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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日本艺伎文学形象特征

2019-11-05童程

戏剧之家 2019年26期
关键词:形象分析日本文学艺伎

童程

【摘 要】日本艺伎在正式诞生三百余年后,于20世纪中叶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以川端康成、德田秋声、渡边淳一、永井荷风等人为代表的日本作家群体及时发现了这一群体蕴含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审美观照的同时并没有单纯地感怀伤物①,而是积极在各自的作品中刻画富有特色的底层艺伎,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富有典型意味的文学形象。

【关键词】二十世纪;日本文学;艺伎;形象分析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6-0229-02

一、诞生源流

艺伎(げいぎ,Geisha)是一类在日本从事宴席表演艺术的女性群体。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以舞蹈、乐曲、乐器等表演为客人助兴。约产生于日本元禄年间(1688年-1704年)。在艺伎业从艺的女伎大多相貌出众、服饰华丽、知书识礼,尤擅歌舞,更善于察言观色、令客人满意。日本艺伎在东京等关东地区被称为“芸者(げいしゃ,Geisha)”,在明治时期以后,“芸妓(げいぎ,Geigi)”这种读法越来越普遍,最终成为标准称呼。

随着艺伎业发展到近代,艺伎群体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可,一度受到热烈追捧。以艺伎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创作也渐渐在社会上发声。在固有享乐主义印象的基础上,20世纪的日本作家们在各自的小说创作中,着力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性格真实突出的艺伎群像。

二、群体特征剖析

20世纪日本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艺伎形象,形象总体上是共性与个性交织、正面与负面并存的。传统的艺术作品里,艺伎是美艳异常的享乐主义的“附庸”,都追求姣好的面容与精致的服饰,也正由于高昂的出场费用和这种独特的美,艺伎和普通人之间一直存在价值的疏离感。故而在20世纪日本作家笔下,从自然主义生发出来的艺伎——平凡普通、生活气息浓重的形象特征显得别有韵味。

《雪国》中驹子鼻梁玲珑而悬直,双颊绯红有朝气,嘴唇美丽而红润,眼睛滴溜溜的有稚气。她是典型的单纯害羞的少女,在岛村心中是洁净到“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小说里,初夏的群山与纯洁清冷的驹子使岛村难以忘怀,也使得这样一个“天然去雕饰”的艺伎跃然纸上。渡边淳一的《化妆》中与椎名展开曲折爱情的里子,她身上的甜美可爱与温润婉转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和料亭酒肆里的艺伎相比,她则是把现实中的温柔善良继承到了文学作品里,将迎来送往的“察言观色”换成了对爱情的至死不渝;同时又减退了趋附权贵、谋取红绡缠头的职业动机,焕发出天然本真的女性之美来。里子身上的善解人意不再是茶屋里艺伎待价而沽的出售品和招徕顾客的伎俩,她是日本人心目中完美的恋人兼妻子的形象存在。

《伊豆的舞女》中,年轻的薰子在流浪途中遇到写有:“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的牌子。类似这样的叙写使得小说中的世事炎凉之感扑面而来。人情冷暖的现实穿插哀伤凄冷的环境就是流浪女艺人要面对的真实处境。《化妆》中早年目睹姐姐悲惨遭遇的赖子顽强地面对苦难,她的境遇不得不使我们反思究竟是现实的残酷塑造了饱经风霜的艺伎,还是惯看秋月春风的艺伎放大了现实的无情。在她身上,传统艺伎的柔弱不堪、羸弱瘦小让位于苦难压迫下,反抗悲惨现实境遇与波折命运的坚强、果敢。她的冷静和隐忍、谨慎又决绝同样是艺伎群像的真实写照。

《化妆》中最终完成复仇梦想的赖子褪下凌厉的复仇外衣,展露出可爱善良的一面,经历生死的考验与抉择后仍能够“返璞归真”,一心向善。她对理想甜美幸福的爱情生活有着始终如一的渴望的,而这就是其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的最佳自我报偿。永井荷风的《濹东绮谭》里刻画的那个粗俗至极,毫无温柔可言的阿雪或许是艺伎中的一个另类,但她真挚流露的情感实实在在地显出她的自然、憨厚与淳朴,那种依赖男性的心理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拥有真真切切的现实力量,惹人垂怜。作家在文中书写的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②,形诸笔端便构成了纪实性的人性书写。

