[4]模式，再到当代作家麦家、蔡骏、海岩等人的尝试，国内的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极具吸引力的一脉，虽推崇力度与作品数量不及欧美、日本等侦探小说大国，但仍占据着大量市场份额，经久不衰。近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国外侦探小说愈发猛烈地冲击着国内市场，一些纯文学作家也纷纷参与到侦探小说的创作中，如：王朔的《单立人探案集》、莫言的《酒国》、笛安的《芙蓉如面柳如眉》等等。与爱伦·坡的小说形成经典对照的是，这些作家并不以严谨的推理过程取胜，而注重对犯罪者与寻求真相者心理的刻画，深入挖掘恶之成因，这与古典侦探小说致力于寻找真凶的预设结构有一定差别。

余华写于1992年的戏仿式侦探小说《河边的错误》则很好地中和了这一裂隙，作家既详尽叙述了寻找真凶的完整推理过程，又以附加情节来丰富小说思想深度。以《河边的错误》回应爱伦·坡的经典侦探小说“杜宾三部曲”（《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窃信案》），通过两位作家异同比照的途径，可以窥探到中国作家面向西方侦探小说的内在心态，并从沿袭的过程中进一步挖掘爱伦·坡小说的深层次意蕴。其次，从爱伦·坡到余华，近两个世纪以来，时代、媒介、读者都在发生变化，侦探小说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古典侦探”到“反侦探”模式的位移，借“推理小说的鼻祖”与现代作家的作品比照，以期对侦探小说的发展进行简单的梳理与回望。

一、“表”的继承

爱伦·坡与余华始终是作为纯文学作家的身份被确认的，与职业侦探小说作家相比，“杜宾三部曲”与《河边的错误》不过是沧海中一朵别样的浪花，难以归入作家正统创作的浪潮。“杜宾三部曲”更像是爱伦·坡实践其“效果论”的实验产品，他在《怪异故事集》序中称“自己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深思熟虑的苦心经营”，预先设置文本效果，然后编制故事情节、斟酌字句营造出预定的氛围。他的侦探小说通常先设置棘手案件的悬念，然后借聪明侦探道出玄机，达成“百思不解—恍然大悟”的必然效果，这正是他的效果论所倡导的写作模式。《河边的错误》也向来被研究者视为余华进行文类实验的产品，“可以看作是对公案一侦探小说的颠覆”[5]。也就是说，两人都是借推理小说的外衣，来实践自己的写作理念，言在此而意在彼。

爱伦·坡在小说中常常演绎美的幻灭与死亡恐怖的主题，对恐怖及幻灭感的刻画往往离不开对可怖环境及强烈情感的渲染。《毛格街血案》中对列士巴奈母女血肉模糊死状的精心刻画，《玛丽·罗热疑案》中对死者尸首、事发地事无巨细的交待，远超出了提供推理细节所需。无独有偶，余华也常常被读者视为“黑暗系”作家的代表，自幼泡在医院的成长经历，使其对死亡的掌控力较之其他作家更多一丝冷峻，这在《河边的错误》中尤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背后默默靠近么四婆婆的不知名姓男子、没命地奔跑的陌生女子，开头一章中，一组人物在近乎无声的空气中穿行，营造出侦探小说特有的神秘恐怖的氛围。余华的推理文体颠覆实验是在符合侦探小说外形的前提下实现的。

此外，作为经典文本，两者都以双层结构摆脱叙述及思想的单一性。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构建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6]两个著名范畴，前者指句子的形式层，后者指意义层。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不在语言中玩弄技巧，而从形式上充分运用并置结构，开篇以名人的题记、棋牌游戏的分析形成第一层独立结构，以主体侦探故事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7]5，形成第二层结构，两层结构内容上彼此独立，从深层语言结构上看又呈现十足的互文性。《玛丽·罗热疑案》中，作者先对巧合事件做出一番评判，“反是碰到巧合的事情，表面看来稀奇古怪，连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没法当作仅仅是巧合的事情，很少有人不是吓得稀里糊涂.....”[6]43紧接着，作者自然地引出玛丽·罗热血案这桩不可理解的巧合事件，引文与正文相互阐释，达到最佳叙事效果。在《窃信案》中，爱伦·坡引用罗马哲学家塞尼加的名言“没有比过分机灵更可恨的了”，作为小说的题记，无疑是对正文中D部长窃信威胁贵人的行径做了最好的注脚，作者让杜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治了这个“过分机灵”的人，也符合题记中“可恨”的情感倾向。

