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晨/ 文

一、引言

2019 年3 月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名单出炉，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在公司管理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型公司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创新在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和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支撑作用。结合我国发展实际，经济模式已由传统的技术引进转向自主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结构性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85%的经济增长可归因于科技的发展（Rosenberg，2006）。企业是社会进行创新的主体，推动企业创新是促进整个社会创新的关键举措。分析企业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厚的现实价值，对于理解微观企业管理更是有着重大意义。

从理论与实践角度看，经历过专业学术训练的高管，其逻辑思维和行动风格会更加严谨和保守，同时专业知识的积累使其对产品和行业发展有着更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因此，高管的学术经历使其在决策过程中更注重企业长远发展，重视研发对公司的影响。从公司治理角度，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持股会从股东和管理层本身影响到管理层决策，进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行业角度，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的公司，高管在进行决策时的侧重有所不同。

本文以我国A 股上市公司2011—2017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学术经历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会对公司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使用其他研发代理变量之后依然十分显著。同时，本文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会对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研发决策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在大型国企管理层限薪背景下，增加高管持股可以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与接近垄断和竞争程度极高的行业相比，竞争程度适中的行业中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对企业研发影响更为明显。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高层梯队理论”由Hambrick＆Mason 于1984 年首次提出。该理论指出公司管理层团队特征会影响其团队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念，进而会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

学术经历表明其经历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借助已有的理论和知识，对科学问题进行分析、假设、探究和推断。我国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一般指在科研机构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或者高校教师等。高管的学术经历表明其经过了严谨的学术训练，有能力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同时学术精神要求研究者注重研究的严谨性与结论的准确性，因此其在逻辑推断方面更加客观和全面。已有研究发现经历过专业学术训练的高管，专业知识的积累使其更能把握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Francis et al.，2015），更具远见卓识，对产品和行业趋势有着更敏锐的分析和判断（Audretsch&lehmann，2010）。

综合上述高管个人特征和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高管学术经历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

代理理论最初由Jensen 和Meckling 于1976 年提出。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于最终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在经营决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分歧。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或价值关系的认识，存在正相关、负相关、正U 型关系、倒U 型关系等多种观点，反映出股权集中度确实会对公司治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国有企业控股人与实际管理者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王玢，2018），公司高管在决定进行创新研发决策上比较困难。反而非国有企业，公司内部都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注重公司绩效，创新积极性高，重视企业研发。持股较多的股东可能会与公司管理层争夺控制权，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尹开国，施婷婷，2016）。

综合上述高管决策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会受到股权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这一点在非国有企业中比较明显。

创新可以在长远角度上增强企业的外部竞争力。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长远竞争力的源泉，外部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激励公司任命专业技术性强的高管，推动公司进行科研创新，提升创新产出水平，增强竞争力。当外部市场竞争比较小的时候，例如绝对优势行业或者垄断性行业，公司的地位和利润更多受到市场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股东和管理层对研发投入的动力并不是很明显。

综合上述高管能力与行业集中度之间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竞争程度不同时，学术型高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央企高管发出限薪令。截至2019 年3 月，我国央企公司制改革已经全面完成，大量大型国企实现了股权激励，国企高管利益与企业利益更加紧密，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在高管薪水受到限制、央企混改完成的背景下，我们探究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持股对其研发投入产生的影响。

综合上述大型国企公司制改革和薪酬股权激励，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限薪背景下大型国有企业中，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持股会对企业研发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统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7 年所有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为了保证文章数据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本文针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做了如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高管团队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或者异常的上市公司的观测值。最终得到11729 个公司的年度样本。此外，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财务特征变量进行了1%和99%的winsorize 处理。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SMAR 数据库和Wind 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1.企业创新投入的度量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本文采用最为常用的企业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度量企业的创新投入。

2.高管学术背景的度量

本文中解释变量Academic 为高管学术经历的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有成员具有学术背景，则Academic=1，否则Academic=0。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已有文献中对公司治理有关的主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控制了企业的公司财务特征（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杠杆率、公司成长性），公司的治理结构（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一、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

变量定义如表1：

表1 研究变量的说明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因变量R&Di,t为企业i 第t 年的创新水平，Academici,t是企业第t 年管理层团队有无学术经历高管的虚拟变量，是Top10i,t为企业i 第t 年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owni,t表示企业i 第t 年高管持股情况，企业Academici,tTop10i,t是高管学术经历和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Academici,towni,t是高管学术经历和高管持股的交互项。Controli,t,k代表企业i 第t 年的第k 个控制变量，Year、industry 分别代表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控制变量来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小值为3.588，最大值为100，均值为58.420，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还较为集中。企业规模最小值为17.81，最大值为27.96，上市公司的规模总体差异较大。企业的资本结构最小值为0.0075，最大值为0.999，说明各个企业间的资产负债率相差较大，但整体比较保守。企业的成长性最小值为- 0.765，最大值为53.97，均值为0.291，企业成长性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未有超过0.6 的临界值，这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种共线性。