三、自然主义基础与现世价值

尽管也有艺术家关注艺伎的生存状态,但20世纪前都将艺伎作为娱乐赏玩对象,欣赏的角度仍然停留在远距离的消费层面。这一点只能称作文学领域的脸谱式刻画,典型代表即以艺伎为主题的浮世绘创作。而在20世纪初至二战之后,作家们纷纷调转笔向,将她们看作平常的普通人,努力挖掘她们身上最真实的群体特征与个体风采。其中唯美一派的仍从看待艺伎的传统角度生发开去,突出其单纯善良、天真无邪或美艳动人、温柔顺从的一面;而在自然主义作家的笔下,艺伎多的以平凡中带有苦涩、辛酸里夹杂悲惨的可怜姿态出现在读者的眼前。后者背后绝不仅仅是作家自我思想意识的凭空捏造,而是由现实而来的真实现象的凝炼和升华。她们的身份是下贱的,她们生活拮据,家境堪忧,不得不被动地面对被卖作艺伎的悲惨命运,或者低头屈服现实,主动选择艺伎这种一眼望到头的职业。她们的职业纯洁性往往遭受挑战,有时不得不被顾客欺负凌辱;社会地位相比于吉原江户时期一落千丈;至于收入也不再能供给她们衣食无忧的日子;但她们的爱情却仍然显得那么渺茫,人生之路也仍然是那么的狭窄。基于这种社会现实,自然主义作家有了合适创作的素材和真实的抒写对象。在以德田秋声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笔下,出生卑微而遭受生活欺凌,一步一步顽强生存的艺伎绝不是银子、阿雪等几个人,支撑她们形象的是艺伎群体的现实存在,大范围的普遍情況使类似银子这样单个的人物变得丰满、可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艺伎的文学形象发生改观——由之前刻板的色艺双绝到现在揭示后的隐忍艰辛——捕捉现实的自然主义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时至今日,日本艺伎在三大艺术传播媒介(影视、文学、绘画)中都有出现。绘画追求形神兼备的美感,影视讲究故事、情节的连贯,而文学则侧重于人物的刻画和人性的挖掘。前两者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报道途径,而“典型的报道最终带来的“非典型”③传播效果对艺伎这样一个在普通人心目中显得神秘的少数群体来说则有着更加不容忽视的意义。20世纪日本文学中的艺伎形象,或由传统开“新枝”,或借助自然主义的背景,成为众作家笔下精心雕琢的对象,她们一同组成了与旧有的艺伎的刻板模样截然不同的底层艺伎群像。文学“艺伎”们最浅层的价值是在客观上实实在在地记录了这个行将没落的职业,其次是描绘了20世纪下层娱乐产业从业人员的艰难生活实景。同时并行不悖的,是她们以温良、恭顺、美丽等行为符号塑造、演绎了亚洲男性心目中理想化的女性行为范式。最重要的是她们将诞生于日本的独特文化产物永远的定格在文学作品里,将艺伎身上的美学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传承下去,以至于在今天,以艺伎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仍需要从文学作品里挖掘、寻找灵感和人物塑造的蓝本。

四、结语

文艺作品中的艺妓形象来自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作家们在文学作品表现着那个时代艺伎的群体特征,又在小我的层面体现平凡人的喜怒哀乐。尽管囿于时代的条件限制,现实生活中艺伎产业逐渐没落,但20世纪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艺伎形象却熠熠生辉,不断散发她们的美学光芒。

注释:

①周碧琬,王全权.论宗炳“澄怀味象”的生态美学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2018,(03):66-70.

②缪军荣.人文学术研究与体验[J].社会科学辑刊,1995,(05):40-45.

③刘日照,程嫩生.典型报道的“非典型”传播效果研究[J].新闻知识,2018,(06):27-31.

参考文献:

[1]房凯歌,赵钰龄,孟令韬.试论川端康成小说中的艺伎文化——以《雪国》《伊豆的舞女》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18,(07):221-222.

[2]于天翔.男性视角与西方视角下的东方女性形象塑造——以《艺伎回忆录》为例[J].新闻传播,2017,(17):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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