《河边的错误》不以文本形式见长，而是通过叠加情节达成双重叙事空间。传统侦探故事一般遵循“犯罪—侦察—破案”模式，故事以案件真相大白为结局。《河边的错误》则在此基础上另立新章，小说中当侦探马哲已经发现河边三次杀人事件都是疯子一人所为时，故事并没有结束，旁出的一节中马哲扣动扳机以犯罪的方式惩治了凶手，又在上级与妻子的合谋中被诊断为疯子逃脱法律制裁。这一新的“犯罪—心理侦察—脱罪”情节的设置，形成了更深层次的空间结构，较之寻出真凶的快感，余华更关注凶案带来的痛感及无可奈何感，以疯子杀人的主线叙述空间与侦探杀人的增补空间，表达更深邃的道德关怀。从这一层面来说，爱伦·坡与余华的“业余”侦探小说通过情节或形式的双重并置，较之大多数的侦探小说叙事模式呈现出更复杂的文本结构与情感内涵。而在破典型层面上，余华则呈现出更多的颠覆性。

二“里”的創新

爱伦·坡小说的经典意义在于不断创新，从不重复过去模式，他仅有的三部杜宾探案故事中就开创了侦探小说中的“密室杀人”模式、“安乐椅探案”模式与“心理分析探案”模式。《毛格街血案》中，超人杜宾在看似不可能的密室逃脱事件中，找到出口，判断出凶手非人类；《玛丽·罗热疑案》中，杜宾则足不出户，仅通过多份新闻报纸便锁定杀人凶手；《窃信案》案中，杜宾通过分析窃信人的心理，认为最难找到的东西往往在最显眼处，最终顺利在窃信人的桌子上找到了伪装后的信件。爱伦·坡开创的经典探案模式至今难以逾越，后来的侦探小说中，大侦探常常被勾勒成像杜宾一样的超人，具备超强的观察能力和推理分析能力，他们被视为解除困境、刺破黑暗的化身，而故事也往往以罪犯落网，侦探揭秘推理全过程为终。《河边的错误》无疑是对传统模式的一次颠覆，侦探马哲没有可以依靠的对手，在凶案发生的日子里按部就班地调查嫌疑人，和读者同步判断谁是真凶。侦探不再是神秘的超人，确定凶手的过程也并不复杂。更反常规的是，侦探在破案后却无法将凶手正法，疯子因精神问题三番五次杀人仍逍遥法外，马哲最后出手杀人也充分展露了侦探内心的无可奈何，神探光环始终是黯然的，最终正义也未战胜邪恶。余华从内在模式上突破古典侦探小说的桎梏，以反逆的形式铸造推理小说新内涵。

爱伦坡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成员，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美的舞蹈，不为求真，只为求美。因而他的侦探小说少有对外部世界的关切，更接近于艺术的游戏。他最初创作推理小说的宗旨，也是希望能写出符合数学公式的小说。“坡写侦探小说，并非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而是出于对描写人物心理和神秘事件的兴趣。”[8]余华在《河边的错误》后记中写到“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9]他认为作家应该捕捉当时代的虚无精神，创造不为未来却可能成为未来唯一纪念的作品。与爱伦·坡相比，余华当属于“为人生”派，他的侦探小说并不着力于编织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在发现精神病人的法律特权带来的乱象后，以小侦探之疯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独特洞见。对传统文本形式的颠覆，使阅读者“对既定叙述方式产生间离、疏远和困扰，引发出对现状世界的质疑，进而为文学、为我们的思考找寻一条新路”[4]，这或许才是余华对传统侦探小说最本质的颠覆。