（三）多元回归分析

1.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以R&D 为被解释变量，对变量进行分步回归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首先将高管学术经历对创新投入进行回归，然后引入公司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最后将行业和年份进行控制再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表2 报告了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检验结果。第1列不控制任何变量结果，Academic 的系数为1.486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 列加入了企业相关财务特征变量，Academic 的系数变为1.1329，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进一步控制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和年度效应此时，Academic 的系数取值为0.6612，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进行创新有着显著的影响，假设1 得到了支持。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对行业、年份和公司变量进行控制，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产权性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表3 报告了产权性质对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检验结果。第1、2 列将企业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两种Academic 的系数都大约为0.6 左右，且没有显著区别，说明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高管学术背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中国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国有企业是科技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企业创新上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在研发效率上，国有企业并不低于非国有企业（肖兴志，2011）。所以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学术型高管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差别不大。

2.股权集中度、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为考察股权集中度是否会对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研发决策产生影响，我们在公式（2）中引入高管学术经历和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全样本回归，交互项Academic*top10 的系数为- 0.0103*，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高管学术经历通过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国有企业的检验结果，Academic 的系数变为0.0504，不显著。民营企业检验结果，Academic 的系数为1.871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交互项Academic*top10 的系数为- 0.020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学术经历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在高股权集中度的企业中，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在进行研发决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大股东的影响，创新投资会更加保守。这与前人关于公司大股东的相关研究一致。

3.行业集中度、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检验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竞争程度与高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关系，我们以HHI 指数作为衡量外部市场竞争程度的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回归。HHI 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广泛使用在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HHI 用某行业上所有企业的资产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其公式为：

其中X 表示市场的总资产规模，Xi表示i 企业的资产规模，Si表示第i 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 表示该行业内的企业数。本文按照行业内部企业的资产总数计算了所有市场的HHI指数，并按照HHI 指数进行分组。

我们发现，在行业集中度最强和最弱的两个组里面，高管学术经历和研发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很显著。而在行业集中度适中的分组中，高管学术经历和研发投入有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在市场集中化程度适中时，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结合自身专业技能，对公司研发投入有着更深的影响。随着市场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垄断逐渐取代竞争，专业性强的高管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较小。当市场集中化程度特别低时，公司创新尚不是极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学术型高管对研发投入影响较小。

4.大型国企高管持股、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复杂，先前大量研究表明国企高管受薪酬激励较强，受持股激励较弱。但是考虑到限薪背景下大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完成，本节选择全样本中国有企业市值的前30%、共263 家970 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在限制薪水的情况下，持股对学者型高管研发投入的影响。我们在公式（3）中引入高管学术经历和高管持股数的交互项进行回归。Academic 的系数为0.781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交互项Academic*own 的系数为0.119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大型国有企业高管限薪背景下，高管持股可以有效促进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进行投资研发的决策，与股权激励理论相符合，验证了我们的假设H4。在限制薪水背景下，通过股权激励，将大型国有企业高管和公司价值联系在一起，提高学术型高管积极性，避免人才的流失。

五、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对之前所做内容作了稳健性检验。

第一，我们更换了前文提到的研发投入比例的测度方法，使用了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新的衡量指标来重新测度创新投入。开发支出指开发过程中资本化后但还没有结转为无形资产的部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R&D_2），然后进行多元分布回归。我们看到Academic 的系数为0.003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在使用了新的变量之后，高管学术经历依然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了H1 的正确性，保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为排除本文结果由小市值上市公司所驱动（Bali，2017），本文对公司进行分组，选择了市值前50%的公司进行处理来重新研究股权集中度、高管学术经历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选取市值前50%后的回归结果。国有企业市值最大的前50%中，高管学术经历与交互项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学术经历和其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极其显著，与前文结论相符合，证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第三，本节选择全样本中国有企业市值前20%、204 家共725 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在限制薪水的情况下，持股对学者型高管进行研发投入的影响。高管持股对高管学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检验结果中Academic 的系数变为0.66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交互项Academic*own 的系数为0.1126，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相符，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A 股上市公司2011—2017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学术经历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与公司研发投入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会影响到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进行研发投入。在国有企业改革限薪大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持股可以有效增强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学术经历对公司创新投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核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在选拔、聘用高管的时候，可以将是否有学术经历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进行判断，进而影响企业在创新研发中的投入。在非国有企业中，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会对高管研发投入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在一些需要转型和变化的行业、企业中，大股东应该减少对公司决策的干涉，给予专业性强的高管更多的支持，有利于企业创新性的增强。竞争程度适中的行业中，加强引进学术型高管的力度，提高管理层团队的专业水平，保持产品在行业中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将管理层持股等市场化机制引入到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以促进其做出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治理决策，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