三、雅俗文学之争

21世纪，欧美与日本等地区被视为侦探小说的重地，在中国，虽有公案小说的悠久历史，但至今并未形成席卷世界的推理小说浪潮。追溯原因可能与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存在一定关联，重神思而轻逻辑的文化传统塑造出情大于理的思维模式，从思考方式上制约推理小说的发展，重大案件的内部消息封锁及私家侦探的违法性等现实国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侦探小说的取材难度。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因素还要归结到创作者自身的心态上。英国批评家沃尔特·艾伦曾指出，“美国19世纪侦探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兴起，与美国报刊出版演进史密不可分。”[8]廉价报刊的规模化，使文学“被裹挟进追求读者效应的价值系统......读者的趣味愈来愈成为牵引、制约报刊发展的因素......阅读滑落为纯粹的感官消遣。”[9]在读者价值系统的影响下，精英文学逐步向通俗文学迈进，凝结了“凡俗”的内容、“浅俗”的形式、“快适”的效应等相关特征。在此种热潮中，也不乏有作家不为所动，坚持个人创作宗旨，与外部的喧哗拉开距离，保持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这种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也被称为纯文学，得到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推崇。

追溯侦探小说的起源，其并非是以通俗小说的面貌出现的，最早将推理元素融入小说的伏尔泰、狄更斯等人，是以纯文学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的。爱伦·坡作为“推理小说的鼻祖”，从创作宗旨看，他对自己的侦探小说定位是“逻辑推论的小说”，要像他的诗一般符合数学公式；从创作内容看，爱伦·坡不关注物质的存在，更多侧重对侦探“灵知”[10]精神与孤独形象的刻画；从形式上看，爱伦·坡开篇即不吝笔墨书写枯燥的关于分析能力的序言，将破案故事视为理论的注解，这与以吸引读者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有所不同；从题材看，爱伦·坡的小说并没有强烈的杀人动机，案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造成强烈的情感吸引力。最重要的是，他在侦探小说中并未放弃“效果论”及唯美论的审美追求，艺术性的标尺始终丈量着他每一寸的写作空间，故而他在写作五部侦探小说后，便很快投入新的不重复创作中。也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爱伦·坡侦探小说的位置，更接近于纯文学。

《河边的错误》之于“杜宾三部曲”，解构了古典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重构起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的现实关切。爱伦·坡以侦探小说阵地构建内在理性智慧的休憩空间，余华则以颠覆文本的形式，通过续写“破案之后”及“既是侦探又是罪犯”的新思路，构筑对外在世界的关怀。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严肃文学作家纷纷挪用侦探小说的外壳表达现实关切或内心情感，剥开外在的粉饰，内里仍是纯文学的底子。从爱伦·坡到余华等国内作家的创作，推理小说经历了从纯文学到通俗文学的失落，与通俗文学再到纯文学的复归，并且被大众广泛接受，这也证明了大浪淘沙的好作品永远是责任感和智慧的结晶，而非商业利益驱使的快消品。爱伦·坡与余华推理作品虽少，却长久地为人所津津乐道，究其原因，作家的自觉意识与审美旨趣首当其冲。

参考文献：

[] 朱振武，吴妍.爱伦·坡推理小说源流考论[J].外语教学，2008（01）：63-67.

[] 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51

[] 袁荻涌.鲁迅与爱伦·坡[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70-74.

[] 朱全定.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媒介传播[D].苏州大学，2015.

[] 姜彩燕.论余华小说的文类颠覆[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5）：46-48.

[] 罗左毅.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范畴的翻译学意义[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5）：99-103.

[] 爱伦·坡著.陈良廷 徐汝椿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 李慧明.消费文化语境下爱伦·坡侦探小说的唯美悖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9（06）：263-264.

[] 余华.河边的错误[DB/OL].99藏书网，2019-06-20[2019-07-01].https：//www.99lib.net/ book/2422/72765.htm

[] 任翔.诡异构思中的人文意趣——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解密[J].学术研究，2011（03）：147-151+160.

作者简介：

田晓萌，女 （1998.08.16），汉族，河南登封人，本科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